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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研究中国变得越来越危险？学者们如此是说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澳门学16号 / Matters 20220318
一篇2020年发表於《中国季刊》的文章，就尝试通过对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进行调查，回答这一问题
作者：房间里的人（社科研究者）
Cover Photo: Getty
2017年8月份，知名中国研究期刊《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的主编Tim Pringle给编委会成员发送了一封内部邮件。据《端传媒》的报导，邮件内容是：
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中国相关机构的要求下，屏蔽了其中国网页上的300余篇论文和书评。这些文章主要与中国国内长期以来的敏感话题有关，关键词包括六四、文革、西藏、新疆和香港等。邮件中还透露，几个月前，剑桥大学出版社还曾被中国要求下架超过一千本电子书。其他期刊可能也会在近期受到影响。
剑桥大学出版社事件显示，中国政府对於学术研究的审查范围正扩展至英文世界。
那麽研究中国是否正变得越来越危险？
作为剑桥大学出版社事件中的主角，一篇2020年发表於《中国季刊》的文章，就尝试通过对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进行调查，回答这一问题。
调查的对象是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任职於北美、西欧、澳洲、新西兰和香港的中国研究者。由下表可知，问卷发出了1967份，成功回收有效562份。
受访者以北美的学术机构为主，专业上以政治学和历史学占多数。至於在职位上，分布则均为平均。调查接着询问受访者有没有遭遇过来自有关当局的刁难，如果有的话，他们如何应对。
由受到刁难的分布来看，最常见的是「获得签证」(1.2%)和「获得研究材料」(21%)两项。
前者在现实中往往和「被拒签证」难以区分，因为有关当局通常不会作出任何正式表态或文件，仅仅是不处理申请。也就是说，原则上，该名研究者即便这次不能获得签证，未来仍然具有被批准的可能性。
这种「不可预测性」在「获得研究材料」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具体可以分为，接触档案和进行访谈两种类型。
在前者研究者即便获得了上级的访问批准，在真的进入到档案馆时，仍然可能被诸如工作人员要求提供额外文件，或者仅因为研究者引起了有关当局注意而无法再接触到相关材料。有时候研究者则是容许接触档案，但被禁止阅读特定题目的内容(例如少数民族)。
至於进行访谈，有17%受访者表示遭遇过受访对象在没有提供任何解释的情况下退出的经验。例如有受访者表示：
我的一个綫人曾帮助我访问他的XXX和朋友，这是多个月前就安排好的访问。到了约定的时间，綫人却以一个不具说服力的理由表示抱歉访问无法进行。我并没有坚持，因为我知道綫人有可能会因此陷於危险。在2009至2012年间，我有数次类似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往往不是从有关部门知道不获发签证或不准接触研究材料，相反该信息通常是通过和研究者有联系的中国当地同事或朋友转告。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同时基於「关系」的「不可预测性」刁难，使研究者因为担心同事和朋友的人身安全而在研究上进行自我审查。
至於直接涉及到人身的刁难(请「饮茶」、拘留或没收随身物品)，在比例上不高(9%)，通常发生在研究者出现在示威现场、接触档案或者演讲後。但文章也指出西藏和新疆是高危地区。
另外，虽然受访者主观上感到习近平执政後，进行中国相关研究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亦并不乎合调查数据的反映的情况，事实上在2012年後变得更频繁的刁难只有接触特定档案一项。
那麽研究者如何应对不可预测的刁难？
由下图可见，最常用的方法是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或收集材料时，有技巧地运用「语言伪术」。这就必然会带来「自我审查」的疑问。
虽然70%的受访者同意「自我审查」是一个存在的问题，但受访者普遍不认为这会影响到学术伦理。原因一方面是现实中所谓政治敏感问题，通常只有在媒体文章或者公开论坛上才会被注意到和放大，在学术文章和写作上却极少出现。
另一方面，为了保护綫人和自己的人身安全以不透露信息源和进行田野调查(例如新疆)，这不应该被视为是一种「自我审查」。
或许一个简单但未必完全准确的结论是，并没有证据显示研究中国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它总是存在并且「不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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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打算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最好对此有所认识并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