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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妻子卞仲耘受害65年仍未沉冤 王晶垚抱憾离世
文章转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2021年8月29日，1966年文革初期被学生打死的原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去世，享年100岁，他终究未能等到杀妻凶手被严惩的那一天。卞仲耘离世时的中国正被一群红卫兵闹得沸沸扬扬，王晶垚离世时的中国却显得静悄悄的，除了他生前曾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发布了讣告之外，大陆媒体上没有一丝波动，与为了当局奉献一生的“伟大科学家”们的逝世通稿相比，王晶垚更像是一段被刻意掩埋的历史。
历史会被遗忘 但血印犹存
当年文革开始时，学校停课，不断出现学生殴打学校老师事件，他们热衷于给老师们贴大字报进行批判。北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市重点中学之一，聚集了大批高干子弟，王晶垚的妻子卞仲耘时任该校校长，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等人，均就读这所学校，刘、邓是文革的首要批斗对象，连带使北京师大女附中也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卞仲耘更是首要目标。
1966年8月5日，一批高中学生发起“斗黑帮”的行动，卞仲耘作为重点目标学校的领导被打的最重，她也因此成为了北京市在文革期间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王友琴目睹了惨剧的发生，后来她在受访时描述，自己直到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55年前卞校长在学生宿舍走廊上留下的血印，“这个鲜血一直保留到1969年的春天，也就是说，在两年里，我们每一天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就看到她的鲜血在那儿”。
卞仲耘遇难后，她的丈夫王晶垚在悲伤痛哭后坚持寻找妻子死亡的真相。事后他用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一部昂贵的照相机，给妻子照了许多张照片，包括妻子遇害后的清洗、换衣、火化、殡葬等场景及女学生们上门闹事、贴大字报等行为，他都一一仔细的拍照记录。此外，王晶垚还极细致的保存了“组织上”对卞仲耘之死的两份鉴定材料。
无法到达的真相与正义
1978年6月3日，中共西城区委公布了《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卞仲耘同志立场坚定，敌我分明。对党和群众始终坚持正确态度，表现了自我牺牲精神。对别有用心分子的破坏活动，及时进行了揭发和斗争，坚贞不屈。由于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纵容、支持坏人，疯狂摧残党的老干部，卞仲耘同志横遭诬陷迫害、非刑毒打，不幸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壮烈牺牲。”
但王晶垚并不认同当局将妻子的死归结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林彪、“四人帮”头上，他开始状告一个名叫袁淑娥的女人，从1978年至1989年，他连续告了12年。袁淑娥是女附中一位教师的前妻，离婚后她要求卞仲耘每月从她前夫的工资里扣除一部分交给她，被拒绝，就此生恨，连续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写信诬告卞仲耘，因此王晶垚把袁淑娥视为害死卞仲耘的首要凶手。
1979年11月27日，袁淑娥被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八个月后因病取保。1981年，西城区检察院发出一份法律文书称，“被告人袁淑娥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已构成诽谤罪。”但同时，这也是一份《不起诉决定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人袁淑娥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其后王晶垚多次上诉均被驳回。
实际上，杀害卞仲耘的不止袁淑娥，包括恶意诬陷卞仲耘刺激学生情绪的女附中的教师，包括不理智的殴打、虐待、揪斗卞仲耘的多名学生。但在那样的大环境下，王晶垚只能退步选择追究责任最重的凶手，却仍未因此获得正义。
我不恨她们 但也无法原谅她们
此外，有许多人认为当时的北师大女附中革委会副主任宋彬彬也对卞仲耘之死负有重要责任。宋彬彬是中共建政时的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在文革期间红极一时。1966年8月18日，她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红卫兵代表与主席的握手开启了“红八月”的杀戒。据悉，在1966年8-9月间，在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至少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
2014年初的一场北师大昔日师生的小型聚会上，宋彬彬发言对卞仲耘之死表示了歉意，指自己没有能及时阻止事件的发生。随后王晶垚在一份落款日期为2014年1月27日的声明中强调，宋彬彬等人是在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在“八五事件”中应负的责任，在当年“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决不接受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王晶垚曾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宋彬彬和刘进就是杀害卞仲耘的凶手，更不存在阻止的事实，“她们明明杀害校长，但是她们说很多谎，说她们抢救了，向医院提出要求如何······这些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他们从来没有急救过卞校长。”
同时有媒体认为王晶垚从未通过法律追究那些打人的女学生，“她们都是被唆使的”，但他同时对宋彬彬的责任有明晰的判断，“她没有参与打人，但她是一伙儿的”。王晶垚的说法并不是原谅了凶手，而是他比这些容易被煽动的年轻人更加理智，他明白真正的刀握在谁的手里，他不恨她们，但他也无法替含冤而死的妻子原谅她们。
包庇凶手漠视真相 历史还会重演
2004年，王友琴在香港出版了五十万字巨著《文革受难者》，这本书中有专门的章节记载了卞仲耘事件，但实际上卞仲耘被打死并不是孤立事件。“从1966年到1968年，据我的调查，每个学校都发生了毒打、折磨校长和老师的事情，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过一个例外，我调查过几百个学校，有大学、中学和小学”，王友琴介绍说。
如今卞仲耘已去世多年，坚持为她沉冤的丈夫王晶垚也已过世，关于文革时期的许多真相也正在被有意识地掩埋，但当年形成红卫兵暴力的社会条件似乎并未消失，如今大陆仍存在许多激进的爱国主义者，这些人同样容易受到误导，当局正利用网络、举报系统等激化民族矛盾，历史遭受过血的洗刷，但有些人仍未因此得到教训。
王友琴也曾在受访时对此直言，在当今的中国，还存在着思想的雾霾在阻止人们去挖掘历史的真相。她解释说，形成这种雾霾的原因有二，“第一就是说谎，这个事情，历史的事实是清清楚楚的，可是就有人说这是我编出来的。第二就是对人的生命的漠视，好像他们死了就死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来管这些事。”
“但也有大陆的青年学生上网看到我记录文革的文章后，写邮件向我感叹说，历史不是故事。”王友琴描述，“历史发生了，如果不对它进行认识和反省，是有可能重演的”。 来源：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