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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系统的真正本质是医院企业政府三方串通形成的利益三角

2020年12月30日 10:59 PDF版 分享转发

中国的真正本质是企业政府三方串通形成的利益三角

Valson Hoo

的医院,在一线临床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复杂的实际控制集团。这个集团,对医疗服务,耗材和药物价格和供应进行人为控制,对医生护士的行为,进行精确安排,集团的真正控制者,只需要付很少的开支,就能非常高效地从患者身上攫取最大的利益,而一旦出现重大事故,就将责任推给医生和企业,然后在追责阶段,再依靠权力,对下属的医生和企业患者的进行袒护。这个集团背后的大老板,就是中共。最终,医生和企业,沦为权贵集团牟利的白手套和背锅侠,他们的日常工作,都在极大的恐惧之中。不仅来自于患者怨气带来的暴力风险,还来自医疗系统内部恐吓式的管理模式。然而这些医生,又不得不紧密依附于体制,否则一旦出现纰漏,就会沦为替罪羊。这种工作环境,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的。正如某三甲医院党委书记,在内部反消极怠工运动中撰文警告该医院的医生,“你们离开了医疗系统,你们什么都不是”。确实,医生群体,由于自身的无知和懦弱,在社会上被污名化已久,最终不得不沦为体制的奴隶,这可以说是一种宿命。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医生护士,统称为“医技人员”,实际上并没有一种可靠的,合法的,依靠医疗体制获取利益的机会,至于灰色收入,我们限于篇幅,将专门撰文详述。医疗系统真正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1,医院管理层,2,直属的卫生行政管理机关,3,医疗企业高层。这三方是串通好的形成一条分工明确的罪恶的产业链。

医院由于负责用药和耗材,实际上是掌握了高值药品和耗材的销售渠道,尽管零差价的规定,使医院名义上不通过贩卖药品直接获利,但医生具体能用什么药,医生个人其实没什么话语权,医院高层通过一套电子统方系统,可以方便地控制一线医生,哪些药可以用,哪些药不能用,如果医生不按规定行事,面临的是违规用药和收受企业回扣的重罪;而医药企业负责生产具有极高利润率的产品,他们炮制有效性报告(当然有些外国药品,确实有效,但进入国内或遭到仿制后往往会降低成分含量),然后提交医院和行政机关审核备案,同时获得巨额利润;而行政管理机关则地位最高,权力最大,既是游戏参与者,又是裁判,一方面对符合要求的医院和企业行为进行政策保护,甚至在司法判决时对法院施加决定性影响力,一方面时不时进行审计核查,用行政力量对二者违规行为维持高压打击态势。可见这种三角结构内,各自有极大的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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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详细分析这三方的利益关系。

 

一、医院。

在中国,一个阳光下的医院实际上是一个纯消耗性的机构,是入不敷出的。因为医疗服务费被政府刻意压低,以安民心,以为例,一次最简单的关节手法复位操作,在美国的操作非一般在900美元左右。但在中国,标价为90人民币。但医院又是自负盈亏,导致如果不收企业回扣,则必须从医疗检查和操作项目上弥补亏空。遗憾的是,政府从来不把操作费的定价权完全交给医院。所以医院如果不依靠回扣,明面上只能通过鼓励过度检查,过度操作,同时限制或减少医生人手安排,增加单个医生劳动压力的方法,来苟延残喘。这导致医患双方在诊疗过程中互相剑拔弩张,也是为什么中国医院开检查单的数量全世界第一。

最终,医院不得不去吃回扣这剂毒药,才能改善一点行医环境。然而医院必须在主管部门的保护之下,吃回扣。也就是,从主管部门允许的那几家药企,获得回扣,从而保证医生津贴的发放,维持医院正常运营。但是这种合法回扣往往被官僚和权贵集团抽成。如果医院私自从未经上级批准的企业拿回扣,虽然中间环节少一些,但是一旦上级掀起医疗大检查运动,医院下场很惨。所以医院往往是游走在二者之间。不过羊毛出在羊身上,中间环节少的回扣面临重大风险,合法回扣的额外负担就都要患者掏腰包。

 

二、企业。

企业,无论是药企还是器材企业,都不掌握最终销售渠道。他们最多只能把产品卖到医院一级,但是是否真的走量,医生患者和厂商都没有话语权。因此厂商必须搞定医院管理层,多多恳求他们去使用产品。所谓管理层,是院长,各个科室的科主任,他们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如果企业实力强,还要摆平医院的行政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让他们通过影响力,尽量把自己的产品纳入官方采购目录,同时对医院和企业的勾兑保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网开一面。

因此在中国,医药代表的药物推广往往是不择手段,金钱贿赂,性贿赂并用。例如2014年9月,中国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GSKCI)和马克锐等人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当日宣判。GSKCI被判罚金人民币30亿元,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开出最大罚单,马克锐等被告被判有期徒刑二到四年。

这些被告实际上是牺牲品,中国就是这样,游戏规则如此,要入乡就必须随俗,不搞商业贿赂没法存活,且还得同时接受有朝一日被查处的宿命。中共政府,拿利益不手软,还要处处当好人,妖魔化这些跨国企业,把责任都推给企业这个冤大头。

本土企业往往更加乖巧,只需开发出利润率高的产品,通过降低含量,炮制模棱两可的有效性报告,降低器材质量和耐久度,营造出给高的利润空间,他们只有先把院领导,广大科室主任,和主管部门官员搞定,才有自己微小的盈利空间。所以国产药物普遍效果很差,这是必然。越小的公司,由于经济实力有限,能摆平的层级越底,最小的公司只能向一线临床医生进行推广,而这一切和药效其实没什么关系。

尽管医药企业商业贿赂推广产品,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发生,但是在中国,体制性问题导致了商业贿赂,是刚性需求,因此跨国企业办起事来,往往更加肆无忌惮,加上跨国企业的药物本身确实有过硬的疗效,国内小企业除非依托裙带关系,往往很难与他们抗衡。相信这次医改,更多的民营小企业,将会倒下。

 

 

三、上级主管部门。

主管领导最希望的就是获得政绩,也就是尽量减少财政开支,降低医疗价格,同时将医疗道德危机事件的曝光率降低,营造出一种在积极为国家医疗事业努力的态势。因此如果医疗环境很好,他们就少了存在感,也难有实际政绩出现。由于他们权力巨大,又没有责任需要承担,最好的策略就是不断进行医疗改革,而永远不把医疗环境彻底改好。

于是,就产生了大量对医疗改革的研究课题,每年大把资金投入其中。然而医院和企业,各级医疗技术人员,继续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增大对体制的依附性。最终广大患者对医院和企业充满敌意,但对政府感恩戴德,呼唤政府更大的干预。因此无论怎么样,永远都是最大赢家。

 

当前环境下,随着经济下行,原本蓬勃的医疗回扣行业面临收入锐减。随着反腐运动和国进民退,社会控制日益加强,原本互利共赢的利益链条,面临更大的被查处的风险。因此新一轮医改应运而生,各级官员聪明地大刀阔斧,主动砍掉那些容易出现纰漏的次要利益链条,同时对主要企业加以更大力度的保护,给与他们新统购统销政策的护声符。可以说,随着新医改推进,利益循环链条正在进一步向权力中心靠拢,更多的没有和权力充分媾和的医院和医护人员,将面临严冬。贫穷或者铤而走险,二选其一。

来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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