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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林琮盛：脱美入德，德国将成中国发展路线的「教师爷」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林琮盛 2021 年 9 月 15 日
8月29日，一名中国极左派人士李光满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文章受到中国主要官方媒体的转载。有媒体称，「中国官媒集中统一登出公众号自媒体的文章十分罕见，显然是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和网信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由此形成了非常强势的宣传效应」。该动作一出，引发外界诸多揣测，习近平是否要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
吾人认为，这样的揣测并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和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相提并论。当年，号称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发动文革，实则在「重新」夺回权力。但如今的习近平完全没权力失落的问题。因此，无谓的政治揣测既无必要，也不符合当今中国现况。
然而过去几个月以来，中共官方大动作进行全领域整改，范围扩及文化娱乐业、补教业、房地产、线上游戏、网路金融、电子商务等等，并大力宣传「共同富裕」、民族工业等等，确实引发外界各种分析，也带来市场的极大不确定性。
德国总理梅克尔与中国总理李克强进行线上会谈。图片来源：美联社／达志影像
继苏联和美国後，德国成为中国学习的新对象
我们该问的是，中共官方为何要进行天翻地覆的整改、整顿资本市场？吾人认为，从中国官方大力打击资本游戏的作为来看，中国的国家发展路线正进行大调整。「脱美入德」把德国当成是中国国家发展路线的「新教师爷」是可能的一种解释。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国家发展的学习路线大致分成两种。第一种是毛泽东时期的苏联路线，尤其是50年代，中国凡事以苏联为师，全面实行计划经济，透过国家资本主义，进行快速的工业化，把国有掌握一切宣传为社会主义化。
第二种是从1979年到2008年，中国主要是以美国以英美为师，建立起一套市场经济和相关的法律制度，并透过市场换技术与资本方式，建立起全世界上产业链最齐全的工业体系，跃居成「世界工厂」。过程中，中国同时学会了创新、企业家精神，建立起了对智慧财产权的认识。
然而，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後，让中国的「美国模式」顿时陷入幻灭。次贷危机後的几年期间，欧洲国家也逐一陷入债务危机、中东地区的社会革命浪潮四起，政权更迭不休，青年族群沦为最反政府、反社会的激进族群。
反观中国却仍维持成长态势和社会稳定，并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让中国民间到官方开始质疑，美国路线是否值得中国仿效，并探索何种国家发展路线值得中国借镜。到了2018年，美中贸易战正式开打，更让中国下定决心，远离「美国路线」。
2015年，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就开始探讨中国国家发展路线的调整研究。他所撰述的《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德国模式的中国借鉴》研究中，就是思索中国的「德国路线」。
为何学习德国？
习近平当局认为，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体质已陷入了过度资本游戏化的瓶颈，当市场资本主义的喧嚣拉抬了中国GDP、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但社会贫富差距却急遽扩大。当习近平大力推动「脱贫」运动时却发现，老百姓即便站上了生存线，但追不上贫富矛盾的严峻情势，也激化了相对剥夺感（尤其是年轻人的）。中国年轻人的「躺平」和「内卷」文化成为习近平 「中国梦」的最大讽刺。
国际投资银行摩根史丹利的统计发现，习近平掌权的八年期间，中国高低家庭收入差距从5倍扩增到6.2倍。换言之，习近平努力了快10年，中国人民并没有享受「共同富裕」的果实，政商关系极为绵密的资本游戏反而更猖獗地撕裂社会。反观同样是实行社会市场主义的德国，却能在实行自由市场之际，仍持续维持效率和社会公平。
李稻葵在〈中国经济改革可以研究借鉴德国模式〉一文提及：「德国自称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其特徵是强调政府有限干预市场经济，追求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政府特别强调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对於那些容易带来短期波动的部门给予严格的管制」。
他指称，德国对金融业的管制是非常严格的。其金融业的发展主要依赖若干稳健运营的大银行，商业银行在德国金融体制中的地位是绝对稳固的，运行也非常独立，德国对它们的监管非常严格，并透过金融业严格控管房市、管制租金价格。房市不再是资本游戏的喧嚣战场。
德国模式：金融体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对於德国模式给中国的借镜，李稻葵下了一个结论：「地产和金融说到底是要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是为大多数民众的福祉而存在的。金融不应该成为前苏联模式下的重工业自我回圈，为了自身利润而不断发展。这也是美国的惨痛教训。房地产更不能脱离实体经济，成为财富升值的赌场」。
无独有偶，中共中央财经委办公室经济一局局长张晓朴也大力推崇「德国模式」。他在〈金融的谜题：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中指出，中国金融应当舍弃美国化，走德国路线。理由是：中德两国经贸体系类似，都重出口导向；其次，德国金融和实体经济平衡，金融长期稳定。他的主张和李稻葵如出一辙：中国必须学习德国，金融体系要更为实体经济服务。
在习近平主政下，中共官方开始出现「轻虚拟服务业、重智能制造业」的现象。如《华尔街日报》所观察的，「习近平希望制造业挑起经济大梁，而非网路科技巨头」。习近平深刻认知到，高阶制造业的强盛才能造就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因此，中国需要拥有最先进的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商用飞机和电信设备，以保持中国的制造能力、避免去工业化，及实现不依赖外国供应商的自主性。
当中国政府在全领域监管，整顿消费者网路公司之际，仍继续向制造商提供大量补贴和保护，并发出 「购买中国货」的指令。望眼全球，德国正是全球顶尖制造业的翘楚。虽然在全球500强企业中，德国只有28家，但全球顶尖的中小企业当中，德国却占有48%。德国企业有99%属於中小型企业，它们为德国提供70%的就业岗位以及90%的培训机会。当中有很多是所谓的「隐形冠军」。
中国为了赶超美国，不时通过收购德国隐形冠军的手段，快速提升工业能力。2014年至2020年间，中国收购了约300家德国公司，其中有一些属於隐形冠军。中国为技术赶超欧美已经拉开帷幕，要在2025年前培育1万家重点领域的「小巨人」，为关键领域及供应链上带来突破，并减轻中美贸易战造成的损失。这也是中国决心走「德国路线」的经济基础。
中国借镜德国模式，但德国对中国忌惮更深
综言之，在中共眼中，德国模式代表着符合中共统治利益的几项特质：重视秩序和稳定、鼓励长期性、安全优先。中国已经告别了快速成长的黄金岁月，习近平时代将更加标榜「稳定」和「安全」的路线。这正是中国官方严厉限制房市发展、缩限金融业「创新」、严格监管网路数据、大力推动智能型制造业、主打「共同富裕」的政治逻辑。为此，德国模式将提供中共治理的新指引。
然而，当中国把德国当成国家发展的「教师爷」後，也将意味着，德国未来会面临来自中国更强烈的企业收购欲望、中国补贴制造业的产业竞争，甚至连许多规则标准化都将有一波新的冲击。德中关系必然进入一个新阶段。
德国国内已嗅觉到新变化。8月下旬，德国《世界报》一篇〈中国已对德国核心产业构成威胁〉指出，德国工业界普遍认为，由於中国政府对本国企业提供高额补贴，市场竞争早已出现了扭曲。因而欧盟必须采取措施，以保障公平的竞争环境。
总理梅克尔所提倡的亲中政策也正遭到国内反对党和欧洲盟友的批评。无论是德国绿党还是自民党，他们都对中国持更为批评的态度。在梅克尔领导的16年後，德国的下一任总理将面临重新权衡与中国关系的压力。《美国之音》分析称，德国联邦选举将在9月下旬举行，无论哪个党派赢得选举组成政府，都将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中国不可能指望像梅克尔时代那样继续得到德国的迁就了。
因此，对於中国国家发展的「德国路线」，德国新政府应会有所忌惮。检讨德中关系、加强中国收购德国企业的限制、提倡更多普世价值的论述等等，应会是德国新政府有别於梅克尔政府的可能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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