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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苏晓康：中国就是一个三流国家（杨小凯斥林毅夫）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按：网传有名嘴发飙，称若非六四屠杀，中国便是一个”三流国家”，似乎很替中南海庆幸。此”三流议论”因涉及是非，必须驳斥；但是更明显的谬误，乃是中共集权令中华民族的道德、山河，都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却被一笔勾销，令我再此想起杨小凯，他的先知式预言，被中国三十年倒退挥霍所证实：人大代表百分之百拥护专制、华北平原六十后成不适人类居住地区、全国七大水系全部污染、能源百年内枯竭、人口红利告罄，计划生育国策将中国变成一个未富先老、无儿无女的可悲国家，连”三流”都不是了。再贴『杨小凯斥林毅夫』。】
中国的”新洋务”，并未进入西方学界的视野，那里似无人在乎（或者看不懂）东方这么一场巨大的经济行为，诚为悲哀，也叫他们后悔不已；但是中国的经济学界，争论早已激起，有所谓”歌德派”和”唱衰派”，但是比较专业的，据说是杨小凯、林毅夫、张维迎的四次交锋，焦点是”国家进步有无捷径？”这是官话的表述，应该解构成这么一句：落后国家有无投机取巧的路径？林毅夫论证：”中国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而制度转型并非决定性因素。”由此产生以下问题：
A、制度模仿和技术模仿
很多争吵，毫无意义，引一句杨小凯的话，便可一言以蔽之：
『我讲的后发劣势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有一位过世的经经济学家叫沃森，他在财政联邦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很有建树，”后发劣势”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他提出的英文名称叫”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麽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这样做的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B、宪政和专制在经济发展上的优劣
因为中共这个制度，一路靠”坑蒙拐骗”（韬光养晦、战略机遇)而来，亦颇为得手，当然乐见学界将他们这一套”下三路”，诠释出”后发优势”理论来，可登大雅之堂，但是绝对想不到，所谓”御用经济学派”里有一个大将，竟然是台湾金门前哨的先锋连长，泅海投奔而来的，林毅夫以诠释大陆”经济奇迹”为投名状，不会有任何负担，以交换成为一个常任的全国政协委员。
然而远在澳洲的一个普林斯顿博士，被视为”最有能力摘取诺贝尔奖的华人经济学家”，却对故国”奇迹”忧心忡忡——”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执政党从事赢利性事业”、”制度化腐败”等等，他就是杨小凯，前文提到他在八九年曾致信赵紫阳，这次他站出来批驳”御用经济学”，与林毅夫有一场”制度”的论战，他举例力陈”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
其一是英国的例子。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一套宪政游戏规则，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被限制住了，人民的机会主义也就跟着减少了，所以工业革命才会在英国发生。机会主义也就是坑蒙拐骗，这在中国目前非常盛行，个体户的坑蒙拐骗只是小事情，真正的问题是政府的坑蒙拐骗。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就是国家机会主义。只有在宪政制度下，政府”分饼”才能尽可能公平；
其二是苏联的例子。靠国有企业、专制制度和中央计划，绝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工业化。苏联1930年代却用这一套，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这是短期的成功，曾经被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批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它的后果，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未稳固建立起来，俄国人民为此付出极高代价，不但长期经济发展受损，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至死。这是一个后发劣势的例子；
其三是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也是”好资本主义”与”坏资本主义”的对比。南美洲资源丰富却是发展中国家，北美洲资源贫乏却是最发达地区，原因有三：一是北美实行地方自治，税收主要用在地方发展，而南美宗主国只是把殖民地看作一个税源，地方自治性很弱；二是北美是一个新教国家，南美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而天主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负面的，基督教影响则是正面的；三是北美实行的是联邦制，而南美实行单一制。”坏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还有收入分配不公，抑制经济发展；
其四是林毅夫用印度做例子，来说明宪政改革不是成功的经济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杨小凯则分析，印度是个自然条件极差的国家，由于年降雨量极少且极不稳定，19世纪前，印度经常因为干旱发生饿死几百万人的大规模饥荒。英国殖民印度前，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低得多，印度独立后由于实行了宪政体制，虽然经济发展表现不佳，但却再没有发生大规模饥荒。而中国的自然条件比印度好得多，但却于风调雨顺的1959年发生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连刘少奇都痛心疾首”人相食，你（毛泽东）我是要上史书的！”其次，他又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指，印度1949年独立后废止英国人的自由贸易制度，推行自给自足，学习苏联搞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发展很多国营企业，限制自由市场和私人企业在发展中的作用。印度比中国迟十年左右才改革这套苏联式发展战略，因此，印度经济发展与中国的差距并不是宪政体制造成，而是苏联式的发展战略造成。以印度的自然和社会发展条件，如果没有宪政体制，印度今天一定是内乱，种族冲突不断，大规模饥荒不断的国家。
其五清朝的洋务运动，是历史上的一个例子。日本政府是抱着当个”好学生”的态度模仿资本主义制度，基本不搞国营企业，政治制度也学西方，搞政党自由和议会政治，只是不肯放弃天皇的实权。但是后来中国搞的洋务运动，却想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再加上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这一来就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垄断资源，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
其六杨小凯目睹”新洋务”又在重复旧洋务：
『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以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在今天却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
我国家电行业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另几个中国的后发劣势的例子是电子商务，股市和期货市场。中国股市的硬件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香港，但它严格限制私人公司上市，也不给私人公司开证卷公司的许可证，因此股市成为向股东吸血来补助低效的国有公司的工具。大家已看到了国有公司垄断的条件下，期货市场买卖就是坑蒙拐骗，不可能成功。对于电子商务，有不少人相信网络经济中国有后发优势，但我却相信电子商务方面中国也有后发劣势。只要看看绝大多数网络公司都是国有公司或合资的，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合资在洋务运动时期叫做”官商合办”，也就是说政府控制，而最近南韩的教训告诉我们政府控股是要坏事的，信用卡和私人支票都无法普及。
中国50年代也自认在电子工业中有后发优势，结果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成了历史笑话,当年在电子工业方面与中国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实实学资本主义制度成了工业大国。二战后，美国军事占领当局为日本起草了一部宪政主义(而不是将政府的无限权力制度化的苏联式)的宪法(由公民投票通过)，国会又通过公平竞争法，解散了垄断性私人财阀，形成经济中的战国纷争局面。宪法中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及专利制度成为日本成功的动力。
C、经济学要讲良心
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学者”良心”。并不需要很多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1956年强迫合作化的事实被人说成自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圈地运动股份化运动中人所共知的大规模贪污，在中国经济学的文献中却找不到系统的纪录，还是一个不做经济学术研究的何清莲用记者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记载。因此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大声疾呼，经济学界的研究要讲良心，要尊重事实，不要替有权有势的人做宣传造势。』
杨小凯大声疾呼，却壮志未酬，英年早逝，在2004年罹患癌症去世，享年56岁。2018年杨小凯亲友和学生共同努力，编译集结《杨小凯学术文库》（九卷本）出版，凝结了他一生的思想精华；1968年文革中，他年仅19岁发表一篇”中国往何处去”，获刑十年，后再成为最早从经济学识破”中国崛起”的先知，其结论被中国惊心动魄的腐败和权贵社会所证实，虽然他生前是寂寞的。世间已无杨小凯。
摘自『鬼推磨』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