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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艮山：整个中国社会的失败——『「六四」的笼罩性影响』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苏晓康按：这篇有个副标题：『「六四」的笼罩性影响』，作者是国内学人，写于１９９７年，距今已２４年，所以其思考既带着中国已经丧失的愿景，如「大一统」，也比今天更贴近历史真实。失败是整体的，所以它就关乎每一个人，和他们的子孙，无人可以逃脱这个后果，甭管你是识字的，还是不识字的。】
「六四」事件八周年了。国际社会和身居海外的中国人也许有所谓”下意识遗忘”﹐但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来说﹐这类经验却根本无法回避﹐无论它何等惨烈惊恐。他们一直生活在那个凶险事件的浓重阴影之下﹐不断地重新发现着其灾难性后果﹐而且时间拖得越久﹐这种发现和反省﹐越接近于这样一种认识﹕这个事件带来的﹐并非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体的失败﹐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失败。这是笔者近来接触到许多大陆中国人的一个强烈印象。
「六四」给中国带来的恶果究竟有多大﹖虽然中国人目前还无法隔着一个必要的距离﹐去较精确﹑客观地估量这个问题﹐但此一历史变数的可怕影响﹐肯定会持续得相当久远﹐甚至有可能永远无法消除。但即使如此﹐它作为历史的一个急剧转折点﹐对于此后中国发展的笼罩性影响﹐八年来也让我们渐渐感觉到了。
结构性的脱节错位
审视「六四」後果﹐应回到事变前的十字路口﹐因为只要历史尚未坐实为历史﹐就并无绝对的主宰来决定它必然要这样发生。在这个十字路口﹐中国大陆的发展﹑变局﹑机会等等﹐都存在着无数不同于今天的其他可能性﹐这是不容忽略的。
在「六四」以前﹐共产主义的世界性崩溃还未出现﹐东欧苏联的雪崩也还没有发生。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至少还可以说是前途未卜的﹐且正因此才受到举世瞩目。中国在变迁中﹐并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初试者﹐曾被西方世界普遍寄以厚望﹐因而享有千载难逢的内外机遇。试比今日中国大陆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欧美各国之间反复较量﹑互相猜忌的复杂关系﹐便可见出「六四」前的那种单纯和明朗。惟其当中国以外部爆发的悲惨形式﹐宣告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改革「此路不通」之后﹐其余各种代价更小的选择才与它失之交臂﹐它也才转而发现自己也许更属于东亚﹐只剩下「东亚道路」并且是拒绝台湾模式﹑倾慕新加坡李光耀的「开明专制」了。
这个错位﹐又首先是中共的错位。由於它毕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国内统治力量﹐其命运与全社会息息相关﹐正是「六四」事件﹐使中共痛失第二代领导层﹙胡耀邦﹑赵紫阳﹚﹐那曾被公认是较有统治基础﹑政治智慧和献身理想的一代﹐不仅很可能是中共的最后希望﹐还从一开始就被学生运动引为知音。因「六四」而失去了这麽关键的一代﹐此后中共高层的权力消长﹐则只是日渐老迈的第一代和匆忙选拔的第三代之间的青黄不接了。第一代迅速凋零后﹐第三代既在血泊中立足未稳﹐便首先要顾及自身的合法性﹔而在中共特有的政治文化中﹐此类患得患失的利己初衷﹐自然要体现为「宁左勿右」的实际操作。沿着此种轨迹﹐它后来实际已在悄悄「批邓」﹐这才迫使邓小平以「南巡」作最后一搏﹐提出「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以扞卫他本人所「设计」的改革。但即使如此﹐这种有限的改革也充其量只有经济的涵意了﹐而且这种「改革」便竭力回避後来俄国和东欧所进行的较彻底的所有制变革﹐并视其为最危险的「和平演变」。这是今天中共的国营企业包袱越背越重﹑曾经大创外汇的乡镇企业日见枯竭的最初根源。
这一环的错位引起一系列连锁错位。民众在已往争取到的较大舆论空间被收紧被闭锁﹐已往酝酿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被搁浅或流产。中国的社会变迁由此变得更加畸形和紊乱﹕官方教条日渐僵化和偏执﹐完全不能「正当化」日趋重要的经济生活﹐遂使整个社会心理更加失范和涣散﹔国家机器也愈发无能和腐败﹐根本无力调适和调控市场大潮﹐而日益暴露出不过是个特殊利益集团。可以说﹐中共目前的遭遇的确比「六四」前更加绝望﹐而且它也的确表现得更加绝望和灰暗﹐因为正是「六四」那一天断送了它曾有过的改革的信心和条件。
各阶层的离心离德
上述结构性的脱节错位﹐恰好对应着各阶层的离心离德﹐由此给中国社会造成的裂痕﹐已逐渐超出了任何共同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正是「六四」事件﹐使知识阶层和统治阶层之间失去了起码的信任﹐这恰恰是因为它们同样意识到﹐无论有多少理由﹐长安街头的杀戳都是不道德的﹐都终将受到历史的裁决。讽刺的是﹐此种对于未来历史的普遍「共识」﹐在当前却仅仅有助于增加社会的内压和退化。于理有亏的当权者既害怕民意﹐更害怕党内有人打民意牌向自己的地位挑战﹐遂以粗暴的猜忌去压制不同声音﹐并重用还愿意跟它合作的钻营小人去防范不同政见﹐政治风气越来越黑暗。
眼看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损失殆尽﹐知识阶层在消极对抗中也日渐消沉﹐他们已经淡忘了曾经表现出的激昂参与意识﹐越来越自觉地龟缩退隐到私人生活的狭小空间中﹐徒然坐等着历史的有利变化﹐却不敢也不愿以负责的姿态去促进此种变化。八十年代曾以知识阶层为代表的压力集团﹐几乎刚一萌生就被封杀了﹐遂使先天不足后天失序的民间社会﹐除了弥漫出被金钱毒化的风气﹐再也发不出任何属于自己的气息。
刚刚发育的民间社会的萎缩﹐也造成了唯一能构成有效制约关系的权力杠杆﹐只存在于传统的「中央─地方」之间﹐惟其没有其他制约力量﹐地方主义迅速崛起﹐又急剧削弱对社会整合和经济宏观调控尚有一定作用的中央权威﹐引发各种潜藏的深层危机。象中国大陆这麽大的国家﹐如果中央权威每况愈下﹐现代化势必一盘乱局﹐并制造越来越多日後对整个民族为祸剧烈的后果﹐如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等等。
外部的疏离与对抗
进一步说﹐「六四」给中国带来的内伤﹐还派生出了它与外部的疏离与对抗。一个威信低落决策失灵的中央政府﹐本身就意味着「民族国家」这种近代架构的式微。天安门广场的坦克和机枪﹐首先使香港人失去「回归」的认同﹐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一夜之间沦为谎言﹐香港回归后的治理也困难重重﹔继而﹐台湾人对所谓「统一」的恐惧再也难以拂去﹐反过来成为「台独」的最强硬理由。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活动就更是愈演愈烈﹐中共任何「怀柔」政策都失效﹐对此﹐在短期政府尚能拿出架势去弹压﹐但长远观之﹐采取如此蛮横的铁腕又不啻饮鸩止渴。「六四」也使居留海外的中国人特别是新移民们倍感两难﹐从而深化了其认同危机﹔即使他们如今已不再为制裁大陆而施压﹐转而渴望自己背后能有个强大的祖国﹐其深层动机也难说是眷恋和回归故土﹐倒更其是想借此在外邦崛起为新的少数民族。
尤为头痛的是﹐「六四」使中国于一夜间沦为国际社会最大的异己势力。它过去曾使西方如此鼓舞的经济成长﹐也被循着冷战逻辑判定为最大的潜在威胁了。冷战虽已落幕﹐对中国的「围堵」却开始了。这种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又引起国内非理性的「说不」民族主义狂潮。整个国际环境﹐比起「六四」以前﹐转而变得对中国最为不利。对美国而言﹐过去有苏联这个「邪恶帝国」垫底﹐即使邓小平无所顾忌地抓了魏京生﹐也未曾妨碍他一再当选「《时代》风云人物」。而现在由于北京在意识形态上的可疑﹐尽管真正在国内大动干戈的倒是叶利钦﹐中国仍需多方奔走﹐不惜经济代价地向国际社会去赎买。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六四」在授人以柄﹐使中国从此陷入了「一步被动﹑步步被动」的国际格局﹐从而大大损害了整个民族的实际利益。
继续「火拼」下去
「六四」事件也许可以这样来概括﹕它是中国社会在改革过程中﹐未能及时释放出来的各种应力共同累积成的重大危机。中国执政者和民间﹐当年全都缺乏相应的智慧去安度那个关口﹐更未能把高涨的民气有效疏导为制度建设的动力﹐结果以剧烈「火拼」的形式来宣告改革的受挫﹐终于致使整个民族大错铸成﹐元气大伤。
八年过去了﹐中国的执政者和民间﹐仍然处在互相追究对方责任的幼稚状态。中共由於长期拒绝重估「六四」的思维向度﹐以至在邓小平已经过世的情势下﹐仍然不敢触动这个「历史的伤口」﹐认准了唯有对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分子维持高压﹐才不会翻船﹐从而使它日後将加倍支付「平反」的代价﹔这种代价积累得越高﹐中共能够「合法」偿还它的机会就越低。
时至今日﹐并没有几个中国人懂得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追究以往历史的真正用意﹐主要在于对今后的选择进行道德约束﹐所以任何人都必须首先去努力承当而不是推诿自身的道义责任。中国也未作任何消化「六四」苦果的心理准备﹐越来越来失去全社会平心承认「六四」苦果其实是大家共同种下的这样时机了。因此﹐以後的政治较量﹐难免不是又一轮「双输」的可怕后果。
﹙1997年6月2日﹚
——苏晓康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