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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两个大国强国看精神医生》
程绍蟾
2019年12月12日深夜，确切地说是13日的凌晨，我在失去自由的第十一天出狱，到了徐家汇天主教堂旁边我妹妹家里，我妹夫在等我，见我就说：“欢迎囚徒出狱”！他还捂着鼻子，故意做挖苦坐过牢的人身上有异味状，我洗澡了之後，他就为我开了一瓶香槟。
天亮之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去宛平路600号去看精神科医生，在上海，老百姓都叫宛平路600号是“神经病医院”，其实，“神经病”和“精神病”是完全不同的。老百姓委婉的称作“神经病”或者更加委婉的说“600号”，实际上就是“精神病”的意思。在中国，“精神病”人是受到歧视的，所以，我朋友更加担心，“人家恨不得把你说成神经病，你倒好，自己跑到神经病医院去了，这样，人家不是有根据了吗。”
我想的还真和大多数人不一样，还可能更加客观和理性，我不认为一个人精神出了问题就低人一等。因为身体的体验是自我的，有些症状只有自己明白，比如，耳朵里有回旋不断的响声，有时候还听不见其他的声音，甚至自己讲话的声音也听不见，眼睛也非常花，看不清很近的东西，甚至周围某一空间的东西，什麽东西都在抖动，还小有复视状态，不敢过马路，不敢爬楼梯。我入狱之前，没有这些症状，所以，我要请精神科医生去诊断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看精神科医生，等待的时间非常长，从上午一直到下午，大概我是最後第二个病人，这位四十几岁的男医生坐在一张大桌子的另一边，看见我劈头就问“怎麽啦，要吃什麽药？”我顿时就失去了信心，本来我也没有愿望“讲故事”，就是希望专业医生给我一些指导，结果一分钟不到，我就离开了“神经病医院”。
我又开始找其他精神科医生，有两个医院可以选择，一个是“第六人民医院”，还有一个是淮海路上的“徐汇区中心医院”，“徐中心”的交通对我比较方便，六院是三甲级别，可能人比较多。我就去了“徐中心”。医生是个女的，穿着很时髦，戴着黑色的大框眼镜，问诊了我的症状，（我也没有讲故事）她诊断我有“恐惧症”，开了一些药物，先从改善睡眠开始。我回家检查了药物的各种资料，心里有一点担忧的，但是，我还是遵照医嘱服药，药吃完了，睡眠并没有改善，眼睛的症状好了一点，耳朵里的声音还跟着我，我继续就医，同样在“徐中心”还有一个精神科的专家门诊，看这位医生的经历，在“宛平路600号神经病医院”当过门诊医生，我就挂了他的号，他说上海话，看了前一位女医生的记录，说：“你有恐惧症啊，睡眠改善了没有？”我回答了他，他说“我给你换个药吧，你吃了晚饭就可以用，这是可以咀嚼的药片，对你很合适，副作用也小。”说完後就对我说“我看你是上海人，我也请你帮我一个忙。”我问：“你要我帮你什麽忙？”他说：“我今天自己的医保卡没有带来，我在你的药方上开两只‘开塞露’你拿出来给我，不要担心，药很便宜，我给你钱好了。”听了这个，我当时就有呕吐的感觉。我把六块钱的“开塞露”给他後，就决心不再看精神科医生了。
後来，经过上海龙华中医医院医生的门诊，我自己认真煎药吃药，每个星期都有进步，慢慢的身体有了些恢复，眼睛和耳朵的症状都有改善。胃口也开始有了一点。
以上就是我在上海看精神科医生的经过。
虽然我的身体远远没有恢复，我对这位中医非常满意，都是平常的药材，可是配方非常好，治疗的费用也非常低。但是，这时候武汉封城的恐怖消息传来，我决定马上离开大陆，我挤上达美最後一班飞机，往回到明尼阿波利斯，我又开始继续寻找精神医生，我非常渴望有医生可以帮助我，尽快摆脱精神上受到的伤害。我见了史都华医生几次，把上海医生开的药给她看，她说，这些药都比较重，都是治疗恐惧症的，但是她并没有给我明确的医疗诊断。
我想，我就一直这样“恐惧”下去吗？恐惧症就是这样的症状吗？可是，我在上海多次面对强大的暴力时，我都没有恐惧过，就是警察把我“带走”，我也毫无恐惧，想到也只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说实在的，这位心理医生对我没有一点帮助，虽然，我讲了我的一些“故事”给她听，她没有得到要领，可能是我的英语表达能力太差的缘故，想想不能怪她，人家美国人生长在正常的社会环境当中，怎麽会懂中国的事情？这个看病的过程已经一年多过去了，我对自己的的精神状况和行为规范一直不满意，我的耳朵里面仍旧有时有回响，睡眠也没有很大的改善，最重要的是，我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我失去了很多原来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的能力，比如阅读和写作，这两件生命过程养成的习惯，如今，连两分钟都不能坚持。想起来，如果我的余生是这样的，我的生活质量会下降太多了，不时觉得有些悲观，但是我自己有什麽别的办法呢？由於史都华医生没有药物的处方资格，她也没有可信任的建议，最後还是我的家庭医生拉尔森给我一些改善睡眠的药物。并推荐我去“睡眠中心”的专科医生戈登和她的助手那里去治疗。
我想，如果是睡眠问题，我也可以自己慢慢调整自己，我对自己的身体状态很明白，而且，我又相信中医经络穴位牛鬼蛇神之类的玄学，我可以用非药物的方法来帮助自己康复，审视自己的病情，认为我的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没有原则问题，对社会上事情的认知也正常。我就找了一个完全体力活去工作半天，这个工作有时候要搬动三四十磅的物品，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在物理上能继续保持正常。我还找到了一位针灸医生，叫罗伯特，他是学东方哲学出身，曾经在中国天津的中医学院实习过，我对针灸特别锺情，多年来，在上海也有专门固定的医生，定时去打“补针”，增强体质。我对这个罗伯特很满意，觉得他和中国针灸医生的思路不太一样，另有一功。有时候他使用的穴位，短时间里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关於罗伯特的针灸，我有时间另外专门谈）。
还是回到我的精神疾病，因为，到了美国，我就不担心“被精神病”了。精神上出现障碍，就像感冒一样平常，我可以大大方方的去求医。除了针灸等治疗，我还自己调剂饮食，通过饮食，针灸和体力劳动等自我治疗，一年来，我的身体状况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我原来的那两项和我生活质量有重要关系的行为规范（阅读和写作）的丢失，还是没有恢复。我知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道理，但始终用积极的态度对待日常生活。
直到回到美国的第二年，也就是今年，在初夏的时候，拉尔森医生对我的身体进行了一次非常全面的检查，她的新助手安医生是一位菲律宾裔的实习生，也有四十多岁了，在这两位医生面前，我从来没有讲过我的故事，在身体检查时，安医生告诉我，你的右耳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耳酊咛，需要取出来。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会引起你的头痛（怪不得），随时可能引起感染。我们约了另外的时间，护士穿了手术服装，用特别的器具，还有一些液体注入我的右耳中，少一会，只听到闷闷的砰一声，就打开葡萄酒瓶那样的声音，耳朵里掉下一个硬的棕色的东西，差不多有一厘米这样长，我看到吓了一跳，问医生，我为什麽耳朵里会生出这样大的脏东西？我平时很注意自己身体的清洁卫生啊！医生也不能解释。这对我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我就要求，这个耳酊咛给我留着，医生同意了，找了一个专业的存储小瓶把它放进去给了我。
拉尔森医生和安医生给我的体检後，认为我的病情还需要有专科医生继续下去，他们给我约会了神经科医生莫多斯，睡眠科医生戈登，和精神科医生怀特。前两位我都认识，神经科医生很早就诊断我的神经系统没有问题，戈登医生再会给我做方案治疗。怀特医生是新医生。我查了她的资料，她是精神科医生，比较年轻，四十多岁吧。我按约去了她在圣安东尼的门诊，第一次谈话，她问了我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目前的身体状况，药物和物理治疗的汇报，问我希望她能帮助我解决什麽问题等等，我对她说，我现在要解决注意力不能集中的问题，和精力不济的问题，比如说，我有时候想记下一个我经历过的或想过的事，但是，拿起笔，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没有讲故事给怀特医生听，因为我已经坚定的认识到，要是告诉美国人我在上海遇到的这些烂事，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更加不要说理解了。几年来，我也没有给任何说中文的人讲过故事，我一直认为这有关我的个人尊严，不要被别人误解成我是一个祥林嫂。
和怀特医生的第一次谈话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在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没有说故事，後来我体会到，和精神科医生对话，可真不需要单纯的“诉苦”。你的表达，一定要使医生明确知道你，到底要他帮助你什麽，有时候还必须非常具体。最後我觉得她理解了我，她明白了我——想“深挖”自己。
就在初诊的当天，怀特医生就诊断了我是得了“PTSD”:“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维基百科的中文叫“创伤後压力症侯群”，百度上翻译是“创伤後应激障碍”，属於精神疾病。我回到家里，给犬子说了这个诊断，因为他长期为医院业余做中文和日语翻译，有时为精神病科医生做翻译。他说，“啊呀，你怎麽会得这个病啊，这个病是受到惊吓引起的，比如说，到伊拉克打仗的军人很多这个病”。我对犬子也没有说过我在家乡遭遇的经过，因为，我不需要他的安慰，他未成年就在美国生活，怎麽可能明白大陆国的事情？我到上班的公司，也和人事处说了。我以为他们会停我的工，人事经理说，“没关系，可以治好的”。我还告诉了几位女友，她们说，“不可能，你怎麽会生这个病？这个病是受到严重的打击（精神上，肉体上）才可能得的。”我更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病的名称，我就开始学习，这个病形成的原因和预後。
怀特医生给我设计了为期两个月的治疗方案，她给我设计了“写出来”的计划，我每个星期去一次，先和她交谈十分钟的样子，她每次在写之前和评价你上一次写的内容评估後，指导你的“写出来”的思路，也就是说，给你主题，就写“一个”事件，或者几种情绪。每次治疗形式是固定的，重复询问过去一周全部的标准“安全问题”，对我上一次写下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做回应，告诉我她对本次“写出来”治疗的目标，然後她离开，给你半个小时的写作时间。再回来，再和我一起做标准化量化统计指标检查，共同完成问题。
这样算起来，我也累计写了整整四个小时的文章了。虽然，我的英文写作有太多语法词汇上的问题，在她的指导下，这个问题已经不需要我担心了，她说，我写的文章她完全懂。到了第七次治疗，我在写作过程中，突然大悟出来了，拉尔森医生和安医生从我的右耳道里取出的巨大耳酊咛，原来是我自己塞进去的啊！为什麽呢？因为在关押期间，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政府干部，叫看守在我耳朵边用蓝牙麦克风二十四小时放“红歌”，我提出抗议，要求他们关掉麦克风，我的耳朵被声音骚扰的很痛，他们不肯，说是“老板叫我们做的，我们听老板的”，後来，我请他们把音量调的轻点，他们也拒绝了，他们说，“如果我们这样做，老板会惩罚我们的。”因为，我完全失去了自由，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就把看守送来的饭，——米粒塞进了自己的耳朵里，来减轻巨大分贝对我的干扰，这个耳酊咛已经在我的耳道里有两年的时间了。犬子和朋友都不相信我得了PTSD，现在他们应该相信了，我经历的事件，从性质上来说，和战争创伤是一样性质的，幸运的是，不是每个人有机会得这个病，我算是有一点点控诉反动政府的“资本”了。
我对这个治疗的结果，也觉得真有点不可思议，怀特医生没有听我讲故事，也没有安慰过我，但是，通过这个治疗，我在第七次有点豁然开朗，现在真的有些释怀了，要不然，我怎麽能描述下这个过程呢？
我相信，怀特医生对我这个病人也很满意，她又为我加了两个星期的其他实践方法治疗。因为她在明年要去参加美国国家一个综合科学的研究工作，会离开医院工作，她已经为我找到了继续巩固对我治疗的精神医生，他叫布隆伯格，和纽约一个经常出镜的有名气的家伙一样的姓氏。
我写出这个求医的过程，是感谢怀特医生，更是要告诉大家，精神疾病并不可怕，人人都可能得，不要怕“丢人”，找到正确的医生来帮助，非常重要，配合医生治疗也很重要，建立医生和病家的互相信任，是不容易的事情，说的玄一些，还要靠一点点运气。专业训练过的精神科医生，很快会给你总结出病的要害。如果他能治疗你，会有个性的方案。
所以，现在我懂了，要是再去看弗洛伊德的与病人谈话的案例，为什麽都是一些漫不经心的小事情描述，婆婆妈妈的表达，根本没有“概念”“定义”这种大词，更加没有指点江山的宏大叙事的原因，这就是专业和不专业的区别。希望我的文章能给大家启发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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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