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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划生育放宽至三胎 谭德塞呼吁应对疫情世卫要改革 台湾防疫提升疫情迅速趋缓 孙立平教授称“躺平”绝非仅仅发生在底层
今天“言归正传大新闻”将为您带来四个新闻事件。
第一个新闻事件是中国政府允许生育三胎，人民回答“一个都不想生”。
据新华社消息，5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将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20天前中国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上一次普查，年均增长率微降，但老龄化程度加深，老龄化已成基本国情。在新华社相关微博下，热度最高的评论大多负面，认为问题是一个都不想生、建议先解决最基本的生育福利、你们帮忙养吗等。这是中国第三次放松人口生育政策。有观点认为，政策力度太小，在快速老龄化的国情下，不仅应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而且要推出全方位的鼓励措施。
中国自197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除少数民族等特殊情况外，严格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其中一些强制性政策如引产等，遭到诸多批评。2010年上一次人口普查后，中国生育率已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3年，计划生育政策迎来第一次松动，实施单独两孩，即夫妻中有一人是独生子女则可生育两个孩子。根据CEIC数据库显示，单独两孩推行翌年（2014年）中国新增人口从660万左右小幅攀升到710万左右，政策的实际效果大大低于估算。2015年，生育政策再一次放松为全面两孩。短期来看，政策效果明显，2016年新增人口达到800万，2017年也有737万左右。但政策的持续时间再次低于预期，短短两年后，2018年新增人口大幅跳水，仅为530万，2019年仅为467万左右，还不及生育政策放松前的水平，凸显出中国人口增速放缓的险峻趋势。生育政策影响生育率，进而决定一个经济体的人口结构和发展形势。中国在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人为降低儿童占人口的比重，创造了生产性的劳动力结构。但时过境迁，随着预期寿命提高与生育意愿降低，当年的适龄劳动力逐渐转变为老年人口，当年被压缩的儿童人口，成长为占比较少的育龄人口。这种情况为长期经济发展投下阴影——干活的青壮年占比越来越小，需要全社会供养的老年人占比越来越多，养老金缺口扩大，社会负担沉重，年轻人自己生活已经不容易，就更不愿意生孩子，再加上老年人相对不愿消费，经济活力减弱，社会陷入恶性循环。而相比于一般经济政策，人口政策难以立竿见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9年初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长期的人口衰退，尤其是伴随着不断加剧的老龄化，会带来不利的社会经济后果。5月3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提到，中国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但在发达国家，生育率低已是多年顽疾，老龄化也成为现代化病。各国也推行多种政策，然而实际效果不佳。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谭德塞呼吁加强疫情应对机制，世卫着手改革。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31日呼吁有关各方加快启动全球谈判，就达成一项疫情防御与应对机制的国际条约展开谈判。
谭德塞在世卫组织每年一度的部长会议的闭幕式上说，我认为有一项建议将会成为加强世卫组织和全球卫生安全系统最重要的一项建议，那就是，就大流疫的防疫和应对达成一项条约，加强世卫成员国之间的合作，落实这一想法的时机已经到来。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该组织已经同意对有关独立专家提出的世卫组织改革建议进行研究，以便展开相应的改革。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的卫生部长们31日同意就独立专家提出的重大改革建议进行研究。这些建议主张加强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控制疫情的能力。这是世卫组织自新冠病毒大流疫爆发以来对美国等各方要求其进行改革发出的强烈呼吁首次作出明确回应。
2019年年底在中国武汉爆发的这场遍及全球的大流疫造成了1.7亿人感染，将近37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在疫情初期对中国方面隐瞒疫情的做法过度迁就，给世界其它国家提供的建议和指导存在严重的失误，因此受到诸多国家的不满和批评，改革世卫组织的呼声日益强烈。世卫组织紧急事务部负责人迈克·瑞安在每年一度的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我们真诚欢迎在相关决议范围内提出的建议，并把相关决定提交至疫情准备和响应国际协定或者框架大会。根据欧盟递交的并得到相关国家一致同意的一项决议，世卫组织成员国应当在改革中处于主导地位。世卫组织194个成员国的卫生部长们计划在今年11月29日开会，讨论决定是否就达成一个防止大流疫重演的国际协定举行谈判。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台湾防疫警戒提升以来疫情迅速趋缓。
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31日宣布，台湾新增274例本土病例以及73例校正回归病例，两者相加本土个案一共347例。指挥中心指挥官、卫生与福利部部长陈时中表示，代表疫情爆发时一个人染疫后可以再传染给多少人的Rt值，已经从两个星期前的15逐渐降至5月30日的1.02。陈时中表示，疫情Rt值几乎降至1.0，这是比较好的情况，这也意味着疫情朝向可控范围前进。
台湾全境目前累计确诊病例8511例，而其中约7000例是在过去两个多星期的疫情大爆发时确诊的，确诊的个案中目前有124例死亡。陈时中把Rt值大幅下降的原因归功于疫情在台湾一爆发，政府立即将防疫警戒提升到三级。这一波疫情汹涌来袭时，台北市和新北市率先在5月15日将警戒提升到三级；而面对疫情的持续恶化，政府更于5月19日在全境实施三级警戒。台湾的警戒层级共分四级，第四级是最高警戒。陈时中表示，大家积极实施三级警戒，才能看到目前这样的效果。陈时中强调，台湾进一步降低Rt值的关键，还在人人必须作出努力；大家都要戴口罩，都要勤洗手；不要外出参加家庭聚会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称躺平绝非仅仅发生在底层。
孙立平教授在微博中指出：最近，躺平几乎与内卷成了最热门的流行词。于是，有人编了这么一首民谣：一等人拼爹娘，二等人拼关系，三等人拼头脑，四等人拼体力，五等人拼性命，末等人拼躺平。这意思大概是，躺平这种现象似乎是发生在社会的底层。
事情真的如此吗？躺平真的仅仅是发生在底层的事情吗？仅仅是发生在一部分年轻人的身上吗？最近和我一样不怎么务正业但又才华横溢的老朋友郭大爷说了一段话：推诿扯皮的官员在躺平，卖茶卖酒的学者在躺平（不包括我在内啊），不敢投资的老板在躺平，尽管这是一个躺平的时代，底层民众没有资本躺平，外卖小哥风驰电掣。郭大爷这句话说的是，其实底层并没有躺平，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躺平的资本。躺平的前提得是活着，喝着西北风能活着躺平吗？不活着，那躺平叫躺平吗？因此，要明白，躺平的实质是无望，是对于努力和奋斗的无意义感。
进一步说，躺平不仅需要多少有些资本，甚至还需要一个东西：曾经有过的希望以及希望的破灭和不可复得。在郭大爷列举的躺平现象中，其实恰恰遗漏了一个躺平者最重要的部分：年轻的中产或白领。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996或007的那部分年轻人。而对于底层人来说，有时说希望这个词往往都是一种奢侈。他们间或也会躺一下，但那不是他们追求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躺一下，那叫休息，那叫歇一会儿。可能还没躺够，乏还没歇过来，就不得不爬起来继续干活。而比底层境况好些的年轻的中产或白领的躺平，则是源于希望的破灭，源于努力与结果关系的不对称。
对于躺平，不少人有一种误解，以为那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不错，北方的民谚说，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形象点的，就是葛优躺。但别忘了，我们还会更多地听到这样的抱怨：唉，感冒了，躺了一天，躺得腰酸腿疼。我的意思是，躺着并非总是舒服的，也会腰酸腿疼。在现实中，躺着更多地是一种无奈。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是上海一对夫妻7年前早早躺平！不工作！没孩子！不交际！全年只花2万块。而且文章将他们的生活描写得其乐融融、心满意足。
这件事情我信，但说那对夫妻其乐融融我不信，除非他们的心理不太正常。夫妻这么解释为什么一个月只花一千多元：“不上班，没压力，酒也不喝了，烟也抽的少了，饭也吃的少了”。对于正常人来说，这样会心满意足？“以前上班时买的衣服完全够穿了，不上班不用天天换的（内裤除外），穿旧的，脏了再换”。对于正常人来说，这样会心满意足？“我们除了父母，其他人一概不往来，省钱”。对于正常人来说，这样会心满意足？还是那句话。有时，躺着更多地是一种无奈。躺平并不意味着诗情画意。尤其对于很多是处于温饱水平的人来说。
我有一位和郭大爷同姓的同事于华教授，她昨天也写了一篇关于躺平的文章。其中讲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情形：那时，农民要发家致富，工人要增加收入，企业家、商家要创业要利润，科学家要发明，文学艺术家要创作，学者学生要把在浩劫中失去的时间抢回来，运动员要为冠军而拼搏，即便是“两劳”释放人员也要争当万元户，······。看可以说，那是一个没有躺平现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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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在首要的问题不是争论躺平对不对，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地对躺平者进行批评，而是要弄清楚他们为什么会躺平。光批评是没有用的，既然已经躺下来了，用声音是呼唤不起来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我们的社会中创造出鼓励努力和奋斗的氛围。不然，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不少人躺着总不是个事儿吧？ 来源：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