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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很抱歉，前面关於李泽厚的帖子，网友无法分享，我奉命再贴一个新的。我这种「网络半残废」只能穷应付。李泽厚仙逝，跟余英时绝对不一样，褒贬立见，我只能说，代沟好深，然而非议李泽厚「告别革命」的人，要么对中国近现代史还陌生，要么渴望「未来革命」而不容清算共产党这场革命，基本上对「革命」这件事情尚很幼稚就是了。李泽厚「圆圈游戏」之说，到今天已经显得有点老皇历了，但是习近平不正在从思想上回到毛泽东、从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从经济上回到大锅饭嘛，这麽明显的一个大圆圈，不是被李泽厚又一次预言到了？他对中国和中共，从来没有抱过希望，因为他知道中国还是一个农民大国，刚刚吃饱饭。重发便让我有机会再说明，此文从《屠龙年代》第二章『燥龙』中抽出，亦让我回想起来，当年那个焦躁的中国，清醒者无几人，李泽厚恰是其中一个，而中国在专制底下又在酿造焦躁的新一代，天安门还会宁静多久？】
『如果没有韦石之变或当时的北伐，太平天国革命本可成功。当满清皇帝的个人权威还是至高无上的时候，倘使光绪是另外一个人，戊戌变法未尝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凯都短寿早死，辛亥前後的局面恐怕也将很不一样。然而即使那样，在有着数千年封建重压而又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大地上，要迈进工业化社会和实现富强，也仍将百折千回，历尽艰险，决不会那麽一帆风顺，笔直平坦的。所以，太平天国尽可挥戈直下北京，但仍脱不掉农民战争历史规律的制约，而终於没有全力去打，也正是由这一规律所支配，是眼界狭隘，满足即得胜利，停滞、腐化、分裂、争权夺利等等封建的东西必然浮现的结果。谭嗣同不去找袁世凯，袁世凯不去告密，情况确乎将有不同，但改良派软弱无力，最终只好依靠封建势力，而封建反动派决不会轻易容许变法改良，在新旧势力悬殊的关键时刻，「有维新之名」的政客、军阀必然背叛，如此等等……。』
多麽迷人的历史玄机！大概就是这些文字，诱惑我一九八六年去拜访李泽厚 。那是他在文革後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後记》里写的一段文字。八○代的人，常常并不迷恋思想，而是醉心「历史的重复」，也即李泽厚一再感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圆圈游戏」。
在那个时代，我们不是也会这样问吗：如果罗斯福派给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不是一个暴躁、尖酸刻薄的人，一九四九年中国或许不会江山变色。一九四七年六月，倘使国军二十九军军长刘勘不是被胡宗南严令调开，他就在延安王家湾追上了毛泽东，那麽中国就出不了一个「大救星」了。一九五九年夏天在江西庐山的「美庐」，如果毛泽东那天没有熬夜，而跟一早来访的彭德怀见面并恳谈，也许「庐山会议」继续「反冒进」而不是突变为「反右倾」，中国就不会一下子饿死三千六百万人。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如果不是林立果用那架「三叉戟」载林彪、如果林豆豆没有向周恩来报告，则林彪也许不会仓皇出逃，那麽後来的邓小平及其「改革时代」，连同「天安门学运」、「六四屠杀」、「中国盛世」都将一笔勾销……。
我当然知道，其实李泽厚并不在乎这些「如果」，他只是为了引出他那句思想史的结论：「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这是他的所谓必然与偶然的辩证法。这个必然，在黑格尔是「绝对精神」，在马克思是「客观历史规律」；在李泽厚，则指明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就从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他在稍後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又提出中国近现代根本没有自由主义发展的空间，其缘故都是经济太落後、社会未发育；总之，「经济基础」决定其他。
清贫、抑郁、罗曼蒂克
（李泽厚当时住在和平里9区1号第二栋楼，一层左手单元，我骑自行车去采访他，而他居然也乐意跟我这麽个刚崭露头角的报告文学作家——而非学者——，聊了好几天，轻微的湖南口音，苦涩的笑意，主要是谈他的身世，那苦苦挣扎的少年和青年求学时期，一个家道中落、敏感左倾、极度苦闷的穷学生。）
『我是长沙人，出生在汉口。父亲是邮务员，在江西吉安市代理邮政局长任上病故时，还不到四十岁。我随母亲扶灵柩回她的娘家湖南宁乡乡下，母亲教小学养活全家。四九年春天，她病死在几百里外教书的地方。父亲、母亲、祖母去世的时候，我都没在身边，创伤很重；还有个堂妹，才十四岁，从床上摔下来死了。所以我性格抑郁，很少快乐。
『母亲病故时，我从师范刚毕业，也失业了。四年师范是在长沙第一师范读的，我原想读长沙一中，但要交学费，只好上了一师。那里比较保守、黑暗，训导主任很坏。一中开化，有「小湖大」之称，我就老去那里借了不少进步书，米丁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翦伯赞的《历史学大纲》，斯诺的《西行漫记》等，几个朋友在一起痛駡储安平的《观察》 。自己思想上选择了马列主义。我们也想搞学潮，没搞起来，却被校长训话、挨打。怕死了国民党。
『四九年我教了一年小学後，考上武大、北大。我连去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晚到两个月，学校说「状元」来了。我是第一名。但是我离家的时候，叔叔死了，留下三个堂妹，都给了人家当养女，我还要抚养其中一个，把三元钱积攒下来寄给她。我离开长沙时，祖母还活着，就买了许多米留给她。到了北京我也想找工作养祖母，找不到，後来祖母也死了。
『那时候乐趣很少。「五．一」、「十．一」，就到天安门广场，守一夜，很冷，很饿，但是等来黎明，还是很高兴。可怜的罗曼蒂克。要不就去东安市场、隆福寺的旧书摊，消磨一天。八分钱买一本英文的《费尔巴哈论》。
『我身体赢弱，在北大得了肺炎，被隔离。到五四年毕业时，肺炎也没好，还恶化了，北大却把我分配到上海，硬撵我上路。我在火车上还吐血。华东高教局不接受我，在旅馆里住了二十天，又把我退回北大。』
中国近代历史的「圆圈游戏」
八○代的中国大陆，从思想、文学、艺术、习俗诸方面，皆艳羡西方，是一个思想上「西潮澎湃」、市井里「港风台雨」斑斓而肤浅的时代。有人梳理学界，以「圈子」界定，李泽厚已被归入较保守的「中国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书院」一派，另有「『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等年轻的新潮派别，锐气正盛。
但李泽厚「圆圈游戏」的思想史说法，比其他新潮派更吸引我。大概因为它不太「思想」，更为形象，而且此说涵盖到八○年代，甚至还会更长远。他指出，近代史上，农民造反（太平天国）、改良派（戊戌变法）、革命派（辛亥革命），皆未成功，袁世凯复辟，回到封建帝制，是一个圆圈。辛亥革命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启蒙、走出家庭、个性解放，很快被「民族救亡」所压倒，国共两党分别又回到激烈的政治革命，又重复一个圆圈。
更讽刺的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解放」之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否定差别泯灭个性、政治上的家长制、排斥西方等等，实际上变成一场「农民革命」的胜利，封建传统全面复辟。「四人帮」垮台後，「人的觉醒」、「全盘西化」、科学民主等呼喊，皆回到「五四」当年，不又是一个更大的圆圈吗？
他在近代、现代两部『思想史论』中，已经为我们划了三个「圆圈」。我这里不妨再续一圈。七○年代末，邓小平否定文革、「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未几便「反精神污染」、「批自由化」，八○年代晚期激出学潮後，乾脆武装镇压，此後高压维稳、钳制言论、封锁网路、特务统治，中国大陆倒退至比「文革」前还要落後的体制。
这当中的种种「圆圈」，大圈套小圈，荒谬惊骇，试列举如下：
政治上从「废除终身制」倒退至「八老拍板」、「垂帘听政」；从「干部知识化年轻化」倒退至一口气指定「两代接班人」、「太子党」掌权；从废除「反革命罪」倒退至「秘密羁押」合法化。
在占有制上，从全民所有制倒退至「权贵资本主义」；从四九年剥夺「一小撮」地主资本家，倒退至两千年之後剥夺中国十几亿人民；从「解放」前抨击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文革中毛泽东号召「打倒走资派」，倒退至毛的继承人「八老」 家族的26个後代（红色贵族）控制整个中国的经济命脉……。
若再放大一点视角，这个「圆圈游戏」，则是从毛泽东的「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倒退至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而陈云的所谓「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靠得住」，则不仅突破了毛泽东的「党天下」，也倒退至封建王朝的「家天下」，甚至就是满清「八旗制度」的「族天下」。
李泽厚强调的「必然性」（经济基础），逻辑地延续到世纪末他强调的「经济为本」、「大家不愁饭吃」、「不要关心政治」（与刘再复对谈《告别革命》）。其实，不是连西方政治领袖（如克林顿总统）关於经济发展必定给中国带来「民主化」的预言也落空了吗？整个西方的「现代化论说」，都套不上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之後，竟未能产生一个有政治诉求的「中产阶级」，而全国三十万个「千万富豪」只占总人口的0.023%，贫富差距从改革初期的4.5：1扩大到12.66：1，基尼系数突破警戒线。「吃饱饭」与「基尼系数」，孰者保守激进？哪个更准确地描述「经济基础」？
下放、顾准、徐懋庸
『在北大，两年的《联共布党史》 听得烦透了，我开始反感苏联那一套，苏联专家大骂黑格尔，水平很低。大家争当苏联专家的研究生，选不上就苦恼，我很开心，自己另找一套来研究。
『五四年从上海退回来，五五年才到哲学所，第一号工作证。七月份开始「肃反」，解放後第一次整知识份子，很厉害，我差点儿被打成「胡风分子」，祸从天降。後来公安局查证，我跟胡风没有任何关系，但「思想反动」，我也写了几万字的检讨，直到五七年反右前，才做结论。至今也没给我平反。
『我在哲学所总是被下放劳动。五七年冬天是第一次下放，劳动一年，到河北赞皇县，是太行山区，很苦，但乡亲们对我们很好，晚上给我们柿子、核桃吃。接下来又调到太行山脚下一个更远的村子王家坪，干活不知道偷懒，担一百斤能走两里地。工资十八元，老百姓问是一年还是一个月的？
『到五八年夏天大跃进开始了，别人都去大炼钢铁，我表现不好留在农村继续改造。跟我一块留下的还有徐懋庸 ，就是那位跟鲁迅有过交锋的杂文家，武大副校长，打成右派後放到我们哲学所来。还有一位顾准 ，八级干部，也是右派，是经济所的，一边劳动一边还在当地搞调查、做笔记。这次是最苦的，劳动太累就没有思想了。也不能洗澡，棉毛衫被汗水结成马粪纸一样，那年我二十八岁。
『六〇年又下放到山东兖州，一个叫大雨居村的地方，离曲阜很近。这次真正尝到了饥饿，一天吃几个生白薯，比老百姓吃得都差，一身浮肿，白天还要人拉犁。我带了几本诗词，晚上躺在秫秸上琢磨阮籍的诗，耳朵里也传来火车隆隆声。离铁路很近。撤回城里的时候，连路都走不动了。
救亡压倒启蒙
『我进北大後，一年级就开始研究谭嗣同，後来转向康有为，三、四年级写成〈康有为和大同书〉；五五年六月，由任继愈 推荐发表於《文史哲》。五○年代，文章能上《文史哲》、《新建设》很难的。』
李泽厚谈起他的学术生涯，才开始眉飞色舞。他说任继愈是他的恩师，把借书证给他用，一次能借三十本书（学生只能借五本）；有时候还接济他钱，五块、十块的，他寄给长沙的堂妹；「我一生敬重他。」
五五年「肃反」中他挨整一年，却写出七篇近代史人物论文，五七年合集交上海出版，「当时哲学所很多人，连文章都没发表过。」苏联汉学家齐赫文斯基有一本关於康有为的书，在序言里提到「中国年轻的史学家李泽厚」，而他当时只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实习研究员」。尽管他的戊戌人物研究在中国已是最高学术水平，然而1958年召开的「戊戌变法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他根本没有资格参加。五○年代中国史学界，仍是范文澜、吴玉章这些「解放区来的」史学家的天下。
李泽厚的思想史研究，显然被限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但他达至的那个着名结论「救亡压倒启蒙」，在中国大陆史学界则显然是「石破天惊」。他起步就从康、谭 拎出一条线索，真真是激荡近代中国百年的一个命脉——旅居美国的史学家余英时，也是从康、谭发端，梳理至「五四」以降，提出「中国近代以来的激进化思想」，在学界和民间均影响巨大。另一位旅美思想史家林毓生，从「五四精神」剥离出一个「全盘反传统思想」，最终也追溯到康、谭。尽管李泽厚的「救亡」，在余英时那里恰好是「狂飙激进」的渊籔；而他的「启蒙」，在林毓生那里偏又正是「反传统」的肇因。
每次从李泽厚家出来，我跌进北京的暮色里，蹬着自行车，随着车流往家赶，却不免心潮澎湃。我这一代中国人，刚刚经历了短促的三十年闭关锁国、饥饿贫穷、运动折腾、冤狱遍地，到八○年代天亮醒来，只觉得七十年前的那个「五四」，犹如一轮日出，乃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清清亮亮的开端，却被一拨又一拨军阀、独夫、枭雄轮番玷污、遮蔽了！在天蛮地荒之後，五四巨灵们又岂是我们可以望其项背的？这是我们唯一够（构）得着的历史遗产。我们拒绝得了「五四」吗？
正是从「五四」那里，穿越七十年时间隧道，神秘地传来一股感应，八○年代知识份子都开始谈起「文化」来，隐隐地又彷佛是一种「救亡」的氛围。而且，大家都觉得谈「文化」正是一种「启蒙」，启「封闭」、「落後」、「病弱」之蒙，同时也是「救亡」，救文明之亡、人文之亡、人性之亡；不启蒙才会「亡」呢！
这大概就是被称作「思潮」的东西，但要到几年以後，经历了那次「文化热」，以及接踵而来的一场政治流血，我才会明白。1986年，我写了〈沉思在文明暮色中的哲人——李泽厚剪影〉，发表在《报告文学》杂志6月号。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