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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021
- 本报告由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撰写，中国数字时代获授权发表中文翻译版；如对报告内容有疑问或需转载，请与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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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以英文撰写，如中英文意思表达有出入，请以英文版为准，英文版报告全文可以点击此处查阅。
第四章：党的刀把子
许多最终被“再教育”的人都在被政法委标记后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乌鲁木齐警方记录显示，当政法委检测到异常情况时——如某家突然有外人来访、有人驾驶不在自己名下的汽车 [1] 、接到海外电话 [2] 或使用“快牙”等文件共享应用程序 [3] ——政法委会通过“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一个预测性警务系统）向居委会和警方推送此类所谓“微线索”。在警方的报告中，这些通常无害的行为被称为“敌情” [4] 或“重要情报”。 [5]
图12：再教育运动开始时，时任新疆政法委书记朱海仑在和田地区一次誓师大会上讲话。
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和田举行反恐维稳誓师大会 / 天山网 2017年2月17日（链接）
政法委是一个权力很大的党内机构，负责监督“政法系统”， [6] 包括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和其他安全机构，例如负责情报的国家安全部。 [7] 在各级行政单位中，这些机构虽然名义上隶属于政府，但最终要通过政法委对党负责。习近平把政法系统称为党的“刀把子”（毛泽东语），并表示刀把子要牢牢掌握在党和群众手里。 [8]
在中国其他地区，政法委通常是一个没有实际办事能力的协调性机构。 [9] 但在新疆的运动中，政法委直接令基层进行了数百万个调查。
在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间，政法委管理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将186万9310名使用过“快牙”的维吾尔人标记出来。 [10] 这个庞大的数据可能包括了阿纳依提·阿不力孜。他2017年第一次被拘留就是因为使用该软件。
政法委通过一个强大的新机构——反恐维稳指挥部来运行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ASPI在本报告中对这个指挥部首次作出报道。 [11] 新疆自治区级反恐维稳指挥部成立于2016年9月， [12] 隶属于政法委。它拥有协调统领党、政府、军队、公安、民兵和群众各方面安全工作的强大能力。 [13] 随后，自治区以下的行政单位也设立了维稳指挥部。 [14]
图13：图解政法委、维稳指挥部、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三位一体”机制和再教育营之间的关系。
来源: ASPI
ASPI的研究人员发现，维吾尔人占多数的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 [15] 在2017年后建造了两个新的拘留设施， [16] 同时，当地政法委下属的维稳指挥部在2018年雇佣了370名工作人员。他们工作时身着军装， [17] 其中有31名员工在所谓“教培中心调度室”工作。 [18] 巴音郭楞和乌鲁木齐的预算文件显示，当地的政法委还负责网格化管理的技术操作。 [19]
信息不只从政法委到“三位一体”机制单向传播。基层官员也会把日常检查和调查中收集的信息反馈给一体化作战平台。 [20] 当局把在押或被拘留过的人称为“三类人员”， [21] 被认为和他们有联系的人的信息和行动轨迹都会被录入到系统里，并定期更新，就像阿纳依提·阿布力孜的家人一样。 [22]
官员们也通过一体化作战平台进行交流。 [23] 在这个平台上，他们会获得绩效评分并被分配任务。2019年，王松莲（Maya Wang）和她的团队对一体化作战平台进行了“逆向工程”研究，并将该平台称为一个“系统的系统”。 [24] 除了基层社区外，一体化作战平台还从加油站、街上的警察关卡和学校吸取数据。
这种关键技术能力给了新疆政法委官员巨大的、不受约束的权力。然而，政法委之所以成为新疆镇压的中心，技术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政法委本身就是运动式治理的产物，也是中国官僚体系内在灵活性的证明。 [25]
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政法委就像一个政治动员和动荡的晴雨表。政法委在1958年大跃进的顶峰期成立， [26] 当时拥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而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诱因。 [27]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动荡之后，政法委退居二线，并在1988年被解散。但在天安门事件后，政法委在1990年被重启。 [28] 许多学者认为，政法委的存在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之间并不存在有意义的切割。 [29]
自2002年周永康成为中央政法委书记后，“维稳”耗资巨大、呈现产业化的迹象，周本人也被称为中国的“维稳沙皇”。 [30] 习近平上台后，周永康于2013年落马，此后政法委在中央和地方的地位和影响力均受到削减。 [31] 为了肃清周永康时期留下的“余毒”，习近平于2020年在政法系统内部展开了另一次清洗，以确保政法体系的绝对忠诚。 [32]
虽然政法委在中国其他地区被认为有所衰落，但新疆政法委近年来的知名度和政治影响力却在上升，职能也在扩大。 [33] 这一趋势与以往的大型政治运动的模式是一致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另一个可能导致了政法委在新疆地位突出的因素：前新疆政法委书记朱海仑。朱被一些记者认为是再教育营的设计师， [34] 并早在2010年就提出了一个名为“大政法委”的治理模式。
朱海仑于2006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新疆政法委书记。 [35] 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朱接替了被免职的栗智，成为新任乌鲁木齐市委书记。为了恢复秩序，朱提出了“大政法委”的概念， [36] 以求革新维稳工作，具体方法包括加强情报搜集、提高各警卫机构间的协调，以及基层动员。 [37]
更重要的是，“大政法委”也标志着乌鲁木齐对网格化管理和“三位一体”机制的早期实践。2010年，“大政法委”在乌鲁木齐的四个中心区搞试点，其中就包括阿布力孜一家居住的水磨沟区。试点一年后，乌市新增了16900个监控摄像头、16个居委会和八个派出所，每个居委会的开支和工作人员是原来的三倍多。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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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全国上任后，朱海仑于2016年11月复任新疆政法委书记。第二年，他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工作的意见》，该文件后来被泄露给“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