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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左翼政治反抗者和受难者忠於的是「美好台湾」的理想，而非中国共产党——纪念228历史的省思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20210228
1947 年因查缉私菸爆发的二二八事件，造成无数民众伤亡。其後长达 38 年的戒严，让许多政治受难家庭终生活在白色恐怖阴影下。随着档案资料解密，过往噤声的历史正逐步被重新理解。(图：维基百科)
不忘纳吉的临终口号：革命者忠於左翼的理想，但更忠於脚下的土地
不论是台湾共产党，抑或是後来的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1947年228反抗行动中，台湾人的参与，前仆後继。他们的共产党员身分以及力求推翻中国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诉求，成为今时今日促进转型正义过程中一个较为引起争论的议题，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方面在北京西山建立无名英雄纪念碑，以「革命烈士」定位在台湾的政治受难者，使得台湾内部保守力量对转型正义的目的、意义乃至价值，更加质疑甚或反对，时常以「平反共产党」、「平反五星旗的拥护者」攻讦促转工作。更有声音认为，若非当年的戒严以及严刑峻法，今日的台湾便会落入中共的统治，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那些被枪决在马场町的人是死有余辜。
上述观点反映出台湾社会内部在两岸关系长期紧张下极为剧烈的统独国家认同以及历史评价的对立和冲突，更体现出中共对台湾内部进行拉拢分化、夺取台湾史话语权的用意。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大时代的风云际会是难以抉择的，但生命与青春对每个人而言，却只有一次。无数台湾人用自己的身躯去追寻一种政治理想，那麽他们究竟在追寻什麽，值得我们去好好考究。
1956年10月，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全盘否定史达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的背景下，匈牙利爆发了追求民主改革、反对苏联控制的社会革命。在匈牙利共产党改革派领导人、部长会议主席兼总理纳吉（Nagy Imre）的推动下，匈牙利迅速实施政治变革，力求建立一个更加民主、自由、人道的国家。然而，这场变革最终在苏联的军事干预下以失败告终。作为这场改革运动的领导人，老资格的共产党员纳吉被判处绞刑而遭处死。在临终前，他高呼：「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匈牙利万岁。」纳吉的个人命运毫无疑问是一个悲剧。他一生为自己的祖国追求社会主义，最後却被号称「社会主义」的政权判处死刑，而临别时仍以激昂的口号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不过，我们更能从他呐喊的口号中感受到，纳吉在苏联军事威胁下，更期待自己的祖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他的「万岁」，本质上是为自己的祖国匈牙利而呼喊。
匈牙利共产党改革派领导人、部长会议主席兼总理纳吉（Nagy Imre）临终口号：革命者忠於左翼的理想，但更忠於脚下的土地。(图片：维基百科)
十二年後，类似的民主革命爆发於捷克斯洛伐克，酿成了举世震惊的「布拉格之春」。这场运动同样在市民社会的支持下，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的改革派所主导。但这一期待最终粉碎於苏联的坦克履带下。曾任捷共中央委员的姆林纳日（Zdenek Mlynar）在回忆录《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Mráz přichází z Kremlu）中表述：1945年，当捷克人赶走了纳粹德国法西斯，迎来共产主义时，自己和所有的捷克人都深信，他们将会建立起捷克历史上最为美好的国度；但付诸实施後，换来的却是失望。
左翼乃至共产革命的理想，是从十九世纪开始逐渐流行的一种社会风潮。共产革命并未如马克思（Karl Marx）预期一般首先爆发在德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而是首先成功於农奴制残余严重的俄国。列宁（Vladimir Lenin）用极权模式建立起共产国家，对内实行了专政与红色恐怖，但在诸多弱小国家和民族的精英看来，苏联却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样板。自俄国共产革命始，共产革命便不再是追求社会主义本身，在列宁「反对殖民压迫、弱小民族自决独立」的号召下，共产革命开始与各国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连。因此，在我们讨论二十世纪的共产革命甚至台湾的左翼运动时，忽略「民族解放与殖民地自决」的历史脉络是非常不客观的。因为在这些弱小国家民族的左翼革命者看来，社会主义是一种实现本国家本民族解放的方法、手段，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民族国家的自立自强。
台湾的左翼运动也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俄国共产革命爆发时，正是台湾接受日本殖民统治的时刻。左翼的追求民主、反对殖民、崇尚解放的思想成为日治时代台湾人追求独立自主的一面鲜明旗帜。从台湾文化协会中的左翼，到简吉的台湾农民组合，再到後来的台湾民众党、台湾共产党，台湾的左翼力量始终以追求台湾人的自主自立以及社会公正平等为斗争目标。其中，台湾共产党更是直接以台湾民族解放和独立，作为最高的奋斗理想。
一个无法回避或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是：若台湾这些左翼活动人士存活到今日，他们在复杂的两岸格局下，究竟会忠於谁？是忠於台湾、还是今时今日的中共？台湾内部的保守人士将他们视为是「五星旗的同路人」，显然是过於简化，更是以今非古，以清朝的剑斩明朝的官，完全不了解华人社会左翼运动的历史面貌和脉络。今时今日的中共，与当年的中共毫无共同之处。早期革命时代的中共，在其第二次全国党代会上，主张蒙古、新疆、西藏自决独立；甚至在1930年代成立反抗国民政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以民族自决权为号召，倡导中国境内的弱小民族脱华立邦，而那一时期，也正是台湾左翼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今天的中共则是以国家控制的垄断资本为手段，厉行专政统治，断不能容许边疆民族独立，否则就祭以严厉的镇压。对待台湾，中共亦是以正统、中央自居，排除了台湾独立、联邦、邦联的任何可能，将两岸关系设定在「要麽和统、要麽武统」的格局之下。
我们回看匈牙利的纳吉在临终前的口号，再仔细品读《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中，姆林纳日对捷克历史和自我人生的反思，便不难发现：弱小国家民族的左翼，首先忠诚的是自己脚下的土地，因为社会主义是他们为脚下土地奉献的种籽，却非脚下土地的全部。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运动时期，正是那些本国的共产党人成为抵抗苏联的先锋。广播电台在苏军的炮火声中，反覆播放的音乐就是国歌。而恼羞成怒的苏联，唯一能做的就是绑架捷共第一书记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将其下放、劳改、迫害。由此可见，左翼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对现存的一切不合理制度，具有一种批判意识。其批判对象，自然也包括号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这就是匈牙利的纳吉为何在苏联人控制的法庭上坚决不认罪、仍然高呼「社会主义匈牙利万岁」的原因。在纳吉看来，苏联及其掌控下的匈牙利，与社会主义倡导的人性、民主、自由、公正、平等，毫无关联；相反，建立起来的却是绵密而庞大的官僚特权体制；自己的国家民族，更是沦为苏联的附庸甚至殖民地。正是这种与理想背离的现实，唤起了东欧民众在苏联时代一波波的反抗。
身为台湾人和中国共产党员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面对红卫兵的批斗和迫害，没有低下自己的头颅，这是她扞卫台湾人尊严的一种方式。毫无疑问，就左翼本身的历史而言，谢雪红和台共的一代人是悲剧，他们的政治抉择决定了自己的人生坎坷。但後世却不能够因此去否定他们对台湾这片土地的热爱。匈牙利纳吉的临终口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布拉格之春」领袖杜布切克被苏联迫害的经历，以及谢雪红高昂的头颅，都在在告诉今人：在弱小民族的左翼人士心中，他们心中的土地神圣不可侵犯，哪怕对手是号称社会主义的老大哥，他们也会为扞卫自己的土地而战斗到底。因此，今时今日，若这些左翼活动人士未有命丧於戒严时代的冤狱，面对两岸波诡云谲的政治风云，整体上，他们唯一忠诚的对象，只会是台湾。脚下的土地，是最高的忠诚对象，这是台湾乃至国际弱小民族左翼运动史的脉络所决定的。
谢雪红，台湾彰化人，日治时期台湾共产党创始党员、228期间反抗国军失败之後，转赴厦门，1948年在香港正式中国共产党党员，1957年反右运动中，谢雪红被打成右派，并遭开除中共党籍，历经多次批斗，长期抑郁，於1970年被迫害致死。(图片：维基百科)
缺乏程序正义与人权保障——威权时期不当政治判决缘何应被撤销
从司法程序正义的视角审视，即便是郑捷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於捷运的巨恶，在法院定罪量刑前，都是无罪的，也只能以嫌犯视之。他同样有权获得公正的审判，其合法权益亦应得到保障。共产党员身分的政治犯，乃是因为追求一种理想而成为阶下囚，更应当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司法审判中，去检视这些政治犯的理想或行动是否有害於台湾。而非以中国式的「从重、从快、从严」这种革命专政的做法去主导审判过程，酿成新的政治争议和事端。
嫌犯或被告不论身分为何、隶属何种党派、涉嫌干犯何种罪名，均应获得正当的审判。近代以来，在刑事程序法上，基於保障人权，倡导「没有程序正义，即无实体正义」。因而有着名的「毒树之果」理论，即有毒的树所结出的果实，也是有毒之果。这个比喻应用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寓意必须确保侦查、公诉、审判的流程合乎法律规定和程序正义。刑事司法中，最基本的人权原则便是奉行无罪推定，也就是法院判决前，任何嫌疑人，哪怕从表面证据上看是罪大恶极，都不能视同罪犯对待，且不得自证其罪。
不得被刑求、获得辩护、审判过程公平公开，均属嫌犯或被告的合法权益。从司法制度角度看，司法审判机关和法官在司法独立的原则下行使职权，任何外力不得介入和干扰司法审判的运作，亦是保障刑事司法程序正当性的重要条件。因此，一个正当、正确的司法审判，应当是在良善法律的规范下，由有权机关依照法律的规定，按照正当程序，在保障嫌犯被告法定正当权益的基础上，独立而不受外力干预地完成司法裁判。这样的判决，才能称之为是正当判决。
若以此标准来审视威权时期台湾的政治审判及其判决，显然难以合乎程序正义的一般标准。首先，军事戒严的体制是由内战和动员戡乱的大格局所确定的，在戒严体制之下，平民触犯相关法律，接受的却是军法审判，而非普通审判。这已经与保障人权的原则相距甚远，但戒严是紧急状态下的短期军事化秩序管制，因此才有解除戒严後案件得向普通法院提起上诉的设计，确保法律秩序的回复原状。只是台湾非常体制和戒严实施半世纪，实在太久，蒋经国便宜行事，也为规避责任，乃指示在《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中以立法方式限制人民的上诉权。
在一般法治国家，即便是戒严体制，普通民众的基本人权亦不得任意受到侵犯，且全国性戒严或紧急状态，立法机关还可以事後进行审查决定是否予以追认。在党国体制下实施的台湾地区戒严，是否等於全国性戒严，而全国性戒严是否得到合法追认，在合法性上尚是一桩公案，况且这样的追认权行使，根本难以彰显保障民权的效能。其次，最高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若有违背《宪法》或侵害基本人权的疑虑，有权行使司法审查权，可宣告相关法律无效。只是非常时期的台湾司法机关在党国体制之下，表现为党化司法，根本无法对党国的胡作非为有效发挥权能，举例而言，1956年司法院大 法 官会议《释字第68号解释》，以「凡曾参加叛乱组织者，在未经自首或有其他事实证明其确已脱离组织以前，自应认为系继续参加」，使1949年6月《惩治叛乱条例》施行後未有叛乱行为者，都被认定为叛乱犯，使白色恐怖的军事司法不法追诉和刑惩，都取得《宪法》上的依据。凡此种种，皆说明在法制的框架和渊源上，威权时期的军事司法审判制度具有本质性的重大缺陷。
更者，在侦查及审判过程中，嫌犯或被告不得被刑求、审判应当公开、法官独立行使职权等原则，均未在威权时期的军事司法程序中得到保障。嫌犯或被告被刑求不当取证、屈打成招的案件比比皆是。军事审判的保密制度使得法庭的质证、诘问等环节形同虚设。类似美丽岛军法大审这样的公开审判，也是在当时的国际压力下促成的，而且可能是蒋经国受司法院长黄少谷等人的建议，却误判高估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检察官和军法官办案能力的结果。更多的军法审判是在秘密和缺乏程序正义的情况下完成的。1950至1970年代，政治案件最为人诟病的，便是身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中正，不断以亲批的形式介入军事司法审判，改变审判长或合议庭原本的定罪、量刑构想。原本在军事法庭看来可以轻判的，在蒋中正的批示下变成重判；原本可以不被处以死刑的，在蒋中正的批示下，被告命丧刑场。以死刑案为例，根据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统计显示，在终极判处死刑的1153人中，蒋中正直接介入的就有970人，而这些人中，有18人在初审中是被判处感化教育，5人则是无罪。类似案件比比皆是，不仅造成了後世对台湾戒严体制戕害人权、独裁专断的抨击；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司法体制完全沦为政治清算与白色恐怖的附庸，彻底失去了保障人民权利的基本作用和功能；更令蒋中正个人的角色以及在台湾的历史定位，成为无止境争论的渊薮。从这个角度看，威权时期的政治案件审判，实际上成了国共战争在司法领域的延续，是国民党政府政治清算的手段。
司法审判是一个人扞卫自身权益的最後救济手段。因为这样的审判关乎青春与生死，所以必须确保其程序正义的完善和公平。今时今日，撤销威权时期政治案件的不当判决，并非是为被告共产党员的身分或理想辩护，而是为了追求更加公正、更加合乎程序正义、更加有利於保障人权的司法正义，以避免过往的悲剧重演，造福未来的台湾。
作者曾建元的父亲曾群芳(1928-2020)受日本教育、在二战後经过国民党接收的混乱年代，228事件爆发後他也参与民间反政府行动，并加入中共地下党，接着经历逃亡、落网、自首、再落网等坎坷命运，後由於家族与友人帮忙得以逃过死劫，他说自己「歹命好运」… (照片：曾建元提供。曾群芳，即穿浅色大衣者，与其母及三哥梅芳、四哥照芳、六弟馨芳，於1950年代中期合影於中港营盘边宅邸。)
总结、凝聚不同的历史记忆，为打造团结的台湾而努力
威权时代的司法不法政治案件，受害者涵盖所有族群。根据统计，在政治受难者中，外省背景占据了近一半，但在台湾总人口比例中，外省籍人士却只接近两成。由此可见，外省族群所遭受的政治迫害绝不比其他族群来得小。但现实政治的博弈，以及台湾内部对国家认同的分歧，使得如何评价过往的历史成为博弈的焦点。不过在笔者看来，不论政治如何博弈，都不足以使威权时期不法判决找到正当性的论述，也不能刻意忽略台湾人从日治时代开始追求民主自由的历史脉络。全面政治平反不是在肯定中国共产党，全面否定中国国民党，而是为了台湾社会的和解，还给政治反抗者和受难者的亡灵在民主台湾的历史审判庭上第一次公平的抗辩权利，也让党国体制与其中个人的功过，同样受到历史公平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让台湾下一个世代不会再有面对政治整肃和司法迫害的恐惧，更加自由、幸福美好、团结和公正的台湾，由此重新起造。
蔡英文总统28日前往高雄出席「二二八事件74周年中枢纪念仪式」。(图截自蔡英文脸书直播画面)
蔡英文总统说，不同族群的二二八记忆都要被听见。这样的表述呼应了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多重历史记忆社会的现实。2004年民主进步党《族群多元、国家一体决议文》，同时融汇了台湾人反抗殖民统治、追求民主，以及追求自由的外省族群大迁徙、保卫大台湾、抗拒中共武力统一的双重历史。在两岸关系风云激荡的背景下，不同族群自然各拥有其不同的历史记忆，但未来，我们却必然要面对相同的命运和抉择：这就是该如何扞卫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如何让台湾成为华人社会更加璀璨的民主灯塔和坚定不移的自由堡垒。从日本殖民时代便挺身而起的台湾左翼运动先驱们，留给我们的，就是这种不断努力奋斗的精神。他们忠於的是一种美好的、属於台湾人的台湾，而非某一个政党或政治教条。
民国110年2月27日晚7时半
二二八起义七十四周年前夕，台北晴园
作者》曾建元 国立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兼任副教授
作者》徐全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
——中央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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