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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石讷点评周林刚：苏格拉底的失败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 石讷：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在一些花里胡哨的文字里被混淆成一锅粥。苏格拉底死于城邦的愚昧，这种愚昧借助程序正义杀死了智者。所以，苏格拉底之死留给历史的教训是，民主是可以犯罪的，如果它不能与文化的健康建立关联。中国文革的大民主杀死和迫害无数无辜者，它利用的就是观念的邪恶。今天，美国左派正在利用程序正义摧残实体正义。苏格拉底没有失败，他以坦然赴死，给城邦上最后一课。可惜，直至今天，人们，这些以希腊文明继承者自命的现代人仍然没有读懂。民主是一种程序，它只能承载政治正义的一半。 】
周林刚：苏格拉底的失败
2021-04-23 17:52 来源：澎湃新闻
政治哲学，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都或明或暗地围绕苏格拉底之死展开，只是方式不同罢了。据说，亚里士多德曾在逃离雅典之时表示，他离开雅典以免雅典人再次对哲学犯罪。他暗指的政治对哲学的第一次犯罪，就是苏格拉底之死。不过，这一则有关亚里士多德的”传说”，在道理上是可疑的。即使是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对苏格拉底的审判都属于文明人的游戏，而同所谓的多数人暴政没有多大的关系。被告人公开而自由地为自己申辩。他与指控他的人共同面对着公众审判者，平等地进行较量。他不需要担心他的言辞被剪辑、被屏蔽。他更没有受到要挟。当审判者们干扰到他的发言时，他还能劝阻他们，让他们不要打断他的申辩。这样的审判是文明的，因为程序是真实的；而程序是真实的，是因为它真正是开放的。它不是走过场；它没有预定的结论：500名左右的审判者在听了苏格拉底的申辩之后，有罪投票只比无罪投票多出大约50张。我甚至想说，即使是有预定的结论，法庭如果还能允许自由申辩，它就仍然分有文明的成色。虽然苏格拉底的申辩最终没有成功，但它真实地发挥了申辩的作用，说服了部分听审者。真实的申辩，是政治伙伴关系中最低限度的文明标准，是文野分立的界线所在。这是自由人之间才有的文明游戏，是政治世界脆弱的支架。把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当作多数人暴政之典型的人，不是出于误解，就是别有用心。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暴政是不会给文明人游戏留下机会的，因为，所谓暴政，就是”不由分说”，就是”闭嘴！”或者照本宣科。它们压根不相信”文明人的游戏”这回事。僭主信奉的只是成王败寇之理，他们最大的快乐在于”从不情愿的敌人那里夺取”，其余的一切都是马基雅维里在献给僭主的那部名着中所说的”装饰品”——马基雅维里的徒子徒孙，是只看重那些”有用的”东西，而不看重”装饰品”的。他们认为，真实的事情都发生在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就像色诺芬《希耶罗》中那位僭主说的那样，平民用眼睛看世界，所以他们总被外表蒙蔽。从僭主的角度出发，文明是”蠢猪式的道德”。除此之外，要认识苏格拉底之死的政治哲学意义，至少还需要考虑另外两个重要的”情节”：第一个”情节”是，苏格拉底的卓越德性帮助成就了雅典人审判的文明品质。根据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的记载，苏格拉底在申辩中提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他自己在三十僭主时期曾不畏权贵、抵制非法命令。拿这个事实来对照他对待审判的态度以及他最后拒绝越狱偷生的做法，我们应该能够得出一个判断：苏格拉底本人必定承认审判以及审判所依据的法律，是他认为应当予以服从的。他本人把对他的审判区别于暴政。苏格拉底没有花精力去批判允许惩罚不信神的城邦法律本身。至于审判程序，苏格拉底确实对它提出了一些批评。他觉得法定的审理过程仅一天的时间，太短了。要是时间能够再长一点，他就更有希望说服审者们相信他是无罪的。但这一点完全不属于他的申辩的主旨议题。他奋力予以驳斥的，是指控者指控不实，是不负责任的诬告。这样的申辩，是以接受法律和法庭的权威为前提的。人们也许会觉得失望，因为这位闻名古今的哲人，完全没有表现出现代革命先知那种为哲学真理而赴死的风格。但是，苏格拉底同样充分展现了不怕死的勇气。既然不怕死，既然做好了死的准备，那么，还有什么能够阻止苏格拉底对暴政的批评呢？对此，我们似乎只能这样理解：他以自己的申辩表明，在他看来，他所面对的，是自由人的文明游戏，而不是针对他的一次暴政”运作”。苏格拉底特别提到，他没有带着妻儿老小来法庭哭哭啼啼地博取同情，以便得到从轻判处。他提到许多有名望的人都曾有这样可耻的表现。有研究者相信，在审判苏格拉底的相关法律存续期间，有许多智者遭到了审判。他们有的逃跑了，有的认了罚款而得以保全。苏格拉底认为，他们既贬低了自己，使他们名不副实，不配他们享有的名望；也贬低了法庭，让人以为，法庭有权任意出入人罪。他们简直是在共谋行不义。因此，苏格拉底的所作所为，是有意识地通过自己对美德的坚持，把法庭也一并提升和保持在依法审判的品质之上。从另一个角度说，苏格拉底阻挡着恶德对法庭正义的败坏。这一点对理解苏格拉底申辩的政治哲学意义，相当重要。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解释，认为苏格拉底作为被告，竟然在申辩的时候教导法官该如何审判，这表明他是在讥讽审判他的人，是在故意激怒他们，使他们对他”犯罪”。支持这种”反讽论”的证据还有很多，包括苏格拉底声称自己无知，或者声称他应得的不是被审判，而是比奥林匹亚优胜者更有资格去公共食堂用餐，如此等等。”反讽论”在哲学上很有吸引力，但它完全没有注意倾听苏格拉底对其哲学的政治理解。他把自己退出公共生活之后当作神赋予他的使命来从事的哲学生活，也就是对每一个人进行诘问的生活，理解为一种对抗：以对智慧的爱（哲学）来抵挡各色人等自以为拥有智慧本身的傲慢。这种傲慢的危险之处在于，如果某人真的拥有智慧本身，那就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拒绝他对政治实行僭政。反过来也一样：假如政治统治者真的拥有智慧本身，也就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拒绝他的统治变成对一切人的僭政。可以说，苏格拉底的哲学是阻挡者的政治。在这里，哲学生活采取的私人形式，与政治生活的公共形式鲜明地区别开来。与此同时，它的阻挡功能，也被展现为对智慧与政治合一的阻挡。这种”合一”既包括了政治对智慧的垄断，也包括了声称有智慧者对政治的僭取。苏格拉底揭示了三股基本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苏格拉底式哲人、智者，以及公民们。他对雅典人说：有更为年轻的一批人，他们将更严厉，会让雅典人更加难堪，而这批人正被他所弹压着。神赐给雅典人的礼物，正是这样一位弹压者。在被法庭判决有罪并定为死刑之后，苏格拉底继续发言。此时的发言，无疑已经超出了法庭申辩的意义。申辩已经结束了。苏格拉底对着判他死刑的雅典人，发出了警告：雅典人啊，过不多时，有意辱国之徒要骂你们，奉送戕杀智者苏格拉底之名；他们存心责难你们，称我智者，其实我并非智者。（柏拉图：《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这是一条奇怪的警告。这段话里似乎有一个陷阱：如果真有”有意辱国之徒”要骂雅典人，说他们”戕杀智者”，那么雅典人可以辩护说，他们没有戕杀智者，因为苏格拉底自己说他不是智者；可是如果雅典人这样为自己辩护，那么雅典人就等于是在承认，苏格拉底是被他们冤枉死的，因为雅典人就是把苏格拉底当作智者判罪处死的：他遭到的指控是”不信神，引进新神，败坏青年”；而这三项指控正是”智者”的特征，阿里斯托芬在喜剧《云》里把这些特征安在了苏格拉底身上。或许，我们会觉得，雅典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这个陷阱：只要他们理直气壮地认定智者就是败坏雅典的罪魁祸首，那么他们就根本不会介意苏格拉底所谓的”有意辱国之徒”。”戕杀智者”的责骂，或许不会有任何杀伤力。然而，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在”智者”这个名目下，包含了像自然哲人、演说家、收费教授”知识”的”专家”等各色人物。格拉底把自己区别于智者，但判处他死刑的多数雅典人把他当作智者。这说明，智者和苏格拉底是两类颇具相似性的人物。智者的针砭者，同所针砭的智者，外貌相似。苏格拉底试图向审判者发出的警告是，杀死苏格拉底对于雅典人来说是不智之举，因为当他这个智者的阻挡者被除去之后，雅典人会丧失真正辨别和抵抗智者的能力。智者们将会翻案。他们凭借他们对天上地下无所不研究的能力，获取知识的进步；凭借演说家的能力”重估一切价值”。这恰恰就是苏格拉底审判流传下来的形象，”戕杀智者”终究会成为一项有力的罪名。苏格拉底的悲剧性在于：判他死刑是不智之举，但此举的不智之处又恰恰在于，为他翻案的力量正是他的哲学生活所要抵抗的对象。还需要考虑的另一个”情节”是，苏格拉底失败了，而且是在双重的意义上失败了。首先、也是直接的一重是，他的申辩失败了。他苦口婆心，但终究没能说服足够的公民审判者相信他的自我辩护。这标识出政治生活的限度。苏格拉底的申辩没有质疑雅典人的法律和权力，但确实是在指出雅典人的不智。但即使是自由人的文明游戏，也充满了风险。公共的判断力始终处在考验之中。然而这是人的自然局限性，不可能通过取消判断的公共性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予以解决。这第一重失败的根源在于第二重失败：苏格拉底的哲学生活本身失败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成为被告，是因为他的哲学生活触怒了许多人。他通过诘问，试图让谈话的对手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从而促使他们谦卑，关心美德。但这令许多自认有智慧的人心怀怨愤。这是他们诬告他的真正原因。这正好说明，他所说的让人关心美德的哲学生活方式，并没有能力让所有的谈话者获得自知之明。它激起了妒嫉和敌意，最终为苏格拉底招来了杀身之祸。他的死，不仅标识了政治的限度，也同时标识哲学的限度。在某些解释者看来，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正是围绕这双重的有限性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古典政治哲学建立在对哲学与政治之限度的双重意识之上。这个限度的肉身化，就是苏格拉底这位”人世间最好的人儿”。—–作者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哲学想要解释一切，政治想要改造一切。政治哲学探讨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它是两种有关”一切”的态度相遭遇的边疆地带，既连接，又区隔。我们用一些微弱的文字，在这块边疆地带建造一座叫做”螳臂馆”的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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