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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杨振宁家国情怀的另外一种代价：对中国社会失察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新知谷
看到”赛先生”发布的台湾学者江才健先生撰写的文章《杨振宁中国情怀的代价》，文章讲到，杨振宁是最早得到诺贝尔奖的两位中国人之一，195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中国人社会里的一个典范人物，这背后有出于近代中国对于科学的一种崇拜，对于自己在近世历史中所受到屈辱的挫折心理，以及对于如诺贝尔奖之类西方价值标准的高度评价。
笔者在整理资料时，看到谢泳老师关于《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有对此涉及。籍此进一步探讨一下杨振宁的家国情怀所付出的另外一种代价：对中国社会失察，算是作为一个补充。2021年正值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40周年，结束”文革”45周年，同时,也是”文革”被错误发动55周年，可资可鉴。
江才健先生讲到，杨振宁1945年离开中国大陆到美国留学，不几年国共内战造成大陆政权易手。出国持中华民国护照的留学生，一些人在中国新政权建立之初，响应建国呼吁回国，但是更多的留学生是留在美国，静观其变。杨振宁并不是2003年底才回到中国，其实他早在冷战炽烈的1971年，就率先回到中国。
而1971的中国社会，还在文革当中，从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都生活在物质极度短缺，精神极端压抑的环境里。这个时期中国人生活的一般状态，无论是历史、政治还是经济研究者，都认为是基本事实。
江才健先生还讲到，杨振宁1957、1960、1962年与父母三次在日内瓦见面，感触良多。1964年他与父母在香港见面，才头一回见到睽违近二十年的三弟和小妹，期间他与家中有通信，1966年受文革影响而中断。杨振宁只能由他在日内瓦的一个存折，看到父亲取钱留下的刚劲字迹。
可以看出杨振宁那时其实已经觉察到文革的气息，并受到影响。
江才健先生文章披露，1971年7月，杨振宁几经波折，解决了许多困难，成为最早公开访问中国的在美国的着名科学家。他在大陆停留近一个月时间，除与家人会面，探望已卧病医院的父亲，也到好些地方访问。
访问期间，杨振宁应该也有所觉察。
但杨振宁在回到美国以后，发表的多次演讲，让人大跌眼镜。杨振宁的观察是：”我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完全不同。而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报告的事。在我还没有分别指出这些大变动之前，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
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杨振宁发现”今天中国普遍的生活条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会感觉到粮食缺乏。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不仅是米及面粉不缺乏，蔬菜与水果也是极多的。当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上行走时，我看到这现象。价钱方面也很便宜。我还留意学生们、工人们及农民们吃些什么。我曾经同大学生们一起吃饭。在上海，我还在一间柴油机厂与工人们吃饭，我觉得那里的伙食比我们这里学生食堂的伙食还好一些。” “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国在农产品方面现在已能做到前所未的自给自足了。”
有听众问他，文革期间死了多少中国人，有没有一个数字时，杨这样回答：”我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他们告诉我，而我也相信他们，这个数字是非常少的。正如我曾告诉你们，在清华大学，有五个工人在我所描述的情形下身亡。”由此杨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领导懂得怎样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当然，对中国人的真实社会生活处境失察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除了杨振宁，根据谢泳老师研究，还有何炳棣、王浩、任之恭、陈省身。他们都是1971年后回国访问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却对中国人的真实社会生活处境毫无察觉，而且异口同声对当时处在文革中的中国社会作出了高度的认同和评价。
何炳棣是历史学家，陈省身是数学家，王浩是哲学家，杨振宁、任之恭是物理学家。他们早年在西南联大这样具有民主和自由传统的高等学府生活过，同时在美国社会中长期生活，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知识精英。
谢泳老师认为这几位完全中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文革中的中国社会却做出了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历史判断，完全出于自觉并且发自内心。家国情感超越事实判断，统一意念妨碍知识分析，信息阻塞导致背离常识，轻信国家强大产生民族幻想，这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当时的基本思想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回国访问二十多年后，杨振宁、何炳棣又有另外一种明确言论，算是对他们当年对中国的失察做了反省。杨振宁说，十多年以后，有一位新闻记者问他：”你于七十年代初讲了新中国很多好话，你今天怎么评价你当时的言论呢？”他回答说：”我那时没有了解文革的真相，我承认我是蹩脚的新闻记者。可是请注意我不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国的。”尽管有为自己辩白之嫌，终究还是重新反思。
何炳棣晚年提到他七十年代初访华的观感时曾说：”至今不少海外爱国人士仍劝我在文集中把它重印，我却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同样愿意忘掉的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所撰有关中国资源和经济前景的一系列文章。”
今年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40周年，结束”文革”45周年，发动”文革”55周年。俗语讲，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一段沐浴民主和自由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失察过往，可谓是一个大大的反例，也可以说是一个局外视角失察的过往，可资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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