李劼：阿伦特的平庸之恶

2020年06月02日 3:25 PDF版分享转发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原创李劼雅典稷下

无论是作为流亡者，还是作为极权主义的受害者和不妥协的反抗者，我与阿伦特的立场都没有什么不同。区别仅在于面对的极权者有别，但其极权的本质是一样的。阿伦特从政治学家角度提出平庸之恶，可以理解。但假如将这一说法转换到哲学角度，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正如阿伦特自己所意识到的，哲学关心的不是人类而是单个的人；而问题的关键就恰好在于，平庸之恶是属类之恶，还是单个的个人之恶？换句话说，是复数的族群之恶还是单数的个人之恶？阿伦特为纳粹军官艾希曼所作的辩护之所以引出巨大争议，与其说是一位犹太学者站在了替纳粹辩护的立场，不如说是阿伦特没能说清楚平庸之恶究竟是群体之恶还是个人之恶。因为平庸难以导致群体作恶，相反，假如个人有能力作恶，那么肯定不平庸。当阿伦特为艾希曼辩护时，显然是在为那一个纳粹军官而不是所有纳粹军官作辩护。但问题恰好是，这不是政治立场，而是哲学立场。阿伦特给出的辩护理由平庸之恶，却不仅仅是艾希曼个人之恶，而是全体纳粹甚至所有与纳粹站在一起的群体之恶。可见，阿伦特搞混了自己的哲学立场和政治立场。从政治立场来说，平庸之恶就是定位在纳粹群体上，那是复数的他们，而艾希曼则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也就是说，艾希曼不是哲学所面对的单个的个人。在此时此刻的政治面前，哲学是无能为力的，并且是不应该掺和其中的。假如阿伦特要探究艾希曼作为单个的个人的所作所为，那么就应该坐在自己的书房里，而不是站在以色列的审判台上。阿伦特的错位就错位在将理当在书房里思考的哲学命题，带到了政治舞台上，带到了法律审判台上。她要在政治舞台上展示她的哲学家风范。她藉平庸之恶之说一举成名，但也被平庸之恶弄得两面不讨好，里外不是人。那个被审判的群体不会感激她的辩护，那个审判的群体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替纳粹杀人犯辩护。最后的死刑判决，在艾希曼是罪有应得，在阿伦特是灰头土脸。

平心而论，作为一个政治学家，阿伦特是有才华的；但作为一个哲学家，阿伦特却是平庸的。虽然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但她始终没有弄明白过海德格尔的学说。海德格尔的存在是明确的，只能是单数的个人，不可能是复数的人们。海德格尔的存在者也是明白无误的，意指复数的存在者们，而不是必须经由此在抵达的存在。海德格尔的整个存在论里，最含混最难说清楚的，就是那个此在。因为此在的位置是在存在者和存在之间，倘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维度，那么彼此又是交叉的，间杂的。要是很尖锐地问海德格尔一句：此在到底是单数还是复数？海德尔格未必能够回答清楚。海德格尔一方面将此在定位于单数的个人，作为属我的此在；同时，又以我的在世、或者说是单数的在复数之中的理由，说我悄悄地归之于我们。这便是海德格尔会在晚年说出“作为此在的我们”的来由。海德格尔不知道他在此在上的这种含混，最后会害了他的学生阿伦特。当阿伦特说出平庸之恶时，她不知道那不是此在之恶而是复数的存在者群体之恶。作为存在之人，是不能被类化的。人与人类是有本质区别的。假如一个人不能独立于人类，那么该此在的存在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阿伦特显然不想被类化，被复数化，但她没必要把她之于存在的向往套到她的辩护对象身上，企图把一个纳粹军官从群体的平庸之恶中解救出来。此在是独一无二的。海德格尔没有说清楚，或者说没有意识到，从而也没有明确从存在者到此在的范畴转换，实际上就是从群体到个人、从复数到单数的嬗变。假如阿伦特能够读懂海德格尔的话，那么她会发现老师的这个软肋。因为事实上，作为此在的我们是非常可疑的。作为此在的我，比作为此在的我们更具存在意味。阿伦特没有读懂海德格尔，所以就顺着海德格尔那个含混不清的此在，把自己的向往移情到自己的辩护对象身上。因为彼此都是在之中的此在。阿伦特要显示自己的不在之中，显示自己这个犹太人与整个犹太群体的不同，显示自己的不同凡响，显示自己如何的鹤立鸡群，显示自己不仅只是一个政治学家，同时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于是挟平庸之恶一说超然于法庭之上。

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一说确实让她在知识分子当中获得了明星般的耀眼，当然，让她的犹太族群失望透顶，痛心疾首。这与其说阿伦特有什么过人的智慧，不如说阿伦特的表演欲实在太强了。这在海德格尔应该是有所不为的。因为海德格尔虽然没有说明白此在的定义，但海德格尔知道自己的此在位置。阿伦持为海德格尔所作的辩护倒是恰如其分，海德格尔的失足纯粹是个人选择，亦即作为此在的海德格尔是单数的，不是复数的；作为此在的海德格尔不是什么我们，而就是我。不管海德格尔再强调此在如何的在之中，也无法将这位意识到了存在诗意的哲学家，与纳粹群体混为一谈。这就好比周作人就是那一个周作人，而不是什么汉奸卖国贼。纵观人类历史，不知发生过多少出单数被复数劫持、个人被群体淹没的悲剧。在复数与单数之间，在个人与群体之间，在存在者与存在之间，海德格尔提出此在，是非常勇敢的。尽管最后还是要退回到我们之中，但海德格尔至少意识到了此在之于存在的指向。这在华夏先秦诸子时代的杨朱，是用贵己表达的。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核心，其实就是贵己。海德格尔虽然没有读到杨朱的贵己，但他晚年醉心于老聃哲学并非没有来由。道可道非常道，在个人的存在与群体的利益之间，是无法言说、无以沟通的。并且一说便俗。阿伦特就是入了这样的俗。最后，获得了名声，放弃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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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说人类有原罪，其实真正的原罪是源自单数被复数所绑架、个人被群体所制辖。当阿伦特意识到群体的平庸之恶时，无意间却把自己投放在了知识分子群体当中。也就是说，她指出某个群体的平庸之恶，是表演给另一个群体看的。这在昆德拉叫做媚俗。而这正好是她的好友本雅明很热衷的事情。她的导师海德格尔虽然声称作为此在的我们，但骨子里是非常孤独的。阿伦特害怕那样的孤独，本雅明也绝对不甘寂寞。媚俗，其实正是上世纪大多数知识名流尤其是左翼知识精英的共同追求。阿伦特的声名鹊起，其实是迎合了那样的潮流。

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潜台词，无疑是悄悄地反衬自己的精英之善。且不说精英是否一定是善，有必要指出的是平庸并非就是普通群众的特征，而是社会所有阶层都可能遭遇的沦丧。人人生而平等的涵义中，没有人人生而平庸的内容。一个数学教授在讲台上津津有味地讲说着斐波纳齐数列，一个种植向日葵的农夫在田地里不声不响地播种着斐波纳齐，一个卖菠萝的小哥在路边摊板上开开心心地削着斐波纳齐。在斐波纳齐面前的这三个人每一个都展示了各自的活法，没有什么高低贵贱可言。生命的质地不是取决于从事什么行当，而是取决于内在的世界是否开启。砍柴的慧能一下子就明白《金刚经》在说什么，饱学的知识精英神秀却怎么都不明白《金刚经》的奥义所在。数学教授眉飞色舞斐波纳齐之际，未必知道斐波纳齐螺旋之于生命与宇宙的同构意味。种植向日葵的农夫，其内在世界没准已经有了斐波纳齐式的旋转。不管怎么说，这三个人都各司其职，了无平庸之恶可言。

恶，通常是在这三个人被组织化被群体化之后呈现的。当这三个人被群体化之后，数学教授或许会以斐波纳齐法则论证海洋对面的某个岛屿是我们的，种向日葵的农夫或许会认为向日葵不该朝着太阳而应该朝向领袖，削菠萝的小哥或许会提着刀子寻找日本车出气。这就好比当年的日本武士，独自练武没事，一旦被组织起来，就会变成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德国纳粹的作恶同样如此，不是源自平庸，而是缘自被组织了。平庸与作恶很难联系到一起。课堂里的教授再平庸，也不构成作恶。但教授被组织起来，融入群体里的作恶就成为可能。因此，作恶的根源不在于平庸，而在于单个的个人被组织，被群体，被复数化。倘若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加以表述，那么就是此在一旦被共在，存在就会被遮蔽，此在本身就有了沦丧的可能。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的重大迷失之一，乃是始终没有区分出此在的生存结构和存在结构。此在的生存结构其实是我被们化的结构。单个的我，是没有利益诉求因而也不需要Care不Care的此在。我会产生Care的困扰，是因为进入了们的复数共在。一旦此在摆脱们的困扰走向存在的去蔽，那么Care也就自然消失了。可见，此在的存在结构里是没有们的位置的，因而是走向去蔽的，是不再需要Care的。海德格尔终其一生都没能领悟此在其实由两个结构交错而成的，一个是生存结构，一个是存在结构。生存是烦恼的，惟有去存在才不再烦恼。这样的交错导致了此在有一种道可道非常道的纠葛。可惜，海德格尔晚年即便读了《道德经》，却还是没能意识到此在这两个结构的界线在哪里，故而会有“作为此在的我们”这样的偏颇。

在海德格尔失之毫厘的地方，阿伦特差之千里。阿伦特显然不懂存在的单数性和生存的复数性，但又非常想在自己的族群中脱颖而出，一鸣惊人。审判一个纳粹军官原本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法律程序，但阿伦特别出心裁地非要弄得与众不同，将被审判者归之于平庸的恶。这样的自作聪明既让所有的德国人不知就里，也让她的希伯来同胞不知所措。因为倘若纳粹之恶只是平庸所致，那么被纳粹迫害的犹太族群也同样很平庸，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惟一不平庸的，似乎只剩下说出平庸之恶的阿伦特一个了。被阿伦特搞糊涂了的犹太同胞，虽然照常判处了纳粹军官死刑，但始终没弄明白阿伦特唱的究竟是哪一出。在一旁使劲鼓掌的，应该是阿伦特的那些左翼知识分子朋友，他们操办的媒体把阿伦特捧成了思想明星。

由于阿伦特的高耸入云，平庸之恶的说法，至今一笔糊涂帐。但作恶的真相到底是平庸还是被组织被群体被复数的结果？还是应该说说清楚。过去有说，法不责众；如今须知，恶在从众。此在的个人倘若不从众的话，那么就不会作恶。作恶与平庸与否，无关。海德格尔并不平庸，但他接受并且加入了那个叫做纳粹的组织，即便不曾作恶也只能承担恶名。相反，阿伦特作为遭受迫害的一方，不存在作恶不作恶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就不平庸。且不说其它，仅以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一说，就证明了她的平庸，不是作恶的平庸，而是媚俗的平庸。阿伦特所媚的既不是纳粹，也不是被纳粹迫害的犹太同胞，而是欧美左翼知识分子群体。

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一说，完全掩盖了个人被组织化被群体化被复数化的可怕后果。因为作恶的源头不在于平庸与否，而在于被群体化以后的从众心理。换句话说，当单数被融入复数之中，当个人被群体完全同化，那么作恶的可能就已然潜伏了。一个怯懦的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也许会产生与群体一起被屠杀好过自己独自被杀的抱团取暖心理；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只要被组织化被群体化就会随之走向作恶，群体要打人就打人，群体要杀人就杀人。群体犯罪仿佛不是犯罪，一如群体遭殃似乎就不算遭殃。平庸与否并非作恶的症结所在，群体本身才是问题。阿伦特以平庸之恶取代个人被组织化被群体化之恶，暗含的一个前提就是标明自己不平庸，标明自己与众不同。事实上，无论是从此在的生存结构还是其存在结构来说，阿伦特借助平庸之恶建造的道德制高点，都是不成立的。平庸不平庸的判断，需要一个完全置之度外的存在维度。阿伦特不在这个维度上。阿伦特能够承认的无非是群体不群体；然后直截了当地说出，群体之恶，从众之恶。

但阿伦特不愿如此坦荡，而是向公众尤其是向向媒体悄悄地耍了个滑头：以平庸之恶，将她自己连同她那伙西方左翼知识精英从各自所属的群体中摘取出来，一起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成为平庸之恶的旁观者，批评者。直到时过半个多世纪，人们才发现，原来最平庸的恰好就是当年那个狂捧阿伦特的左翼知识群体。而他们的平庸之恶，又恰好来自他们互相吹捧互相标榜的群体性，无论号称什么学派，还是成群结队的学者教授。他们败坏了西方学府，他们荼毒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传统。当年从群体中脱颖而出的单数，被他们打回复数，并且是群居、群交、吸毒、爱滋病的复数。此在因为无法摆脱群体而被再度关闭了去蔽的可能。而以平庸之恶掩饰群体之恶的阿伦特，最后留给世人的，只是影幕上那位表演者故作优雅地夹着香烟的手指。手指是枯瘦的，香烟隐喻着虚荣。我曾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称作存在与虚荣，我在阿伦特那个平庸之恶的指责中发现的，也是同样的虚荣。

无论是数学教授，是种向日葵的农夫，还是削菠萝的小哥，全都不平庸也都不作恶。前提是他们不被组织化不被群体化。在没有组织化没有群体化压力的世界里，斐波纳齐螺旋始终优美动人。

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中国大陆的许多公知竟然大都以阿伦特的平庸之恶安身立命。我因此不得不强调，没有什么平庸之恶，有的只是从众之恶。从众犯罪就是刑事犯罪，法庭的判决是合乎法律的，也是基于事实的。阿伦特企图在哲学层面虚构平庸之恶，不仅在法律上不成立，在哲学上也是荒谬的。阿伦特惟一的成功是藉此建立的道德制高点，获得欧美左知掌声如雷。阿伦特当然不曾想到，会成为另一个时空里的公知伦理。公知的特征在于群体性，一方面是抱团取暖，一方面是自认为代表民意。这倒是与中国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中的儒家传统不谋而合。而我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不从众，不拉帮结伙，即便站在一起也是一个一个的，不是一伙一伙的。我只表达个人观点，从来不曾想过成为民意代表。因为我在意的是思想，不是政治竞选。我同时希望公知们应该划分清楚自由思想和民意政治的区别。从公知转身政治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把思想与民意混为一谈，在思想的掩护下获得民意的充分化。须知，思想通常是孤独的，但争取民意是极富大众效应的。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正是在思想的掩护下获取政治效应的经典操作。

相比之下，海德格尔没有这般手段。海德格尔的从众确实有其哲学根源，日耳曼民族的我们意识。所以他无法将此在与我们切割。这在斯宾格勒也是一样，文化的因子在血液里。海德格尔和斯宾格勒都坚守自己所隶属的我们。这并非老谋深算，恰恰是为学为人的诚实。阿伦特的尴尬在于不愿认领自己所属的希伯来族群，又想占据假装超然的道德制高点。虚荣背后透着不诚实。

就算阿伦特有权利保全自己，不挺身而出。假如她在逃难路上不忘帮助他人有过助人之举，给人的观感也会好很多。我知道阿伦特是许多人的效仿对象，尤其那种高高在上的指点众生，站在最安全的位置上批判极权，又舒适又风光，很容易让知识人羡慕。就像波伏瓦一面论女权，一面在异国他乡做恋爱中的小可爱，什么都到手了。这在海德格尔和斯宾格勒都是有所不为的。

其实，阿伦特替艾克曼所作的辩护转换成中文应该是蠢货之恶。她想告诉法庭，眼前的这个纳粹军官只不过是众多蠢货当中的一个。每个族群都有这类蠢货。你们要较真就请便吧。阿伦特根本不管被辩护的德国军官什么感受，也不管以色列法庭什么感受，她要的是她自己的语惊四座。就此而言，她成功了。

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拜倒在阿伦特的成功之下，可能我是很少数的不以为然者。因为我感佩的是诸如此类的芸芸众生：平时不谈高大上话题，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从容不迫。也许只是个修电脑的小哥，或者是个正在读书的学生妹，突然听到街上的动静，不约而同地走了出去，毫无畏惧地迎向黑暗。他们如今不知所踪，我为他们祈祷。他们没有组织，不入群体，纯粹个人义举；毫无名利，惟有默默无闻的牺牲。在这样的义人面前，阿伦特显得极其平庸。尽管她一点不傻。老实说，倘若她能够傻一点，反倒让我肃然起敬。但她太聪明了，聪明得令人无法恭维。我能够说的只是，平庸的阿伦特写下了那个提出平庸之恶的报告。

李劼：旅美作家，思想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并在该系执教十多年。1998年赴美，现居纽约。80年代至今，发表大量文章，在海内外出版有文学评论集《个性•自我•创造》，专着五卷本《李劼思想文化文集》，《中国文化冷风景》、《百年风雨》、《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美国风景》、《木心论》等；以及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商周春秋》、《汉末党锢之谜》，长篇小说《丽娃河》、《上海往事》、《星河流转》等。

发文者：吴一舟发布时间：6/01/2020 12:21:0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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