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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回忆录0422）
近十多年来，台湾政党轮替，在两岸关系上一直争论「九二共识」问题。中共不停要台湾坚守「九二共识」，台湾政界对「九二共识」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说有的人讲「九二共识」的内容大都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即台湾的表述是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大陆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中共就只说「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从来不讲。
1996年8月，《九十年代》发表了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三次谈话纪要，跨度自1990年12月至1992年1月，全文五万字。那时沈担任国家统一委员会研究委员。他也证实了这个谈话的真实性。
在谈话记录中，沈君山就江泽民一再强调「一个中国」的「统一」，向江详细解释台湾的政治现实和民主化後的形势：台湾民众极少关切「统一」，他们关心的是安全和经济繁荣，而政府施政必须顾民意。要统一，首先两岸要建立平等而稳定的关系。不讲地位平等，不让台湾有国际空间，没有和平保障，台湾是不能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
沈君山虽表示自己不是台湾的官方代表，但他表示会把谈话写成报告交给李登辉总统。因此，他实际上是当时高层的沟通渠道。最後一次谈话在1992年，沈江二人都没有提到「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八十年代末，台湾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旅游後，因应民间往来所衍生的事务性问题，1991年在台湾成立了由政府指定的民间机构执行公权力，叫「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同年，中国大陆也成立了一个相应机构「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简称海协会。名义上虽说民间机构，实际上负责人都能够直达两岸最高领导人，而负责人也是德高望重的人物，海基会由辜振甫任董事长，海协会由汪道涵任会长。1992年，时在两会成立之初，都只是秘书长级的接触，而所谈的基本上也只是两岸文书查证、走私、犯罪等事务性问题。1993年4月辜振甫与汪道涵在新加坡才有第一次辜汪会谈。这次会谈签署了两岸事务性和两会联系的协议，但也象徵两岸关系解冻，引起国际社会瞩目。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若有「共识」，那麽最早也应该是在1993年辜汪会谈的时候。
1994年，我给辜振甫先生作了一次专访。他谈到辜汪会上与汪道涵坐下来喝茶的「政策性对话」。他对汪说，「台湾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是一个历史事实。希望大陆方面不要不承认这个事实。若承认这事实，就会了解到台湾有自己发展出来的体制，有自己的道路，这样中共就不会说『我是中央，你是地方』。」
谈到一个中国的认知时，辜振甫强调对一个中国的内涵，彼此可以各说各的，不形成文字。在各说各的一个中国之下，先着手谈两岸之间的沟通管道。
所谓「彼此可以各说各的」，也就是「各自表述」。如果辜振甫与汪道涵的这个谈话是「共识」的话，那麽应称之为「九三共识」。因为九二年并没有这个层级的会谈，而九三年订明这个共识「不形成文字」，即不成文的共识。只能说是辜汪二人的共识。
但1993年国共都确实在两岸政策上有所调整。中共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再提武力统一，而是说海峡「双方应该为促进结束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台湾方面也不再要求中共对台放弃武力，不再讲「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政策。很明显，至少「不接触」已经不复存在。
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1992年海基、海协两会在香港的秘书长会议中，台湾方面曾经提过「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原则，大陆方面没有回应。後来大陆以电文回覆称，对台方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可以接受，但没有提及「各自表述」。
中共在九十年代对台政策从强硬变得较柔软，主要原因是中国发展经济，需要与美国及西方国家搞好关系，需要台商对大陆投资，更因面对香港主权转移须建立港人与国际的信心。不过，在江泽民同沈君山的谈话中，他一直坚持「一国两制」，对联邦、邦联的建议都不接受，说统一「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中央」。
那时候中国对台政策较温和的另一原因，就是还没有向台湾动武的国力。即使是胡耀邦，在1985年接受记者陆铿访问时，被问到会不会对台动武，他快人快语地说，「国际上谁都知道我们暂时没有力量，这个暂时可能是四、五年，也可能是七、八年。我们把经济搞上去了，力量自然就有了。军事力量是要经济力量作基础的。经济上强大了，国防现代化就有办法了……对台湾，就要带点强制性了。」
因此，中国对台要战要和，不取决於台湾是否接受似有似无的「九二共识」，而是取决於中国内部的政治需要，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136）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