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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王竞 - 汉娜•阿伦特：有温度的世纪化身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作者： 王竞 （作家、中西文化项目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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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中旬，新冠疫情在德国平息下来，是第二波反扑前的安稳假象。我从汉堡坐火车到柏林，去看一个题为《汉娜•阿伦特与20世纪》的展览。这个展览原计划3月开幕，实际上5月才开始，10月结束。我拖了这麽久才去，是因为柏林比汉堡疯狂，一到周末就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戴口罩上街游行，抗议政府的防疫措施，大家都说柏林不安全。
1933年的柏林对汉娜•阿伦特来说也不安全，希特勒和纳粹上台了。夏末的一天，她和一位朋友坐在咖啡馆里讨论未来。朋友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马上就要移居巴勒斯坦，他劝阿伦特同行。阿伦特正在柏林做博士後论文，同时帮助一个犹太组织蒐集德国媒体上和公共场合中的反犹言论。她认为政局虽变，但还没到触及个人生活的程度，所以留了下来，没想到几天後被捕。1964年，她在德国电视台那场着名的人物访谈节目里回忆起这次拘捕，口气像个孩子在恶作剧：审讯她的警官人不错，她自己装傻一问三不知，几天就被放了出来。但她立刻做出了出逃纳粹德国的决定，借道布拉格和日内瓦，直奔巴黎。七年後，德军占领巴黎，她不得不再次逃亡，转道里斯本，1941年到达欧洲难民在美国的首选落脚点纽约。
我走到德国历史博物馆门口的时候，离预约的入场时间还有五分钟。疫情期间看展览，必须事先网上登记，并严格按照登记时间入场，跟进考场的程序差不多。博物馆内限制参观人数，一次不得超过65人。中午的阳光刺眼，贝聿铭设计的新馆用它中性的水泥色托举着蓝天。旁边就是军械库，希特勒执政时，每逢英雄纪念日，他就走进中庭发表演说。阿伦特若知道，有一天她会以这种方式重返柏林，她会怎麽想？
博物馆的水泥外墙也高高托起阿伦特展览的招贴画。1975年她去世後，留下的都是黑白照片，这张招贴也是黑白的，用的是她在芝加哥大学当教授时拍的一张正面照。高光从她的脸颊右侧打过来，额头、鼻梁和夹着香烟的手指亮得发白，托着下巴的手背和眼镜框是暗的，从烟头飘出去的灰色烟气成丝成雾。捕捉不住的是她的目光，既没在看我们，也不在打量这个世界，而是待在自己思维的某一处。这是一张充满思想家个性的照片，夺目的是印在上面的一句阿伦特语录，其实很短，因为字体放得大，排成了三行，「人没有顺从的权利。」
疫情期间，德国社交媒体上还流行着阿伦特的另一句名言：「可以把我隔离起来，但我不会孤独。」阿伦特不是语录家，也不是名言高手。她是一位政治理论家，一位拒绝哲学家身份的哲学家，一位风险自知仍挺身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14岁开始读康德，18岁爱上海德格尔，一生在思考和表态、表态和思考中度过。在如此高浓度的思想聚合里，难免不产生一些激荡人心的语句。
这些年来，阿伦特变得越来越流行。紧跟世界潮流，中国的社交媒体也在追捧她，微信公号里有大把关於她的文章，配的图覆盖了她从少女到中老年的标准照，俨然当今思想界的一号女神。阿伦特当上女神後让我很不安，她开始被社交媒体描眉画眼，根据快消品的性质被贴上标签。她的思想理论和个人经历被简化，被剥离上下文，被其他目的利用。而阿伦特视为根本的两种能力——独立的判断力和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的辩论能力——已经在社交媒体这个生态圈里被屏蔽掉了。甚至，社交媒体或许就是一个隐形训练场，正在用它的算法和排山倒海的流量逻辑把我们变得更加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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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展览的两位策展人很特别。莫妮卡•波尔（Monika Boll）是哲学博士、阿伦特研究者兼策展人，拉斐尔•格罗斯（Raphael Gross）是德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本尊。二人筹备这个展览好几年了，达成的共识是——并不打算展现一个「永远正确」的阿伦特。他们保证，围绕阿伦特的各种争议都不会在这个展览画上句号。波尔认为，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在公共空间积极发言表态的阿伦特，也不是没做过误判，但她强烈吸引我们的，正是不因害怕出错而闭嘴的勇气。格罗斯从馆长的角度强调，这个展览力图重现阿伦特当年置身的辩论现场，今天的参观者受邀入场来做出自己的判断。但这二人更核心的意图，似乎是要回望刚逝去的20世纪，阿伦特是他们找到的一个有温度的世纪化身。
的确，谁能比阿伦特更活生生地代表20世纪呢？以色列思想家阿莫斯•埃隆（Amos Elon）曾说，搞不懂「极权统治」和「平庸之恶」这两个概念，就无从理解20世纪。而这两个概念都是由阿伦特提出的。她对20世纪重大主题无一例外的发声，使自己的身世和20世纪的历史合二为一。
阿伦特是一个没有故居的人，她在纽约住的公寓去世後就退租了，她精神上的故乡是朋友们和母语德语。因此，在阿伦特展览上看到一些她的私人物品，比如她从不离身的银质香烟盒，她当教授用的深蓝色皮书包，她出席名流晚宴穿的貂皮披肩、戴的项链，还有她给自己买的迷你相机，我的感觉有点怪，好像一下子离她很近，近到几乎进了她的家门。可同时，这些物件又摆放在冷冰冰的展厅里，不免给人一种在大庭广众之下偷窥她私生活的不安感。这是阿伦特的私人物件首次曝光，成了这个展览的一个亮点。
後来我发现，在媒体上被谈论得最多的还是她的香烟盒。我们可能找不到一个比她抽得更凶的女性公众人物了。据说，抽烟在她的年代是知识女性优雅独立的标志。1964年的德国电视访谈里，她和主持人高斯在70分钟的节目中，一共抽了不下七八根烟，而且是各抽各的，各点各的火，他们吐出来的烟雾在两人之间连成一片。今天谁还敢在镜头前这麽乾？阿伦特的女中音格外沙哑，但她表达出来的观点清澈透亮，毫不含糊。那个访谈太有意思了，随着各个分主题分布在阿伦特展厅各处，而网上的点击量已经超过百万。策展人波尔说，抽烟是阿伦特思想运动的组成部分，深吸进去，徐徐呼出，她就在这个微微兴奋中思考和述说。
整个展览按16个分主题排开，从极权主义到殖民主义，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到上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从反犹主义到美国的种族主义，从战後德国到女权主义⋯⋯排列下来就发现，这些20世纪的重大公共议题，阿伦特的声音从来没有缺席过，只是在女权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两个问题上，我觉得策展人有些用力过猛，似乎非要把阿伦特拉进当前的语境里来。每个分主题被安排在貌似随意分割开来又像迷宫一样相连的空间里。三百多件展品，私人物品只是其中极少的几件，大量的实物是发黄的文件、书籍、信件，当然还有图片、音频和影像，合格地构成了一个当代水准的多媒体展。因为观众稀疏，展厅显得格外空旷，安静中带上某种私密性。只有到处摆放的消毒液和纸巾，提醒我们身处21世纪的疫情时代。因为我不停地拿起听筒，听阿伦特和她同时代人的录音、听演员对她某些文本的朗读，我就要不停地用消毒液搓手，用纸巾擦拭别人用过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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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极权主义」主题区後，我走到下一个主题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那里出了点问题。以前，我曾在德国电视上见过听过艾希曼受审的片段，但这次在空荡荡的展馆里，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当时，我正拿起一个话筒贴到耳朵上，一个僵硬的声音音量超大地响起来。我突然意识到这是艾希曼，那个把百万犹太人发往集中营的纳粹指挥官。同时，我眼前的屏幕显示，发出这个声音的人坐在1961年的耶路撒冷法庭上，具体说，是坐在一个玻璃罩子里，其貌不扬，面无表情。听筒里继续传来他机械的声音，普通之极，只是音量超大，语气很配合，是官僚机构里下属努力对上级的那种服从语气。这个声音离我太近了，我感觉非常不适。看看前後左右，除了我，这个展厅里只有另一名参观者，是个年轻的男生，在离我五六米远的一溜玻璃柜前低头看展品。等会儿，我也会走到那儿去，看1963年2月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原版，那里首次刊登了阿伦特引爆世界的文章《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我为什麽会感到毛骨悚然？而且还惊讶於自己听懂了艾希曼的德语。可这有什麽值得惊讶的？我本来就听得懂德语，怎麽会听不懂他的呢？那个男生已经沿着展柜走了几步，离我更远了。我放下听筒，突然搞明白了自己。尽管阿伦特为我们分析了一个极度平庸、毫无自我责任意识的纳粹罪犯艾希曼，由此提出「平庸之恶」这个概念，但我的反应还是泄露出，在下意识里，我把艾希曼这个人设定成了恶魔。阿伦特特意要挑战的世人对恶的妖魔化，还是占据了我的下意识。不管我对「平庸之恶」的概念多麽津津乐道，原来我还是不自觉地停步在对恶的妖魔化里。在我身上怎麽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我能想到的解释是，可能跟看多了美国人演的「二战」电影有关，不止是好莱坞的电影。据说「二战」後，国际社会对纳粹的妖魔化现象十分普遍。除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令人发指这个事实之外，对罪犯的妖魔化也成为民众下意识里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如果罪恶是由魔鬼一样邪恶的人犯下的，这就和普通人脱离了干系，因为恶魔只是人群中的极少数，社会上绝大部分的人还是普通人。
阿伦特的非凡之处，是她的逆向思维，指出其实谁都撇不清作恶的可能。通过对艾希曼的观察，她消解了对恶进行妖魔化的集体无意识，阐述出恶具有的平庸性。但这实在不是她的本意，她自己也被自己的发现吓了一大跳。阿伦特没有经历过集中营，她第一次听说纳粹在针对犹太人进行工业化的种族灭绝是1944年在纽约。她竟然花了半年时间才敢相信，这不是谣传，而是事实。20年後，她在跟高斯的电视访谈里说，很多事情都可以言说，包括战争，包括一个民族仇恨另一个民族等等，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终止了一切可言说的。这是人类历史根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因此，当她在1961年作为《纽约客》杂志的特派记者去耶路撒冷报道艾希曼庭审的时候，她是抱定了要去面对一个恶魔人物的心理准备的。可以说，在去的路上，她的想法还和众人差不多。但她毕竟是《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作者，在现场，她看到的是一个众人没有看出来的罪犯，一个漫不经心、既无信念也不具备反思能力、只考虑自己仕途的庸人。这个人没有亲手杀过人，也没有下令杀过人，在纳粹的极权体制中，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执行上级的指令，甚至用超额完成任务来争取升职的空间。他从来没有过细思极恐，他的任务——组织一列列火车把犹太人运往集中营，是把数百万人送进坟墓。後来的分析表明，艾希曼组织运输犹太人的火车皮，实际上占用了大量德军急需的军用运输资源，从战略上看是愚蠢之至的举动，但就连这点也不在这个技术官僚的通盘考虑之列，他只考虑他自己。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庭审现场受到的震惊，远远大於看见一个恶魔。因为艾希曼的平庸，比所有恐怖片加在一起都更加可怕。他的平庸意味着，在纳粹这种极权体制下，还有谁能保证自己不会像艾希曼那样行事？我刚读过一个最新的估算，纳粹时期，约有20万德国人自觉自愿地参与过对犹太人的屠杀。根据阿伦特的论述，像纳粹这种极权体制的性质，就是要摧毁一切可以自由讨论正义与非正义的公共空间，所有的观点和意见被统一成一个，除了造成全社会道德价值的坍塌，也彻底毁掉了个体的判断力，个人不再担责，只需绝对服从。恶的平庸性结合极权主义的体制，让深渊在每个人的脚下都裂开一道缝，往下看就能看到人性里作恶的潜在可能性。
在展厅看展览的妙处，就是本来从书本、网络上分散阅读的东西，此刻变成了一个场域，带着你之前没有发现过的细节、思维之处没有打通的关联，在设定的空间里流动起来，你要全感官、多维度地去碰撞同一个主题，直到开窍。本来是冰冷的实物，发黄发皱的旧纸，当你看进去了，它们就突然活过来，开始跟你说话。本来静悄悄的展厅，乾净整齐，等你拿起听筒，听了看了那些内容，会突然发现自己原来站在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你会看到阿伦特从里到外伤痕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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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继续在展厅里移动。「平庸之恶」——为什麽这个给人冲击性啓发的观点，至今还在争论不休？
摆在玻璃柜里的那本《纽约客》杂志，印的出版日期是1963年2月16日，标价25美分，用了72页的篇幅，刊登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对平庸之恶的报告》的第一部分。不知是不是主编认为该文章格外有广告吸引力，阿伦特的稿子实际只占了46栏的篇幅，剩下的170栏打的全是广告。即使在排版上被稀释成这样，这本软塌的旧杂志当年的效应无异於一颗思想炸弹。
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犹太族群对阿伦特的报道激愤最大。展览成功地回放了当年对阿伦特群起而攻之的声讨场面。对阿伦特的斥责主要有三：一，不强调艾希曼的凶残，反而强调他的平庸，这不是为纳粹开脱罪责是什麽？二，尤其让犹太社会怒不可遏的，是阿伦特在文章中批评了犹太组织在纳粹胁迫下帮助纳粹清洗犹太人。艾希曼在法庭上确认，来自犹太组织的协助——提供名单、整理财产清单、帮助抓人等等，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工作效率。阿伦特把犹太人对犹太人的这种行为描写为黑暗历史中最黑暗的篇章。犹太社会视她为叛徒，身为犹太人，不去控诉纳粹的罪行，反而批评起自己人，这岂不是在为纳粹洗白？三，《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使用的嘲讽口吻让人忍无可忍，对犹太人经受的苦难，难道一点同理心都没有？
这样的声讨方式和批判逻辑，恐怕在世界其他地方和其他事件中也有类似的版本。阿伦特不幸充当了一个着名案例中的主角，由此也更清晰不过地证明公共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高风险职业。
从其他角度提出的论争持续至今，使「平庸之恶」这个概念一直保持鲜度。比如，一种流行观点认为，阿伦特被艾希曼忽悠了，纳粹在耶路撒冷法庭上纯属做戏，扮演了一个平庸者而已。还有人拿出事实证明恶绝非平庸，那些战争的始作俑者、意识形态制造者、仇恨煽动者、纳粹的坚定信徒等，其中不乏极有思考判断力的人物。还有学者指出，阿伦特在理论上自相矛盾，她曾在极权主义研究中界定善恶都是激进的。现在，恶的平庸性被揭示出来，又如何解释激进呢？阿伦特只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做出过自我纠正，她收回了「恶是激进的」这一论点，说，鉴於恶的平庸性和表面性，恶可以摧毁世界，但仍毫无深度可言；深邃而激进的，从来都是善，恶只有极端。
看完众多挚友跟她终生绝交的资料後，我发现展厅里还有几个小玻璃柜没有光顾，里面分别陈列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不同语种的首版。1963年，美国顶着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出了书，西德紧跟着1964年出了德文版。有意思的是东德当局，用铺天盖地的媒体攻势报道了艾希曼的审判情况，意在批判西德战後对纳粹罪行的肃清乏力，但丝毫不提围绕阿伦特的争论。直到柏林墙倒後，原东德才在1990年出版了该书。更晚的是以色列，希伯来语版到2000年才问世。
策展人波尔说，20世纪的阿伦特是21世纪的一副解毒剂。有意无意间，我们难道不都在中互联网和意识形态的毒吗？馆长格罗斯认为，研究阿伦特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无法给这个人做出任何归类，她不隶属於任何学术传统和团体机构，她的思想里既有自由派的东西也有保守派的成分，但她不属於任何派别。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研究中平行比较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惹恼了左派，提出「平庸之恶」，激怒了犹太社会，对美国中学里的种族隔离发出了理解白人家长的声音，至今让人匪夷所思。误判也好，先驱也好，她是一个把自己从任何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的人，独立，也孤独。但没有判断力，人就会变得顺从，後果是发生过的人祸还会再发生。
太阳下山了，我走出博物馆，有些不舍地把阿伦特留在里面。她跟高斯的对话还是跟着我上了柏林的地铁：
「阿伦特女士，如果您事先知道，您的艾希曼报道会引起如此激烈的批评，您会考虑换个写法吗？」
「我也许会考虑，在写与不写之间做个选择。只要写，就肯定还是现在的样子。」
——原载《财新周刊》2020年11月30日第46期文化副刊，网友推荐
附：
《汉娜•阿伦特与20世纪》展览参考网址：https://literaturwissenschaft-berlin.de/hannah-arend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