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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台湾白色恐怖散文选》独家书摘：彭明敏〈逃亡〉（节选）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春山出版 20210727
彭明敏（一九二三～）原籍高雄，出生於台中大甲，二战期间留学日本东京帝大时遭空袭美机炸断左臂，战後返台入台大政治系，出国留学取得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航空法硕士与法国巴黎大学博士，返台後任教於台大，一九六一年任台大政治系主任。一九六四年与学生魏廷朝、谢聪敏发表「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遭判刑八年。一九六五年蒋介石因国际舆论压力下令特赦，获释後遭严密监视，一九七○年化装逃亡瑞典，再转往美国。一九九二年返台，曾於一九九六年代表民进党竞选总统。着有《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逃亡》等。
◎ 收录於二○○九年六月《逃亡》，玉山社。
外国的邀请
我被特赦以後，就接到一些国际会议和大学发邀请信或聘书，要我到国外去。第一个是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协会会议」邀请我去参加，但是无法出境。我的母校加拿大麦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也邀我去教书。另外，密西根大学也正式发聘书，很具体地将旅费和薪水都列出，要我去教书和研究。其他美国哈佛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都表示有意聘请我去，但是我的出国申请有时无法找到保证人（当时出国要有保证人），有时虽然找到保证人，但不准出境，所以都没有成行（後来知道，是否让我出国，在国民党内部曾有激烈的讨论，结果都是被否决掉）。
不少有心的外国教授、记者、朋友都不顾监视，到我家访问。有时我故意请这些人公开到餐馆吃饭，让他们看看特务人员那麽紧张在隔壁桌叫菜监视。有一位日本着名教授，来看我几次，有一次带一位年轻女助理来，她帮我带了一些资料到国外去，就是将资料隐藏在胸罩内，成功地带出去，所以外国媒体和学界相当清楚我的处境及台湾政治的真相。
另一小插曲是，有一天，我看见一部车子开到我家门口停下来了，当监视的特务们向前拥上时，一个高大的洋人，带着一叠厚厚的大纸袋，不理会那些特务，下车走向我门口，原来是史坦福大学教授马克．曼可（Mark Mancall）。他以前来过台湾的时候，我就认识了，这次来看我，我们相约翌日在国宾饭店吃饭，赫然发现特务也在邻桌吃饭窃听我们的谈话。那天下午，曼可教授便离开台湾，不久之後，他的台湾入境签证就被取消了。
与国内年轻人的接触
我受软禁，大部分的朋友都不敢接近，可是有一些关心国事，担忧台湾前途的青年们则有勇气地来看我，虽然他们来访问有时要被监视人员登记身分证，他们都是极有政治意识的年轻人，想为台湾的将来做一点事。到我家里来，他们常在一起激昂、愤慨地讨论国民党政策的虚伪和欺骗以及台湾人的处境，讨论如何成立组织或者出来竞选等具体行动。不幸的，这些人以後一个一个被逮捕，并且都承认在我家里聚会讨论计画。
其中有一个叫陈光英，有一天独自来看我，说将要去日本，我祝他旅途愉快。约一个月後，他又来说在日本想去看流亡的台湾人，包括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的作者），希望我介绍他给史明。我虽然未曾见过史明，但大家都知道他在日本台湾独立运动中自成一派，并且出版期刊，不断鼓吹台湾独立，所以我勉强答应用一张自己名片，写：「来者是一位认真的台湾青年，请予关照」，署名「牧山」，告诉陈可以向史明解释「牧山」就是我。二、三个月後，他说已从日本回来，并说史明托他带些东西要给我，就是台币五千元、一些宣传刊物和一个我没见过的小广播器，他说使用此广播器，附近地区的人都可以听得到，但我觉得它看起来像一个玩具。我将五千元还给他，将刊物和广播器留在我家，後来我几乎忘了这些东西的存在。
调查局的威吓
有一天，蒋经国从日本访问回来，王淦来找我说沈之岳局长邀请我吃饭，我又到了调查局招待所，这次客人只有我。还未进门，在前院子就感觉气氛有异，前庭的几棵大树都有人躲在後面，有两个面孔狰狞难看的人在门口接我，自称是调查局科长或组长，并道歉说局长临时有事不能来。我被引进餐桌，一开始感觉气氛怪怪的，开始上菜、倒酒、进食，彼此谈了几分钟後，其中一人忽然板起严肃的脸孔问：
「彭先生，我们有些问题要问你，你有没有写过信给海外的台独分子？」
「没有。」
「请你再想想，确实没有吗？」
「确实没有。」
「好吧。」他站起来，拿出一个公文纸袋来，从里面抽出来的就是我向史明介绍陈光英的那个名片。
「这不是你写的吗？」
「是，我写的，但这只是一张介绍便条，并不是信。」
「你认识史明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想解释事情经过，但他们不理会。
「你不知道这家伙是共产党，曾到过延安吗？你不知道他与刘少奇有关吗？你不知道他是通缉犯吗？」
「这些我都不知道。」
「你不是经过陈光英收到二十万日币、一个广播器和一些台独刊物吗？」他并指出陈光英每次到我家的正确日期和时间。
「陈光英带这些东西到我家来，但我把日币当场退还，那些刊物也毁弃了，至於广播器，那不过是个玩具，在日本到处都可以廉价买到。」
「你知道那笔钱是要你做政治活动的？」
「我没收下那笔钱。陈光英说是史明要送给我的礼品，那玩具是在日本百货店四、五百日币就买得到的，我经常收到人家送来的各种刊物，有的我都毁掉的。」
他们不接受我的解释，并认定我继续在做叛乱的工作。
「我们已逮捕了许多年轻人，他们也承认都是受你的指示从事叛乱活动，他们也承认你是台湾的最大乱源」，我没说什麽了，只听他们在那儿一直咆哮。他们一方面这样讲，一方面又说：「不要客气，请吃，请喝。」这种请客从来没看过、听过。最後有一个人当面说：「你不要以为靠美国人就安全，我们随时可以把你消灭掉，」接下来又说：「请不要客气，请吃，请喝。」这场怪诞的晚餐延续了相当久，已过半夜了，我以为会当场被扣押，可是，还是在和平东路人烟稀少的半夜，以吉普车把我送回家，已是凌晨一点以後了。
一个事实，完全明白了，陈光英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特务线民，他费尽心机以史明、介绍信、广播器、台独刊物、日币等，设上圈套，为调查局制造理由，企图把我干掉。我许多年轻朋友被捕，也大都是因为他的密报。他因此得到钜额奖金，改名换姓，到南美洲做生意去了。
无论如何，许多年轻人经常在我家讨论政治和具体行动，这是事实。所以在当局的眼中，我还是在鼓励或煽动年轻人从事反政府的「叛乱」活动。美国情报机关在他们的报告中也认为我继续在做反政府的活动，说我似乎想为台湾独立而「殉道」。
我在被软禁期间，确实继续写一连串评论台湾政情的英文稿件，经秘密管道寄到国外发表，也送给美国在台使馆，他们收到我的文章，断定我继续在从事於反政府活动，非常危险。
要做决断的时候了
我周围的情势已经恶化到极点，没有工作，跟国民党政治机关的关系也已经决裂，无法补救，连生命都受到威胁，外国媒体开始传言，我可能会再被捕，以我看来现在只有几种选择了：
A不要「尊严」，不要「骄傲」，依照国民党的安排，接受自己认为不妥当且不名誉的职位和薪俸，不再与热爱台湾的青年人或学生接触，不再论政、批评政府，不再与国际学界朋友和媒体接触，更不再撰文秘密寄到国外发表（除非是支持国民党政策的）。总之，自此终生乖乖做一个顺民。
B继续拒绝接受他们的条件，继续与热血的青年们谈论时政，鼓励他们从事各种政治活动，继续撰文指出国民党的荒谬政策将导致台湾於毁灭。如此则须面临下面的可能：
一、再被逮捕，被判死刑或长期坐牢。
二、被暗杀（已有知道国民党内情的朋友给我警告）。
三、被终身监禁，如张学良或孙立人。
C冒险脱出台湾。
George Todd牧师和Milo Thornberry牧师及其夫人Judith
我被捕前认识了台南神学院美籍牧师George Todd（按：杜佐志），他虽然是一位传教士，同时也是一位积极活动而有创意的社会运动家。他不是浸在教堂讲道，只想拯救灵魂的那种传统牧师，是对社会的公义、不公义、人权、民主、自由同样关切的一个行动家。他在美国从事社区组织而闻名。来到台湾以後，也对台湾的政情和国民党的专制独裁，非常关切。跟我认识以後，我们常见面，对台湾社会和政治各方面的严重问题，讨论和交换意见。他也曾邀请我到台南神学院以台语演讲关於人民自决问题。他对我关於台湾政治民主的改革意见，完全赞同。他很喜欢与台湾基层社会庶民打成一片，故被开玩笑说成「流氓牧师」。我被特赦以後，他曾把来到台湾不久的台北神学院教授 Milo Thornberry夫妻（按：唐培礼与唐秋诗）介绍给我。Thornberry夫妻是年轻的美籍传教士夫妻，充满理想，他的思想方向类似George Todd，对台湾的社会、政治、民主、自由、公义表示密切关怀。Thornberry牧师夫人Judith，专研社会学，也对台湾妇女问题，深有兴趣，有一天她忽然问我，能否带她上酒家看看，使我吓了一跳。因为他们住在阳明山神学院宿舍，所以我有机会就逃离监视，在他们家秘密见面，也透过他，认识数对同样思想的美籍传教士夫妻。这些传教士将成为我要脱离台湾的重要关键人物。Thornberry夫妻知道台湾政治犯和家族的悲惨情况，曾经在国外募款对政治犯家族给予经济援助。为了要给他们政治犯名单，我、谢聪敏、魏廷朝都相当地努力帮助他们密查，并去分配这些救助金给政治犯家族。谢聪敏和魏廷朝以後再被捕、被求刑，这也是其理由之一。
决心逃亡
调查局王淦处长来访愈来愈频繁，梁肃戎也更加努力要斡旋，但都无结果。美国使馆和外国媒体都也知悉我与当局的关系非常紧张，他们都认为我的再被逮捕或更坏情形随时可能发生，将不可避免（他们一再报导我似乎准备为了台湾独立而「殉道」）。我也感觉事态愈来愈严重紧迫，而愈恶化。王淦一再苦口婆心地劝我接受他们的安排，说这样一来，既有工作，生活问题也可以解决，而且对我造成这麽大痛苦的监视，也可以结束了。显然，国民党里较开明的分子，仍然希望我妥协，想说服我靠向他们，公开表态向他们认同。我不时感觉极端的绝望和沮丧。这样过日子，实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没有工作，亲友圈子愈来愈缩小， 不但活得没有意义，被捕或被暗害的威胁不断悬在头上，在这样孤独隔绝的气氛之下，我感觉好像快要窒息了。王淦和梁肃戎的来访，变成一种难忍的刺痛了。
情势恶化以後，我就更常深夜到Thornberry阳明山神学院的宿舍，去说明我所面对的恶劣情势。经过多次的深入讨论及分析，他们从一九六八年後期就开始劝我应该考虑逃亡到外国。起初我相当迟疑，说我有家庭，也还想为台湾前途做一点贡献。他们却指出我一旦丧命，不是对家庭和台湾的损失更大吗？终於有一天我告诉他们：「我不得不逃亡」了，於此他们反问：「你真有决心冒险吗？」我就告诉他们，我已经思考相当久了，逃离台湾成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我的看法差不多是一半一半，失败的话就要接受被杀的危险。可是回想起来，这样的生活已快五年了，这样活下去也没有什麽意义，我愿冒此险。他们就说，如果你想这样做，凡是能够帮忙的，都愿意全力以赴。
在这个阶段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基本决定而已。以後日本有一位可信的媒体人士，来访问我，我就把这个决心泄漏给他。他很热心，他要最後一次公开向美国政府请求，援助我能应聘出国，同时写一私信给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季辛吉，请他帮忙。同时我要求他把我逃亡的意思传给东京台湾独立联盟的宗像隆幸（宋重阳）先生。这位宗像先生是一位非常特殊的日本人，大学毕业後就在日本台独联盟担任专职人员，一生奉献於台湾独立运动，虽未曾谋面，但知道此人是诚实可靠的，以後我就全力计划逃亡的具体方法。
到哪里去？怎麽样去？陆路？海路？空路？如何保密？
为了守密，我采取所谓直线方式，每一个人只知道自己负责进行的部分，只有我一人， 知道全盘计画的详细。
既然要逃亡，要到哪里去？怎样去？首先要解决。其实这二个问题是连接不可分的，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守密？一个独臂人，没有任何证件，要偷渡到外国，必须要有不少陌生的第三人帮助才有可能。这些人哪里去找？谁愿意做这种事？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不论国内或国际，他们的情报特务密布，无孔不入，如何保密是一个极大的难题。想像只有两种人有可能做，一种是出於侠义心，一种是出於钱财慾望，但是国民党常以钜额报酬来收买情报，因为人性弱点，上述两种人，也随时有可能因国民党超大报酬，出卖秘密。
关於逃亡目的国家，初定以跟台湾没有邦交的国家较好，因为如果到有邦交国家，立刻会发生「引渡」问题，引起复杂的外交纠纷，恐难安住下去。另一方面又考虑到，比较容易接受我的国家，必须是对政治犯较宽容的国家，例如法国、加拿大和瑞典等北欧国家（尤其加拿大和法国，我曾留学过，较有渊源），美国和日本都除外，因为两国政府对我的案件并不同情，包括季辛吉，虽然过去他曾两次邀我参加在哈佛以及在东京所举办的国际会议，我与他个人相当熟识，我的事情发生後，他也曾向国民党当局关切过，但请他协助我出境的事，就很冷漠，原来他当时正在秘密策划接近中国，而不愿插手我的事。
逃亡的工具只有船和飞机二选一。如果坐船只能到台湾邻近的国家，如日本、菲律宾、印尼、新加坡等，中国完全除外。但是这些国家，都不适合做为目的国家，而且乘船偷渡，我曾托人探听基隆、淡水、台中、安平、高雄、东港、恒春等港口情形，结果都是说，台湾所有港口，都被严密监视，船上人员出入港口，都受严格检验，故偷渡几乎不可能。（依过去经验，也可以想像到，船员遇到有偷渡人，必会去密报，以获钜额赏金。）所以乘船偷渡的可能性必须排除。但如果要到法国、加拿大或北欧国家等等，都必要经过几个第三国，一个没有任何证件的独臂人，要辗转数国到那边去，其难度恐怕不输於计划在月球登陆。
经过长期考虑和Thornberry等人讨论结果，最後选择瑞典做为目的国。主要是因为该国的「国际特赦组织彭案小组」已经充分了解我的处境，与我已有联系，在那边得到政治庇护大概较无困难。所以还是计划想办法坐飞机，飞往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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