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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百年联合征文之九】苏联死、中国生:纵龙出匣谁之过?

2021年06月07日 2:35 PDF版 分享转发

作者:余杰

 

2021年6月6日  

【中共百年联合征文之九】余杰:苏联死、中国生:纵龙出匣谁之过?

尼克森与季辛吉(基辛格)对中国敞开门户时,搁置不碰政治制度本质这个棘手问题,不愿他们的大构想胎死腹中。……在东欧反共,却接受中国的共产制度,找得到任何合理的说词辩解吗?……天安门屠杀事件提醒美国人正视政权的基础。东欧的革命亦证实,共产政权不一定会长命百岁——中、美对此一事实,感受各有不同。我们今天仍在和这段历史格斗,而且短时间内仍摆脱不开这段历史。

——孟捷慕(James H. Mann)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十一点二十七分,美国总统尼克森的专机「空军一号」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周恩来率领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官员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与尼克森象徵性地握手,并夸张地说:「这是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他对一九五五年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之握手仍耿耿於怀。[1]而尼克森在回忆录中的描述同样夸张:「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2]

按照惯例,外国元首来华访问,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阵容通常由一百二十人到一百五十五人组成,而中共给尼克森准备了三百七十一人组成的三军仪仗队,这是中共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高规格。尼克森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时,「在中国首都的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歌》在我听来从来没有这麽激动人心。」他如此描述他看到过的「最出色」的仪仗队:「每个士兵在我经过时慢慢地转动他的头,在密集的行列中产生一种几乎使人认为行动受催眠影响的感觉。」[3]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办盛大国宴款待美国贵宾。国宴的菜品规格是中共建政後少有的排场,多达几十道,包括周恩来特意准备的三十年国酒茅台。美方最初提出所有食品都从美国空运,中方为了面子,承诺可按照美方要求提供所有食材。

当时负责搜集食材是「三十四号特供处」——这个在一九四九年成立的食品「特供」机构,对外只用数字「三十四号」。该机构是对共产主义人人平等理论的莫大嘲讽,也证明了「新阶级」理论并非空穴来风。

早在尼克森访华前,周恩来就打听到美国人喜食海味,吩咐准备一千公斤新鲜鲍鱼。国务院将采捕鲍鱼的命令层层下达,直至辽宁大连长海县漳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接到任务後,从来不在这一季节捕鲍的潜水队员,冒着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严寒和被鲨鱼袭击的危险,经历上百次深海捕捞,终於完成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後,周恩来专门致电辽宁,表扬潜水队是中美谈判的「幕後英雄」。

当年奉命下海捞鲍的大连獐子岛老渔民王天勇接受香港《苹果日报》采访时表示:「那时不知要给谁捞,上边说是‘政治任务’,又正是寒冬腊月,上边都不理,一定要下水,还指定要最好最大的。……我们一共收获了一千五百公斤鲍鱼,又从中选出一吨优质鲍鱼装上军舰,转乘飞机运抵北京。」真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现代版本。

《纽约时报》记者马托夫报道说,被驱使在天寒地冻中打捞鲍鱼的十名渔民中,有三位渔民被冻死,其中一位年仅十七岁,名叫何高。後来尼克森夫妇读到报道,一度陷入深深自责之中。

二月二十三日晚,北京开始下大雪,但按照计画,尼克森第二天要去长城。第二天一大早,尼克森夫妇惊讶地发现,昨天夜里厚厚的大雪骤然「消失」。周恩来早就给北京市领导打电话布置扫雪任务,北京连夜出动一百多辆洒水车、六十万人从钓鱼台一直扫雪到烽火台。从这个细节就能联想到,柏林墙只存在不到三十年,而长城存在两千年,不是没有原因的。共产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东方帝国(尽管其添加了不少史达林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模式),由没有自由意志的奴隶与暴君共同组成。

尼克森和季辛吉很享受他们在北京得到的东方帝王般的款待,假装不知道他们所看到的中国乃是一个超级大的「波坦金村」。

尼克森的这次访华,严重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成为中共政权延续至今的关键因素——中共执政至二零二一年,已长达七十二年,看来必将超过苏共(俄共)执政的七十四年(一九一七至一九九一年),将成为现代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共产党。此一形势的形成,就国际因素而言,尼克森罪莫大焉。

美国外交教父季辛吉:「大三角」战略弊大於利

一九六一年,年轻的哈佛大学教授季辛吉终於挤进白宫。哈佛大学的教授和毕业生充斥美国政坛高层,犹如北京大学出身的聪明人充斥中国政坛高层,但这两所顶级名校对各自国家的政治发展所做出的却是灾难性的「贡献」。此时季辛吉的职务只是每周只用上一两天班的兼职顾问,但这对於这名有十四个亲人死在纳粹集中营、十五岁时逃到美国、当时只会几个英文单词的德国犹太人来说,已然是一个莫大的成就。[4]

一名差点亡命於纳粹魔爪的犹太难民,後来却成为美国民主的破坏者,表面上看确实有些不可思议。若仔细分析就能知道原因所在:记者兰道(David Landau)认为,季辛吉是「魏玛之子」,挥之不去「革命及政治秩序失序、所有公认权威消失的可怕幽灵」。这跟邓小平一看到学生游行示威就联想到文革,然後断然下决心对威胁其权力的学生和市民展开血腥屠杀,是同样的道理。

季辛吉不喜欢受官僚系统的规规矩矩的束缚,更蔑视民意和舆论,对民主价值持玩世不恭的态度,执迷於诉诸个人魅力、具前瞻性和非民主的政府决策。与之同时代的评论家们指出,「季辛吉主义」意味着「迷信秩序与权力而牺牲人性」、「认同全球现实政治,置务实主义於道义之上」,季辛吉「拥有近乎邪恶的心理直觉、可抓住暗藏性格根源的本能、知晓什麽会驱使或毁灭他人的本能」,还有「操弄权力的天赋:善於利用对手性格的优缺点」,「在他的世界里权力代表着一切:均衡不只是秩序的必要条件、正义的先决条件,均衡就是秩序,就等於正义」。[5]

季辛吉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者,但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为之撰写的传记中却标新立异地将其形容为理想主义者,是康德永久和平论的信徒(比康德还康德)——当然,弗格森特别界定说,他指的是年轻时代的季辛吉。[6]但这种界定是毫无意义的:年轻时代的季辛吉是学生和学者,那时他是什麽主义者,跟公共利益关系不大。对季辛吉的历史评价,完全取决於其当权时的政策产生了什麽样的结果。

弗格森对季辛吉的激赏,是因为他与之分享同样的观念秩序。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也惊人地一致,他们都主张对中国采取绥靖主义政策。弗格森在论文《让中美共同体再次伟大》(Make Chimerica Great Again)中沿袭「中美共同体」(或「中美国」)的概念,希望中国与美国「寻求和解」,所以在川普执政期间,他撰文呼吁川普的对华外交沿袭季辛吉的政策。

在甘乃迪的白宫,季辛吉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就柏林危机撰写了一份备忘录,却没有受到上峰的重视。他愤愤不平地感叹说:「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像一个人坐在驾驶员旁边,驾驶员正驾车冲向悬崖。而问我的却是,汽油不够,油压不正常。」由於自感处於决策层的边缘,他担心白宫用他只是集思广益,而并不会采纳其意见。於是,他在当年十月辞职。[7]

此後七年,季辛吉在学界和民间积攒名望,逐渐形成其外交政策的思路。弗格森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大多数策略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历史是由他人自我体悟中获取类比和洞见的宝藏;做决定基本上是靠推测,而某些行动方向的政治回报可能低於按兵不动或报复,尽管後者的最终代价也许更高;外交政策遵循现实主义,如表现於俾斯麦身上的,是充满危险,不只导致民众疏离,政治人物沦落到只顾追求权力而已。弗格森进而认为,季辛吉在个人事业早期反对历史唯物论及经济命定论,因而认为冷战非关经济、甚至无关核武器储备,更别说战车部队,而主要是理想之争。然而,这种解读宛如缘木求鱼,实际上,季辛吉丝毫不具备清教徒的观念秩序和对西方民主模式的认信,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偶然:「演进过程不会像後世看来进行得那麽顺利,或方向如此明确。西方的多元主义来自数以百计的选择,每次若做出不同选择,可能带来南辕北辙的结果。……演化并非沿直线进行,而是经由一连串复杂的变异。一路上的每一步都有弯道和岔路,无论好坏都得走下去。左右抉择的条件也许是最细微的差异。事後看来那抉择也许几乎是随意的,或是在当时普遍状况下只容许此一选项。」[8]他不相信上帝之手对人类历史的操纵。

作为知识菁英的季辛吉长期看不起出身卑微、教育背景寒碜的尼克森。然而,一九六八年,当尼克森成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时,季辛吉审时度势,出任其外交顾问。尼克森当选之後,他成为其国家安全顾问,两人达成了一个「不可能的组合」。尼克森对季辛吉的提名甚至排在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之前——季辛吉拥有比副总统和国务卿大得多的权力,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人戏称为「助理总统」。

尼克森宣誓就职时,美国已深陷越战泥潭,决策部门的菁英们发现,越战不光打不赢,而且还反映出美国政治制度的先天性道德失败。尼克森将收拾残局的希望寄托在季辛吉身上,从此季辛吉与尼克森形影不离,被称为「尼克森的保姆」,有人甚至拼凑出一个新的英文名词:尼克辛吉。

尼克森是一个不受既定规则约束的政客。他突发奇想——美国要从越南脱身,可借助中国的帮助,不妨改变过去二十多年封锁中国的政策。一九六九年末,季辛吉接受且完善了这一想法,认可敲开中国大门值得一试——经过越战,美国实力下降,对抗力不从心,必须联合中国才有胜算。中国的加入能让美、苏双边关系变成三角关系,这种关系有利於美国。这就是其「大三角」战略。「要在我们能够与他们两边都维持更胜於他们之间的关系,对我们的帮助才能发挥到极致。」也就是说,美国将凌驾於两者之上,维持双方的平衡或均势,季辛吉使用了一个关於国酒的比喻:「谨慎关注双方的首都,我们就能继续饮我们的茅台,继续喝我们的伏特加。」[9]

季辛吉并没有任何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认同,他既不信仰解犹太教,也不信仰基督教,对各种主义都不感兴趣,就连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价值分歧在他看来也不重要。尼克森在回忆录中承认:「我感觉到他像我一样,不是那种宗教感很强烈的人。」[10]後来,当尼克森在水门事件的幽暗时刻,请求季辛吉与之一起在白宫椭圆办公室跪下来祈祷,这位权术大师勉强跪下,却言不由衷——他心中没有上帝的位置,没有祷告的对象。

季辛吉不承认自己是马基维利主义者或梅特涅主义者——他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采访时说,马基维利「对我丝毫没有影响」、「我与梅特涅不可能有共同的地方,我只写过一本关於他的书」,反之,他炫耀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斯宾诺莎和康德两位哲学家」,并且强调「权力本身,作为一种工具,对我没有什麽吸引力」,但实际上,他唯一的信仰就是权力。[11]

季辛吉认为,他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有三个:与越南和谈、与中国接近、与苏联建立新的缓和关系。要达成这些目标,就必须放弃意识形态上的成见,不能依靠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去解决,他批评反共的右派「缺乏时间感,或脉络感,或感觉不到现实的绵密交织」。他指出:「我们转向中国,不是要为一九四零年代末自由派中国政策的过错赎罪,而是要重塑一种全球均势。」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季辛吉做了一份给媒体的解释政府外交政策转变的简报,简报中如此写道:「我们一向表明,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评断其他国家,特别是像共产主义中国这样的国家,是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取决於他们国内的意识形态。」这种说法是自欺欺人: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的所作所为,是由其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为了意识形态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朝鲜的外交政策「没有最左,只有更左」,很多时候跟国家利益背道而驰。

一九七一年七月,季辛吉为尼克森打前站,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问中国。一见面,他就被周恩来征服,直到晚年仍对周赞不绝口,「周恩来是我在六十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他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心理活动」。当然,他不知道周恩来身兼秘密警察头子,以及文革期间跪在江青面前的丑态——即便知道了也不会相信。

当见到毛泽东之後,这个哈佛博士在只有中学学历的暴君面前变成毕恭毕敬、洗耳恭听的小学生,乖乖听毛随心所欲地谈天说地,偶尔画蛇添足式地表示赞同。毛泽东与希特勒一样具有某种恶魔式的、卡里斯玛的领袖魅力,从季辛吉对毛的顶礼膜拜可以推测,若季辛吉早生二十年,若季辛吉不是犹太人,他一定会忠心耿耿地为希特勒效劳。

季辛吉认为,国事访问很少能给国际事务带来重大影响,但尼克森访华却是一个例外。「中国又回到了世界外交的舞台上,美国也有了更多的战略机会,这都给国际体系赋予了新的活力和弹性。中美之间磋商的频繁程度甚至在正式盟友之间都是极其罕见的。」他强调说:「中美修好的好处并不是永恒的友谊或互相融洽的价值观,而是重新达成全球的力量平衡。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还能在价值观上达成更大的融洽。」[12]然而,此後半个世纪,中美双方在价值观上并未达成「更大的融洽」,反而渐行渐远;倒是季辛吉个人的利益跟中国水乳交融——他实现了「靠中国,发大财」的初衷。

季辛吉讨好中国,牺牲品除了被迫退出联合国的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之外,还有孟加拉。一九七零年底,巴基斯坦军方展开一场大规模的灭绝行动,叫作「寻光行动」,旨在彻底「一劳永逸」的解决孟加拉(当时是东巴基斯坦)问题。这场屠杀行动激发了孟加拉与巴基斯坦的全面内战。

屠杀初始时,美国驻东巴基斯坦的领事 布洛德要求美国介入制止。但季辛吉认为,巴基斯坦是北京的老牌盟友,不想在跟北京建立长期友谊之前,因孟加拉问题开罪於北京。而印度表态支持孟加拉,印度在当时友苏又反中,更让季辛吉对孟加拉独立没有好感。布洛德的建议如石沉大海,他在电报上严厉批评美国政府,认为美国「道德破产」,这几则有名的电报後来被称作「血色电报」。季辛吉充耳不闻,将布洛德调离孟加拉地区。在战时最激烈的时刻,尼克森政府一度考虑派有核弹投射能力的轰炸机前往战场,支援西巴基斯坦军方。想到这里,只能感到不寒而栗。[13]季辛吉的所作所为,与他残害他家人的希特勒庶几近之。

尼克森式的外交,有极强烈的个人色彩。它超越政府一般程序,使中国领导人得以专心只与一个类似季辛吉的高阶美国官员打交道,也可以对此人奉承讨好,投其所好,再加以利用。季辛吉访问中国近百次,随着中国开放对外贸易与外国投资,他马不停蹄地协助美商在中国寻求门路。他本事通天,可以为美商引荐中国最高领导人,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直到——他是薄熙来倒台前在重庆会见的最後一位重要的外国客人,他的家族和客户在中国边陲的重庆有天文数字般的投资项目。

季辛吉常因混淆评论与顾问的分际,为人诟病。他无视美国的立国价值,无视美国的国家利益,仅仅为满足个人的权力慾望和利益即可不择手段、厚黑无边,他是二十世纪给美国带来重大灾难的政客之一。他从来不以当年主导放纵中国、养虎为患的政策感到後悔,从来不为肉麻地称颂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等中共历届党魁和独裁者感到羞耻。二零一八年,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九十五岁的季辛吉出席,再度表示中国崛起「是政策和历史的必然」。

尼克森对华秘密外交,是二十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大错误

从派遣季辛吉到中国访问开始,尼克森就对此高度保密,传统上负责外交的国务院、对外交事务拥有一定发言权的国会、五角大楼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等全都被蒙在鼓里。[14]

季辛吉後来解释说:「尼克森任总统期间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在当时却鲜为人知,因为尼克森认为访华若要成功,就必须严加保密。若公之於众,则需要美国政府内部获得层层批准,走一道道复杂的程序,世界各国也都会坚持要求与我们商议,这样会影响我们去北京摸清中方的态度。透明固然重要,但为了建立更为和平的世界秩序,抓住历史机遇也是必要的。」[15]这种解释是典型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正是共产党的思路和做法。他丝毫不尊重美国宪制。

尼克森践踏了美国的民主传统和民众的知情权,最终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那就是水门事件——水门事件是民主党和左派媒体为尼克森设下的圈套,尼克森的敌人们并非後来书籍和电影中描绘的那麽大义凛然;但尼克森本人并非完全无辜,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常在水边走,不可能不打湿鞋子。

一九九三年,尼克森在最後一次访问中国时,不无苦涩地说:「历史会记得我两件事:水门案和敲开中国大门……我并不悲观,但水门案,这件愚蠢的事情,其历史评价将与我在这里的所作所为相提并论。」[16]实际上,敲开中国大门的危害性千百倍於水门案,前者更应当受到谴责,尼克森直到去世也未能明白这一点。若非他向中国敞开大门,当初经济和政治状况比苏联更糟糕的中共政权未必能比苏联更长命,比苏联更早崩溃的或许是中国。中国的救星不是毛泽东或邓小平,而是尼克森。

尼克森在与周恩来会谈时说:「我在艾森豪政府中任职时,我的看法与杜勒斯先生的看法相似。但是自那以後,世界发生了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关系也必须改变。就像总理与季辛吉博士会面中所说的,舵手必须懂得该怎样驾驭风浪,否则只会被大潮所吞噬。」尼克森曾是坚定的反共斗士,在希斯案中穷追猛打获得全国性知名度,且一度与麦卡锡并肩作战。当上总统之後,他发现,中苏边境上的军事摊牌或许对美国来说是一座桥梁,美国可以「将冷战的前沿向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移动」。在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经过修订後完整发表的「关岛主义」和「尼克森主义」的发言中,他承诺在东南亚缩减美国的干涉力量。表面上看这种考量的核心是财政问题,其实是向中国抛出橄榄枝。对於尼克森所说的这种「改变」,季辛吉进一步阐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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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克森的设想中,中国起了关键作用。两国领导人从不同角度审视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在毛泽东看来,和解是一种战略必要手段,尼克森则将其视为一个改变美国外交政策和世界领导地位的机会。他想利用对华开放向美国公众表明,即使在一场元气大伤的战争中,美国还是能制定长治久安的蓝图。於是他和他的属下们竭力争取与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重新建立联系,以减轻从东南亚黯然撤军的痛苦。[17]

实际上,这种「改变」并未成为美国社会、朝野两党、尼克森政府乃至共和党人的「共识」。尼克森的国务卿罗吉斯(William P. Rogers)非常不赞同「改变」。共和党的反共力量仍遵循杜勒斯的做法:杜勒斯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艾森豪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其去世之後仍对甘乃迪和詹森政府具有决定性影响。杜勒斯对冷战做出了准宗教式的诠释,他的基本立场,用其下属、国务院远东事务局的局长罗伯森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当然百分之百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百分之百反对北京的共产党政府。……除非共产党人改头换面不再当共产党人,否则一切免谈。」

尼克森深知对华政策的转变会引起党内保守派反弹。他小心翼翼地开始「扫雷」工作。他鼓励季辛吉打电话给高华德参议员和加州州长雷根等共和党保守派大佬,简报北京之行。他最高明的一招就是说服雷根,以总统特使的身份在当年十月到台北出席双十节国庆庆典,安抚感到被出卖的台湾政府。日後出任雷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理查德·艾伦(Richard V. Allen)说:「雷根一直遗憾,被这麽利用;但当时他认为,总统要求他效劳,他就会从命。」[18]

对许多保守派来说,反苏比反华更具吸引力,他们被说服接纳「强化与中国关系以制衡苏联」的「中国牌」观念——反苏最力的参议员杰克逊赞同尼克森的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观点。但保守派舆论推手、《国家评论》杂志主编巴克利反驳说,杰克逊犯了对中国「道德盲目」的病症,看不清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比苏联更极权专制。

当时,尼克森执意拉拢巴克利,邀请他作为媒体人员参与访华之行。巴克利冷眼旁观尼克森与周恩来的觥筹交错:「那感觉就好像是让萧克罗斯爵士在纽伦堡审判时,从检察官席走下来,拥抱戈林、邓尼茨、赫斯,乞请他们加入打造美好世界的行列。」巴克利看透了中国的本质,也看到了尼克森对华政策的致命局限与偏差。

尼克森与季辛吉自行秘密处理对华政策,把国务院当作敌人,保密到家。在访问北京期间,尼克森排斥隶属国务院的翻译,主动借重中方翻译。[19]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尼克森与季辛吉两人之间也在争风吃醋、尔虞我诈。在派遣季辛吉访问中国前夕,尼克森一度要求季辛吉前往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以便日後自己能成为进入中国首都的第一位美国官员。但季辛吉虚以委蛇搪塞总统,他一心一意只想到北京去。等到尼克森访华时,他本来希望至少有一次在没有季辛吉陪同的情况下与周恩来展开会谈,却被季辛吉阻挠而未能实现——每一次重要会谈季辛吉都在场,以确保对每一个环节的掌控。

有趣的是,当季辛吉陪同尼克森进入毛泽东的书房展开会谈时,毛泽东说,今天不谈外交政策,只谈哲学,季辛吉是这些人中唯一的哲学博士,所以,「今天请他主讲,如何?」後来,季辛吉在回忆录中写道:「毛好像出於一种习惯,要在来宾之间挑起‘矛盾’。他一边表示谦虚,一边调侃了别人,又可以在总统和安家安全顾问之间埋下不和的种子——一般来说,总统是不会乐意被自己的安全顾问抢了风头的。」[20]

尼克森、季辛吉对历史地位和历史评价的争风吃醋,後来在法拉奇采访事件中再次发酵。季辛吉在接受采访时情不自禁地炫耀说:「中国是我取得成功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但关键还不在於此。关键在於我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美国人特别喜欢这一点。美国人喜欢独来独往的骑马牧者,即便不带手枪也没有关系,就像西部电影里的人一样。」这段话惹恼了尼克森,为此在数日内拒绝与季辛吉见面,也不接他的电话。懊丧不已的季辛吉声称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他「平生最愚蠢的一件事」。[21]

尼克森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说:「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突破将不仅有利於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於今後多年的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22]毛泽东就是一个用东方神秘主义的油彩层层包裹的希特勒,但以尼克森为代表的西方政客却被这些油彩所迷惑了,被毛泽东海阔天空地谈论的「哲学」弄糊涂了,丝毫没有意识到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是个残暴的屠夫,而他成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屠夫的救星。

尼克森通过在中国短短一个星期的访问,得出中国比苏联好打交道的结论——或者说,他是先有了这个结论,然後才寻找支持此结论的素材。他认为,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而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甚至连江青都不例外,江青主动要求尼克森对其主导的样板戏提意见。

多年後,尼克森总结他在中国感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一是在北京观看体育表演时,「观众既守纪律又激动得近乎狂热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证实了我的这一信念,即我们必须在今後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终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的敌人」。[23]尼克森生得晚,没有赶上去观摩纳粹的党代会和奥运会,否则他将会有更大的惊奇。但从纳粹让人生畏的群众运动中就能得出必须与纳粹搞好关系的结论吗?尼克森意识到了中国的可怕,却帮助它变得更加可怕,他不可能改变中国对美国根深蒂固的敌对(除非美国接受中国的意识形态,并融入中国的朝贡体系),所以最终美国还是必须面对中国这个可怕的敌人。

尼克森对中国的另一个鲜明印象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周恩来「广泛地谈论人物和历史,他的观点为他那种意识形态的框框所影响,然而他的知识渊博是惊人的」。[24]数十年来,周恩来几乎实现了对西方来宾的「通杀」——从马歇尔到尼克森,无不拜倒在周恩来这个孔夫子式的共产党员脚下。这个个案再度表明西方对中国的无知到了何种程度。多年之後,成色弱了很多的新版周恩来——温家宝——照样博得中外偶像崇拜者们的热烈掌声。

尼克森和季辛吉建立的模式,经後来历任政府奉为圭臬:对华交涉很特殊,要脱离正常的外交及体制管道。当然,在美国历史上,秘密外交不是尼克森和季辛吉的发明,罗斯福参与雅尔塔会谈就是恶劣的先例。如历史学者所指出的,就风格和内容两方面而言,尼克森与季辛吉的外交,至少在未来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指导着美中关系发展。尼克森政府设计、议定的主调,主导了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思维:与中国亲善有助於美国与苏联打交道;华府与北京可以携手在东亚地区解决各项事宜;同时,美国不应、也不会挑战中共领导人。後来历任总统、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都在尼克森与季辛吉建构的大厦上添建,偶尔略作修葺;他们很少挑战尼、季中国政策的基础,或重新评估其基本假设是否依旧说得通。的确,随着时间流逝,尼、季对华政策成为新教条,取代了一九五零至六零年代指导美国外交行动的旧教条。[25]

尼克森北京朝圣,毛泽东绝处逢生

尼克森访问北京,享受着历史创造者的殊荣,随後在竞选连任中以绝对优势获胜。美国很快从越南撤军,苏联也退缩了。他即将迈入伟大总统的行列。但是,从巅峰跌入谷底如同过山车一般:当水门事件爆发之时,民众并没有因为他是让中美关系解冻的「英雄」而原谅他。[26]

这场外交战中真正的胜利者是毛泽东。六十年代中期,中苏交恶,中共的首要敌人从美国转换为苏联。一九六九年,中苏在边境爆发珍宝岛冲突,中方设了一个圈套,让苏联边防部队遭受重大伤亡。随即,苏军发动反击,在新疆边境上消灭中国一个营。部署在中国边境上的苏联部队增加到四十二个师,达一百万人。苏联的中层官员开始向全世界各国相识的同级官员询问,若苏联先发制人,攻击中国的核设施,各国将会如何反应。中国的同情者寥寥无几。由於中国的军事实力远逊於苏联,毛泽东只好启动「深挖洞、广积粮」政策,命令北京的高官疏散到南方各地。

同年,毛泽东重新启用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的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和叶剑英等四名元帅,请他们分析中国的战略选项。四人在报告中提出,若苏联大举侵华,中国可以打美国牌。陈毅为这个看上去离经叛道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历史支点,他建议毛泽东参考史达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经验——这个细节说明,陈毅本人及毛泽东都是史达林的同类,都不认为史达林与希特勒签订和约是对共产主义事业可耻的背叛。毛泽东是余英时所说的「打天下的光棍」,毛多次赞扬日本侵华帮助共产党崛起,跟史达林与希特勒共舞有异曲同工之妙。叶剑英提出《三国演义》中的例子:「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27]这个比喻与季辛吉的「大三角」战略不谋而合。

文革造成国内「天下大乱」,苏联的压力以及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日渐孤立的地位,使毛泽东迫切需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用陈毅的话来说,「主席走这麽一步,整个棋局就活过来了」。这句话从反面理解就是:大部分中共高层都承认此前中国已步入「死局」,必须转向。

季辛吉在为尼克森准备关於毛泽东的性格资料时,煞费苦心地为两人寻找共同交集的对话主题。尼克森记下来:「尼、毛都是重视人民的人」,两人都「与知识分子不对头」。这个比喻不伦不类。尼克森虽嫌恶知识分子,却不曾把他们打入阶级斗争的炼狱,或是下放到农村去养猪养牛。[28]

毛泽东比尼克森更期盼这场会谈,却又刻意运用欲擒故纵的手段。季辛吉在回忆录中写道,中方邀请尼克森在抵京几小时之内就与毛泽东会面,「其实,用‘邀请’一词不太准确,因为跟毛泽东的会面每次都不是事先约好的,而是像从天而降的消息。这好像过去君王召见臣民的方式」。

实际上,毛泽东在会面前十分焦虑,报告尼克森一行人行踪的电话不断打进来。当时,毛的身体状况已非常糟糕,医疗组为此次会面做了万全的准备。毛泽东书房兼会客室内的氧气瓶、呼吸器等医疗用具全部搬走,移到旁边的走廊上,又准备了一些小型轻便的急救设备,将氧气瓶藏在一个大雕漆箱里,其他设备则置於室内的大盆景後面,以便因应紧急之需。[29]

在会谈中,毛泽东情绪很高,不停的说笑话,试图制造轻松气氛。同时,他又刻意维持帝王般的威严及超然地位,他没有回应尼克森希望讨论的两国之间棘手的政治难题,而是二两拨千斤式地说:「这些具体问题应该去和总理谈,我只讨论哲学。」毛认为自己凌驾於包括尼克森在内的所有「政务官」之上。

毛一直掌握着谈话的主导权,像老师称赞学生一般称赞尼克森写的《六次危机》写得不错。尼克森恭维说:「你读得太多了。」毛说:「读得太少,对美国了解太少了,对美国不懂。要请你派教员来,特别是历史和地理教员。」

毛在谈话中主动且多次表示,台湾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说到底,毛个人权力及中共政权的安全才是问题,台湾问题可先搁下。

毛虽病入膏肓,却思维敏捷,老奸巨猾,避重就轻;比之年轻一代的尼克森,却处处被动,紧张而毛躁。这场对话,宛如此前甘乃迪与赫鲁晓夫的对话,尼克森的表现比甘乃迪还要不堪。

原定这次会见只是礼节性的十五分钟,实际却按毛的意愿延长到一小时五分钟。尼克森的来访,让毛泽东相当振奋,健康亦大为好转。根据中美双方事先的意向,毛泽东还准备会见尼克森一次,毛自己也有这个强烈慾望,但终究因为身体状况而放弃。

此次破冰会谈,没有迅速达成中美建交的结果(尼克森承诺将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完成中美正式建交,但他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未能完成第二个任期,也未能实现此一承诺;一直要等到民主党总统套卡特上台,才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布,美国与中国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却让中国从此摆脱铁幕的阴影。北京凭藉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报》成功地阻止了苏联在东亚的权力诉求,并同时让自己成为该区域的强国。在意识形态上,这一点体现在一九七四年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当中。[30]

中美敌对状态的结束,对中国同日本、欧洲及苏联的国家关系产生强烈冲击。日本在同年九月与中国恢复关系,其他十七个国家在前後几个月内做了同样的事情。毛取得巨大成功:中国走出四分之一世纪被孤立、封锁和战争的风险,从而减轻经济建设难以承受的重负。[31]

不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共政权,而是毛泽东与美国的缓和拯救了中共政权。毛从来不以意识形态为旨归,他与季辛吉一样都是现实主义者。美国昨天还是万恶的帝国主义,今天就可以成为座上宾。他的转向之快,让西方的毛主义者均措手不及、乃至理想破灭。毛对此根本不在意,他在意的唯有政权和其个人权力的稳固。

中国的国内政治需要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国家的外交政策反过来又影响着国内的政治形势。内政外交一番互动之後,中美两国的握手言和,使国际格局呈现出表面上美苏中三足鼎立的局面;与此同时,国内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随着林彪集团的覆灭变换为激进派和务实派的两极天平——毛泽东成为天平的支点。毛总的倾向是利用打美国牌反对苏联,但有时刻警惕着避免出牌的权力为美国和国内其他人所左右——所以,他偶尔利用时间差来敲打一下从中美缓和中获利最大的周恩来,以显示自己才是最高仲裁者。[32]

尼克森在中国的表现未能维持他在美国政坛的平均水平。由於时差和压力的关系,他屡屡犯错。在中国的最後一夜,他喝了很多杯茅台酒,在晚宴上进行唯一一次真正的即席致辞。他似乎远超出原本的交涉,提出一个近似於与中国成立军事防御同盟的主意。季辛吉吓了一跳,但暗喜「此时新闻界也兵疲马乏,没有注意到它」。[33]

这些细节上的错误,跟整个决策的错误相比,反倒显得微不足道——让中国走出铁幕,比当年丢掉中国还要可怕。在整个冷战时代,美国犯的最大错误,不是越战,而是将中国从铁幕後释放出来,原本希望以毒攻毒,结果却是纵龙作恶、一发而不可收拾。西方世界没有想到,冷战结束三十年後,中国摇身一变成为比当年的苏联更难对付的敌人。

在与中国恢复关系的初期,尼克森政府的官员几乎都在中国领土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美国试图无中生有,创造出关系。当初,季辛吉和尼克森前往北京,可比中国领导人来华府访问容易得多,尤其是美国的主要谈判对象周恩来,以及毛泽东本人的健康情况都很差。但是,美国人前往北京朝圣的模式,後来逐渐变得难以打破,使得中方「天朝对待属国朝觐」的意识大增。多年之後,美国人急欲与北京来往的心态不仅已经没有必要,反倒使中方在谈判上占了优势。历史学者索乐文研究中国的谈判术之後,得出一项结论:「在中国首都谈判,使得中方有机会包围谈判对象,扩大对方的感谢、依赖、敬畏与无助之意识。」这句话对於中方及前往北京的美国官员的心理,描绘得入木三分。[34]美国人始终未能理解中国根深蒂固的天下帝国观念及其朝贡外交的体制,结果将为此付出沉痛代价。

邓小平打越南是给美国的投名状,中国成为美国的准盟友

毛泽东比史达林更加狡诈,邓小平也比勃列日涅夫更加狡诈,他们知道即便一度与美国为敌,却不能永远与美国为敌,若永远与美国为敌,就无法避免国破身灭的命运。所以,出於生存的本能,要跟美国交往;出於「韬光养晦」的原因,要从美国那里得到一张参与美国在战後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通行证。直到戈巴契夫上台後,苏联当局才明白这个道理,比毛泽东邀请尼克森访华晚了十三年,比邓小平访美晚了六年。迟到的改革是找死,苏联死掉了;竭尽所能地坑蒙拐骗偷,中国活了。

一九七八年,中美建交之後,两国关系仍相当冷淡。复出後的邓小平决定给两国关系点一把火——要得到美国颁发的「国际良民证」,首先需要缴纳投名状。美国需要什麽样的投名状呢?邓小平胸有成竹。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邓小平风尘仆仆地频频出访,以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从革命斗士、革命输出者,变为苏联和越南地缘政治阴谋的又一个受害者。

毛泽东一生中只出境过一次——到莫斯科朝拜史达林,此後便在其住处接见八方来客;邓小平则放低身段,走出共产主义阵营,他在访问资本主义国家时多次公开承认中国积贫积弱,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不再是以「自力更生」包装的唯我独尊。邓小平并非第一个这样做的中国领导人。在一九七二年与尼克森和季辛吉谈判时,周恩来就使用过同样一招「苦肉计」——他不讳言中国相对脆弱,「而且我们也承认我们很落後」。周恩来曾向美国外交官露出他长裤底下的卫生裤说:「瞧,我们不指望这种品质的产品可以外销。」[35]周恩来不会想到数十年之後,中国生产的廉价衣服、鞋子和玩具等倾销全世界。周恩来告诉季辛吉:「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以後,我们还是不会认为自己是个超级大国,不会加入超级大国的行列。」如果美国人天真地相信周恩来和邓小平所的话,就等於自掘坟墓。

一九七九年一月,邓小平赴美访问,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这也是中共建政之後访美的最高官员),这次出访以後,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这次出访是他赢得美国信任的一次大考,也是一出演给苏联看的大戏,更是对越南作战提前进行的心理战。

中越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之後,即派出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共对抗法军。[36]在美国出兵越南後,中国是北越最坚定和最慷慨的盟友,提供的实质性帮助比苏联更大。一九六二年,毛泽东答应向北越提供九万枝枪炮,毛说:「是越南需要的,我们就优先供应。」解放军帮助北越训练军队、传授游击战知识、援建工业设施和铁路。前後累计共有三十二万解放军官兵被派往北越,巅峰时的一九六七年有十七万人在北越,在越南伤亡的中国军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近六千人。在整个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对越南总援助加上中国援越部队和技术人员开支,超过两百亿美元。[37]中越两个政权的关系,正如中国与北韩,堪称「血盟」。

然而,越战後期,因中美关系解冻,越南认为被中国抛弃,遂倒向苏联。越战刚结束,越南开始做建立「印度支那联邦」(东南亚的「小中华」)的大梦,出兵推翻中国支持的赤柬政权,驱逐在越南的数十万华侨。中国认为越南成为苏联在南方包围中国的打手,中越迅速交恶,屡屡发生小规模的边境冲突。

毛死後,邓小平结束文革,在权力斗争中胜出,需要一场收发自如的、小规模的对外战争转移民众的不满及凝聚民心。同时,邓小平也将打越南视为一份给美国的投名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新政」,离不开美国和西方的技术与金融支持。第三,打越南可以切断苏联在东南亚的黑手,遏制苏联的威胁。

二十九八日,在邓小平抵美国第一天夜里,应邀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Ian Joseph Brzezinski)位於维吉尼亚麦克林的家中做客。在这次非正式交谈中,邓小平对主人说,他希望与卡特总统有一个小规模的会晤,谈一谈越南问题。

次日上午和下午,邓小平一直在白宫与卡特展开正式会谈。邓小平指出,中国现在认为苏联是头号敌人,愿意与美国密切合作对抗苏联的扩张,「我们不是建议成立正式联盟,而是各自根据自己的立场行事,协调行动,采取必要措施」。已离开权力中枢的季辛吉後来评论说:「不组成联盟却作为盟国一起行动,这把现实主义发挥到极致。」同样是现主义者的季辛吉对邓小平惺惺相惜,他读出了邓小平的心里话:「他们愿意依靠互相之间的心照不宣。在邓小平看来,中美关系共同利益反映在建立非正式的全球安排,在亚洲通过政治和军事合作遏制苏联。」

在会谈中,邓小平将越南称为东方的古巴,是苏联从南部威胁中国的基地。下午的正式会谈结束後,应邓小平要求,双方转到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一场参与人数更少的秘密会议,除了总统卡特、副总统孟岱尔(Mondale)、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和国务卿范锡(Cyrus Vance)之外,美方其他人员全部退席。邓小平以严肃而又果决的作风,说出了对越南发动惩罚性打击的计画。[38]

邓小平说,他考虑到了苏联入侵的可能性,北京从北方边境撤退了三十万平民。不过,如果只是打一场对越南的有限战争,能速战速决,莫斯科就来不及做「大反应」;而且时值寒冬,苏联对中国北方发动攻击也比较困难。邓又说,中国「不害怕」,但需要华盛顿「道义上的支持」。

尽管此前从情报中得知,中越关系已恶化,卡特听闻此言仍大吃一惊。平庸而缺乏魄力的卡特,被邓小平吓破了胆,一时不敢接过这张投名状。卡特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企图劝说邓放弃惩越计画,他告诉邓,此举可能造成极大的反效果,世界舆论可能同情越南。但卡特没有谴责或直接反对邓的计画,他的温和的否定暗含着含糊的默许:「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你们不仅会受到来自背面的军事威胁,而且还要面对国际态度的转变。……我们很难鼓励暴力,我们可以给你们通报情报。据我们所知,最近没有苏军向你们边境移动的动作。我的话只能说到这个地步。我们也和世界各国一起谴责越南,但是出兵越南会造成不稳定,是非常严重的行为。」

支持中国对越南动武的布里辛斯基日後写道:「我担心总统可能被范锡说服,对中方施加最大压力,不让他们动武:因为这只会使中国人认为美国乃是‘纸老虎’。」他甚至对邓表示了一定的钦佩之意:「我私下希望,邓小平重视动武这件事,能对美国某些关键决策者有所启发。」其弦外之音是,他早已对卡特软弱的外交政策有所不满,他认为卡特缺乏邓小平的魄力。

次日早晨,卡特和邓小平举行单独会晤,只有一名翻译在场。卡特向邓小平读了一封他连夜亲笔写好的信——这封信至今尚未公开。布里辛斯基後来说:「总统亲笔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信的基调是温和的,内容是严肃的。里面强调要力行克制,并总结了可能发生的不利的国际後果。我觉得这麽做是合适的,因为我们不能正式和中国人联手。」[39]

卡特的担心是:「中国挑起的武装冲突,将使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未来能否和平解放台湾问题产生严重关切。」但卡特只是要求中国「节制」。

邓小平向卡特保证,中国军队不会长期侵占越南领土,将在开战十天到十二天後撤出越南境内。邓还说,中国攻打越南的好处是长期的,也符合美国利益。中国表面上是在打越南,实际上是在打给越南撑腰的苏联。如果中国不给苏联一个教训,苏联就会像利用古巴一样利用越南。他知道这个设身处地的说法颇能打动美国人——越战的失败是美国郁积至今的一个莫大屈辱,中国帮助美国出一口气,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必然大大改观。邓小平果然是心理战的大师。与之相比,卡特懵懵懂懂,既未看穿邓小平的隐秘用心,甚至也与国舆论脱节。

邓小平回国後不到两个星期,中国即出动二十万(也有说四十万)大军对越南发起攻击,世界舆论皆称之为「侵略战争」。尽管中国军队面对的是越南的二线部队(越南的精锐部队正在柬埔寨作战),但仍付出惨重代价。文革期间解放军政治挂帅的影响在战争中暴露无遗:装备陈旧、後勤薄弱、人员短缺、战术僵硬,在这种种因素的拖累下,中国军队伤亡数万。然而,「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邓小平在国际战略上是成功的:经过此役,中国骗取了美国的信任,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美国在此後的四十年里养虎为患——这是美国为越战付出的又一个巨大代价,试图摆脱越战後遗症,却又饮鸩止渴,中毒更深。

当时,对外秘而不宣的是,美国一直介入中国攻打越南的细节。在中国的整个军事行动期间,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每天夜里都秘访白宫,与布里辛斯基碰面,後者将美国通过卫星侦察到的苏联兵力部署的情报交给中国方面——苏联方面果然没有大规模异动,如此中国方省却了後顾之忧。

美国、中国和越南的「小三角」关系,从冷战延伸到後冷战,风云诡谲,变化多端。美国支持中国侵越,彰显出其在亚洲的角色起了大变化。十年前,美国民众被告知,参加越战是因为必须遏制中国在亚洲的扩张行径。接下来,美国民众获悉,越南不是中国的傀儡,中、越事实上是敌人。到了一九七九年初,又发生更大的颠倒:中国跨越边界攻打越南,美国竟秘密协助中国。[40]

故事还没有结束。从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从美国建构的战後政治经济秩序中获利致富的中国高呼「大国崛起」,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发起对美国的挑战。美国这才从梦中惊醒,修改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列为首要敌人。越南与中国在南海屡屡发生领土争端,主动「联美抗中」,美越关系进入快车道。为了遏制中国的新帝国主义野心,越南与美国多次在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两国已然相逢一笑泯恩仇

从沃尔福威茨到蓬佩奥:终结季辛吉主义,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日,尼克森辞去总统职务,黯然离开白宫,副总统福特(Gerald Rudolph Ford, Jr.)继任总统。季辛吉没有跟尼克森共进退,留了下来,还高升一步:人脉不足的福特希望藉助身兼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的季辛吉帮他稳住局面并赢得公众支持。

在福特政府内部,所有有关外交政策和国防项目的部门会议都由季辛吉主持,他和他手下的人员控制着信息和情报的流动;他们起草上报给总统的政策建议文件。在政府外部,媒体和全国都对季辛吉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赞赏有加(尽管法拉奇嘲讽说,「不幸的诺贝尔,不幸的和平」)。

就在福特宣誓就职第二天,季辛吉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交给福特签署,备忘录将扩大他业已拥有的权力。根据这份备忘录,季辛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外交政策的全部决策,季辛吉继续主持最高层政府官员有关外交政策的所有会议。季辛吉成为美国历史上拥有最大权力的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而且,两个职位前所未有地合二为一。一九七五年初,小说家约翰·赫什在白宫停留了一个星期,他报道说,季辛吉垄断了外交政策,「现任总统在就职前很少接触外交事务,我听说,他只听一个声音,一个反复无常的声音,那就是亨利·季辛吉的声音。这是我整整一周都在思考的最令人不安的想法——外交、安全、国外情报,怎麽能每天只听一个声音?」

不过,事情很快就发生变化。福特站稳脚跟之後,开始任用自己的人马——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eld)、新白宫办公厅主任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这些新人很快蚕食季辛吉的权力。季辛吉被迫让出国家安全顾问的要职,虽然担任这一职务的是其前副手斯考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但他失去了召集外交政策主要部门联委会的权力,失去了他在白宫的基础和接近总统的便利。

更为重要的是,後来出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沃尔福威茨(Paul Dundes Wolfowitz)正成为「季辛吉的终结者」。同样也是犹太裔美国人,同样也是常春藤大学政治学教授,在七零年代中期,沃尔福威茨不仅对季辛吉的苏联政策,而且对他更广泛的假设、他的世界观和他对历史的理解都产生了疑问。沃尔福威茨自认为是季辛吉的反对者,是季辛吉在思想范畴内的对手。

季辛吉在其博士论文中赞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主要大国间建立稳定平衡的目标,他本人追求对苏联缓和,基础似乎就是这种模式。在《重建的世界》中,他以厌恶的口吻谈及对道德的关切:「道德的种种主张设计对绝对事物的追求,对细微差别的否定,对历史的摒弃。」他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竭力去除道德的制约。道德的背後是宗教信仰,季辛吉是缺乏宗教信仰的世俗主义者。

相比之下,在沃尔福威茨看来,道德原则比稳定或国家利益更重要。比起维持现有的力量均衡,他更重视政治自由。这显然是施特劳斯学派的论点。施特劳斯指出,「将军的目标是追求胜利,而政治家的目标是共同的善」。只有那些道德迟钝的人,才回避价值判断,但相对主义必然走向虚无主义。人必须区分高贵的目标与不高贵的目标,或者区分理想主义的正直与小气的自私自利。[41]沃尔福威茨对此深有同感。「我记得他说过,季辛吉错就错在他不懂得他在其中生活的国家,不懂这个国家信奉着某些普遍原则,」受沃尔福威茨提拔、在国际关系领域崭露头角的学者福山回忆道——然而,福山本人後来变成了跑到中国与狼共舞并肯定中国模式的季辛吉主义者。

废掉季辛吉主义和制止对共产世界缓和,这并非沃尔福威茨的个人意见,这代表了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季辛吉後来承认,在七十年代中後期,他未能把握到这一变化脉动。

在六零年代末至七零年代初,在越战期间,最主要的问题是,美国——特别是美军——究竟是世界上向善的还是向恶的力量,美国的反战运动和民主党自由派强调的是美国在海外驻军的负面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的实力究竟有多大——也就是说,越战对国家的总体军事和经历力量产生了多大影响?美国在越战失败之後是否在走向衰落?美国人民是否愿意放弃反对共产主义,并且不得不接受与苏联的合作关系?

季辛吉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一整套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之上的。他认为,在越战之後,美国必然要缩减力量、向莫斯科妥协。季辛吉对美国及其未来的观点相当悲观,有人拿他与德国哲学家、《西方的衰落》的作者斯宾格勒相比。布里辛斯基说,「季辛吉是斯宾格勒主义者,他认为美国在衰退,苏联正在胜利,我们能做的就是与之签订对他们崛起有约束作用的协议」——多年以後,美国首要妥协的对象由苏联变成了中国。

季辛吉可能并未认定苏联真的会取胜,但他的确认为美国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九七七年进行的一次采访中,季辛吉最亲密的助手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季辛吉秘密访华代表团成员,後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说,季辛吉认为美国主宰全球的时代已经结束。季辛吉的另一位助手斯考罗夫特说,季辛吉认为,美国过高估计了自己独自处理世界事务的能力。季辛吉本人则认为,在越战和水门事件之後,美国公众根本不支持与苏联对抗。

然而,沃尔福威茨等新保守主义者驳斥了季辛吉及其派系的这一悲观论调。他们认为,美国并未衰退,不应该小视美国的力量,也不用对苏联做出新的妥协。[42]季辛吉的影响力在卡特时代之後中断了,雷根政府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受时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的沃尔福威茨影响。当时,中国要求美国做出完全终止对台湾军售的承诺。在对此展开的讨论中,曾在对北京开放期间担任季辛吉副手的国务卿黑格,一如既往提出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他警告说,美国不能把中国惹毛了。

虽然是下级官员,沃尔福威茨勇敢地对国务卿的观点提出质疑,进而对华盛顿有关中国的假想发起更全面的批驳。他指出,美国夸大了中国的战略重要性;虽然中国在东亚地区很重要,但美国的军事集结以及中国解放军自身明显的弱点意味着,一旦与苏联发生战争,中国对於美国不会有多大帮助。事实上,中国有理由比美国更担心苏联的入侵,因此,中国需要美国的帮助,远比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大得多。

在这个问题上,沃尔福威茨再次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向前几步,超越了当时盛行的冷战思维。在整个七十年代末,包括新保守派的守护神亨利·杰克逊参议员(Henry M. Jackson)在内的大多数华盛顿鹰派人士认为,为了对付苏联,美国需要尽可能地坚决支持中国。但沃尔福威茨却认为,美国必须摆脱通常的反苏架构,用不同的方法来认识中国。美国已经足够强大,不需要在冷战中借助中国的帮助。[43]

很快,雷根任命舒尔茨(George Pratt Shultz)取代黑格,这一变化标志着雷根政府朝着远离尼克森-季辛吉外交遗产迈出的又一步。沃尔福威茨被提升为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这是其政治生涯中重要的一步。

在小布什执政时代,沃尔福威茨出任国防部负责制定政策的副部长,其影响力远远溢出五角大楼,他几乎成为新保守主义代言人。然而,由於轻率地启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战争遇到困境和舆论压力时,他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一道辞职。之後,沃尔福威茨被小布什总统任命为世界银行行长,但左派继续追杀这名观念秩序上的劲敌,他遭受了跟尼克森相似的命运——因为安排女友到国务院任职的「丑闻」而被迫辞职,之後出任民间组织「美台商业协会」主席。

沃尔福威茨离开了权力核心,但他的思想观念继续在川普政府发挥影响。川普的国务卿蓬佩奥有力地阻止了尼克森主义和季辛吉主义的回潮——他是季辛吉的反面,是杜勒斯之後最坚定地反共的国务卿,也是百年来最具高瞻远瞩的全球战略的国务卿。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其中国问题顾问余茂春教授的安排下,蓬佩奥在加州约巴林达的尼克森图书馆这一象徵性的地点发表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宣告尼克森访华近半个世纪之後,尼克森对中国的憧憬寿终正寝。中国没有朝着自由与民主演变,美国自身以及後代的和平前景并未更大。蓬佩奥指出: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无情的事实。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自由的二十一世纪,而不是习近平所梦想的中国世纪,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无情的事实并应以此作为我们未来几年和几十年的指导: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根本做不成事。我们决不能延续这个模式。我们决不能重回这个模式。[44]

蓬佩奥呼吁说,自由世界必须战胜这个新暴政。当年,尼克森认为,「除非中国改变,世界不会安全」,因此,美国需要「引导中国改变」。但是,正如尼克松晚年始终念兹在兹的担忧,「我是否创造了一个‘怪物弗兰肯斯坦’」——而这正是美国在後冷战时代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当年,苏联只能用核武器才会摧毁美国,但那样做意味着苏联自己也会被美国的核武器摧毁;今天,中国无需动用数量和质量都不如美国的核武器,但中国在每一个有形无形的战场上都主动出击,中国用「中国制造」这一红色供应链卡住了美国和西方的脖子。对此,蓬佩奥指出:「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最终,将侵蚀我们的自由,颠覆我们各国社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基於规则的秩序。如果我们现在屈膝,我们的子孙後代可能会受中国共产党的摆布。他们的行动是当今自由世界的首要挑战。」

当年,尼克森访华时,观看了中共精心组织的乒乓球和体操这两项中国人最擅长的体育运动之後,在日记中用颇为阴郁的笔调写道:「不仅是我们,包括各国人民在内,都必须竭尽所能的努力,才能与中国人民巨大的能力、干劲、纪律相匹敌。否则的话,有一天,我们会遭遇世上史无前例、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强敌。」[45]近半个世纪後,蓬佩奥认为,乔治·肯楠的「遏制」政策以及杜勒斯的「解放」政策,都已无法对付中国,因为「这是关於我们从未面对过的一个复杂的新挑战:苏联当时与自由世界是隔绝的。共产中国已经在我们的境内了」。从来没有哪个极权帝国,包括纳粹德国、法西斯日本和共产苏联,对美国的渗透达到了共产中国的程度。美国已被染红一半,诸多美国菁英集团蜕变成中国的「在地协力者」,他们遍及美国的三大权力分支机构、跨国公司、媒体、学术界甚至教会。

新时代的新挑战,需要新战略和新战士。蓬佩奥认为,如果美国有明确的方向和巨大的勇气,美国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的结合肯定足以应对这一挑战。而且,既然中国已经成功地玩残了联合国等旧有的国家组织,现在也许是美国牵头建立一个志同道合国家的新联盟、一个新的民主联盟的历史时刻。

中国不可能与美国及西方和平共处。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在伊斯兰世界之上,中国的威胁远大於伊斯兰世界。对於美国来说,击败极权中国是一场甚於一战、二战、冷战和反恐战争的前所未有的硬仗。在亚太地区,美国需要与日本、印度、印尼、和台湾等国结盟,乃至建构一个亚洲版的「新北约」。时不我待,蓬佩奥指出,「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共产中国肯定会改变我们」。美国必须改变被动挨打的处境,全方位地主动出击,而最後的决战乃是观念秩序的对决:「从中国共产党手中确保我们的自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而美国处於领导这个使命的最佳位置,因为我们的建国原则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我们的国家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即人人拥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什麽时候,美国人失去了对美国传统、美国宪制、美国观念秩序的信心,美国就必然陷入软弱、衰落和失败之中;什麽时候,美国人坚守美国传统、美国宪制、美国观念秩序,美国就能战胜所有的敌人——无论是纳粹德国、法西斯日本、苏联还是共产中国。而终结中共这个「百岁幽灵」,唯有靠「美国队长」及其队员们。

注释:

[1] 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页235。

[2] 理查德·尼克森:《时代的破冰者:尼克森回忆录》(下),页590。

[3] 理查德·尼克森:《时代的破冰者:尼克森回忆录》(下),页590。

[4] 季辛吉精通拍马术,但他的前系主任、甘乃迪的国安顾问邦迪不吃他那一套。邦迪承认季辛吉才华过人,却认为其野心勃勃、令人讨厌。邦迪曾模仿其德国腔英语羞辱之(其实,季辛吉的德语口音是其故意装出来的,以彰显其少数族裔身份),却没有料到数年後季辛吉坐上该位置,还一度兼任国务卿。季辛吉转而求助於甘乃迪的特别助理、同样是哈佛大学出身的历史学家阿瑟·施莱格尔(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Jr.)——後者利用他来对付甘乃迪倚重的外交界元老艾奇逊。

[5]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季辛吉1923-1968年,理想主义者》(上册),(台北)广场出版,2019年版,页23-24。

[6] 尼尔·弗格森:《季辛吉1923-1968年,理想主义者》(上册),页31。

[7] 弗雷德里克·肯普:《柏林1961:甘乃迪、赫鲁雪夫和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页268-270。

[8] 尼尔·弗格森:《季辛吉1923-1968年,理想主义者》(上册),页29、页35-36、页448。

[9] 玛格蕾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只争朝夕:当尼克森遇上毛泽东》,(台北)时报文化,2011年版,页135-136。

[10] 理查德·尼克森:《时代的破冰者:尼克森回忆录》(下),页1150。

[11] 奥里亚娜·法拉奇:《风云人物采访记》(上),(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页20、页22。

[12] 季辛吉:《论中国》,页270-271。

[13] 郑绍钰,台湾关键评论网,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6177?utm_source=2016IndexHot&utm_medium=internal&utm_campaign=hot_post。

[14] 季辛吉抵达巴基斯坦後,以生病为由假称需要休息,到喜马拉雅山脚下一个避暑山庄躲了四十八个小时。在华盛顿,只有尼克森和季辛吉的高级助理黑格(Alexander Haig,後来在雷根政府初期短暂出任国务卿)知道其真正目的地。为掩人耳目,美国随员中最矮胖的一位,奉命化妆成季辛吉。宾馆的每个房间都摆了许多芒果,这位季辛吉的分身大吃芒果,结果吃坏了肚子。

[15] 季辛吉:《论中国》,页230。

[16] 玛格蕾特·麦克米兰:《只争朝夕:当尼克森遇上毛泽东》,页339。

[17] 季辛吉:《论中国》,页207。

[18] 孟捷慕(James H. Mann):《转向:从尼克森到柯林顿美中关系揭秘》,(台北)先觉出版,1999年版,页62。

[19] 美方随行的有三名中文流利的翻译,其中之一为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他出身於新英格兰传统家庭,曾到台湾学习中文。第一天夜里,在中方接风宴前一个小时,白宫助理查平召见傅立民,要他担任尼克森敬酒时的译员。傅要求先看讲稿,查平说没有讲稿,尼克森要即席讲话。傅说他知道有一份讲稿,因为他曾被征求意见。傅说:「如果你认为我会站起来,信口就把总统引用的毛主席的诗译回中文,你一定是头脑不清楚。」查平说,这是总统的命令;傅拒绝从命。查平将讲稿交给中方译员冀朝铸,由其担纲翻译。整个晚上,尼克森都怒目瞠视傅立民。次日,尼克森主动对周恩来说,正式会谈的译员由中方指派。他解释说,美国人守不住秘密。两天之後,当傅立民展现其翻译才华,尼克森才对其道歉,并惺惺作态地对周恩来说,傅立民说不定就是以後美国的首任驻华大使。多年以後,傅立民出任美国驻华公使及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孟捷慕:《转向:从尼克森到柯林顿美中关系揭秘》,页66-67。

[20] 季辛吉:《论中国》,页253。

[21] 奥里亚娜·法拉奇:《风云人物采访记》(上),页12、页23。

[22] 理查德·尼克森:《时代的破冰者:尼克森回忆录》(下),页594。

[23] 理查德·尼克森:《时代的破冰者:尼克森回忆录》(下),页608。

[24] 理查德·尼克森:《时代的破冰者:尼克森回忆录》(下),页608-609。

[25] 孟捷慕:《转向:从尼克森到柯林顿美中关系揭秘》,页78。

[26] 尼克森辞职後,回到加州圣克利门,作为「不光彩的前总统」,深居简出。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国在其首次访华四周年之际,主动邀请其再次访华。他乘坐一架中国的专机去北京,这是飞来美国的第一架中国飞机。这是尼克森卸任十八个月之後第一次出国访问,成为其重新进入历史舞台的标志——尼克森在中国讲话的口气「似乎他还是美国总统」。尼克森如此描述与毛的会面:尽管毛的身体状况已大大恶化,但「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後一息的战士」。这个美誉似乎更适合希特勒。法新社评论说:「尼克森在中国似乎一天天变得更加愉快和自信。这要归功於中国领导人给予他的心里的电休克疗法。中国领导人给他一种政治上复活和恢复青春的治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说:「整个故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尼克森得以恢复名誉而成为有用的国际人物这一机会是中国共产党人给他的,而中共一度是他喜欢抨击的对象之一。」中共不会白白给外国人美味馅饼,他们如此厚待尼克森,是因为当年其访华拯救了四面楚歌的毛和共产党。尼克森在任时一意孤行地访华及卸任後乘坐中国专机访华,表明美国的政治制度存在严重漏洞,对在任总统及卸任总统的决策及言行缺乏足够的约束。

[27] 毛泽东已有向美国妥协的意愿,但不便首先表示,需要有台阶下,便安排四名已被打倒的老帅在工厂「蹲点」的同时,研究国际问题。周恩来将驻英国代办熊向晖调来担任四名老帅的助理。据熊记载,四名老帅刚接到命令时,摸不透毛的心思:经毛审定的九大报告对国际形势已有详细阐述,为什麽需要新的研究?若全盘照搬,毫无意义;若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被认为跟九大报告唱反调?周恩来给了定心丸:九大报告并非一锤定音,需要借助老帅的战略眼光,提出新看法,可畅所欲言,不必担心被扣上「右倾」帽子。周表示,希望四名老帅归纳出几条,先由周斟酌、参谋,再呈送毛。四名老帅提出「苏联是中国的首要敌人、中国可以跟作为次要敌人的美国接触」的新观点。毛以此为论据,指示前线外交人员与美方展开谈判,继而邀请季辛吉访华,最终促成尼克森访华。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页205-206。

[28] 孟捷慕:《转向:从尼克森到柯林顿美中关系揭秘》,页27。

[29] 亚历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Steven I. Levine):《毛泽东:真实的故事》,(台湾)联经出版,2015年版,页589。

[30] 贝恩德·施特弗尔:《冷战:1947-1991,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页323。

[31] 鲁林(Alain Roux):《毛泽东传·专制者(下)》,(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页145。

[32]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2008年版,页115-116。

[33] 孟捷慕:《转向:从尼克森到柯林顿美中关系揭秘》,页77。

[34] 孟捷慕:《转向:从尼克森到柯林顿美中关系揭秘》,页81。

[35] 玛格蕾特·麦克米兰:《只争朝夕:当尼克森遇上毛泽东》,页249。

[36] 担任中国驻越军事顾问团团长的解放军高级将领韦国清为人谨慎,在越南充当军事顾问期间,每次回国,他都到北京直接向刘少奇彭德怀汇报越南战况。临到再赴越南,彭德怀都要找他谈话,然後带他去见毛泽东,接受新的指示。每次指示和谈话,韦国清都有详细的笔记。但回国之後,他又定期检查过去的笔记,然後加以销毁。钱江:《越南密战》,(成都)天地出版社,2020年版,页681。

[37] 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页160-161。

[38] 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邓小平改变中国》,(台北)天下文化,2012年版,页469。

[39] 季辛吉:《论中国》,页362-363。

[40] 孟捷慕:《转向:从尼克森到柯林顿美中关系揭秘》,页144-145。

[41]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什麽是政治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页11。

[42] 詹姆斯·曼:《布什战争内阁史》,页74-76。

[43] 詹姆斯·曼:《布什战争内阁史》,页114-115。

[44] 《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蓬佩奥演讲全文实录》,见美国之音中文网,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pompeo-speech-on-communist-china-full-text-translation-20200723-ry/5515947.html。

[45] 玛格蕾特·麦克米兰:《只争朝夕:当尼克森遇上毛泽东》,页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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