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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孔捷生 / 明报月刊

八十年代末岁是我人生急转弯的标志牌，就像解不开的记忆绳结，串联着前半生与後一半。而香港是命运扁舟短暂系缆的埠头，那时寄身西贡区黄麖地背山面海的一间村屋。苦夏逼人，心情抑郁无法读书，只乱翻报刊。不经意从《九十年代》杂志读到李怡，文人看字别有心得，李怡的思想超越彼时各种惊悚流言，笔锋刺穿龙鳞，直达深部。更触动我的是，无论作者之坚持抑或反对，字里行间都看得出真诚。我於是记住了李怡。

日子在山风海涛中流走，延宕至岁尾，我孤身飞往美国，开始漫长漂泊。没想到重返香港要等很多年以後，其时世态卦象已变——香港主权易手；我在远域落地生根；《九十年代》停刊；我在美主编的《广场》杂志亦停刊……人和城都已时过境迁，曾经的大时代化为遥远回声，恍如沙岸潮痕。而这座城於我俨然深意象，既铭刻着人生大转折的记忆，更是母文化象征——对海外文人而言。

我和罗海星是好友，也都是被命运之手刷新人生页面的逆行者，两人重聚有说不完的话。这天罗孚前辈在北角一家上海菜馆请吃饭，席间我初识李怡。文如其人，他的才气帅气扑面而来。因我和罗海星经历独特，自然言及一些话题，到底三观相同，我和李怡相谈投契，一见如故，觉得他心胸磊落，待人诚挚。李怡没读过我在大陆时期的文学作品，但看过我在海外写的散文杂文，他说发表的那些园地太小众，便邀我为报纸写稿，一写多年。

之後我多次赴港，每次都与李怡畅叙，平时也通电邮，他每年到加拿大都和我通电话。正是他告知着书计划，让我深受触动，遂弃写香港报纸专栏，回归文学写作，并获李怡力挺，嘱我有新作发给他一阅。人要追随自己的目标，做最喜欢的事——这也是恩师余英时先生和我说的。

光阴窸窣翻页，不知不觉间，李怡的白发爬上了我的颅顶，恍如一个年代的星霜。记得初见时李怡告知他将满七十，十年後他告诉我要满八十了。其间挚友罗海星辞世；罗孚前辈仙逝；香港沧桑之变更令人感慨百端。那年圣诞前夕访港，我看到义工在铜锣湾地铁站出口设摊位，呼吁记住刻木纪年的历史事件，并给那些付出一生的殉道者写圣诞卡，路人脚步匆匆，鲜少驻足。

我以为，关心那些人和事的时代已过去了。崇尚个人的自由社会代表一种价值体系，生下来就接受这种文化熏陶的香港人，对宏大意象的关注终难持久，亦无暇牵挂了。他们自己曾有的东西也在颓化剥蚀，就像那部港片《十年》。怎想到，时代律动在不同的文明区块也同样会发生，於是风球高悬，触天惊涛漫过巨礁，粉身碎骨为无数浪沫，末了归於震耳欲聋的死寂。

从抵触到冲突，这是不同文明的宿命，就像异质蛋白造成人体强烈过敏反应。香港开埠一百八十年，独特价值之内核，如同凝结在蚌壳里的珍珠。但比起古老巨礁，生珠老蚌还是太年轻了。念及李怡及罗海星们之锲而不舍，如同被宿雾锁定的流萤，挣扎着点燃生命中的微末之光，委实令人感触万千。

李怡读过我回归文学所写的散文和旧体诗，说他也曾有文学理想，「我一直想再尝试，但总放不下香港日趋沦落的时事。」他又说「按照我的人生规划，早应移居美加矣，但对香港却是难舍难离。香港越是沉沦，我越是不忍离去。如果香港好好的，我可能早就走了。」

我原是写小说出道，去国之後仅九十年代在普林斯顿时还写过，其後再也未碰。我和李怡说过想回到小说耕耘，只恐笔法荒疏，写出来的话再请他指点。今岁虎年春节，我们互通问候，李怡提到去岁末患心肌梗塞，住院两周，大病一场。出院後尚在静养中，已渐康复。现仍每周写回忆录，继续在Facebook刊登。李怡还提到我在明报月刊写中国老音乐家的文章《一代人的喉咙与歌声》。说他叔叔是中国歌剧舞剧院长。与周巍歭是邻居，他是大提琴和指挥出身。我文中提及各人，他叔叔也常提到。我没想到，这是最後一次和李怡通电邮。

骤闻李怡在台北仙去，我的小说刚好杀青，却已无处呈递。悲怆之余又想到，我和他的缘份，在於都是很有坚持的人。我年满七十，已看惯云起云落，我深知每个人心中的理想国都难实现，故而才有一代又一代的求索，如同夸父追日。李怡继倪匡之後，成为香港一代文化人的背影，却仍有逆行者在无尽头的路上跋涉，这是前人足迹的延伸。

最後录一首以前写给李怡八十寿辰的诗作：

危时方识岁寒心，老凤欣嘉雏凤吟。

从俗从龙偏傲世。汲河汲井自分襟。

紫荆昨夜雕黄伞，丹笔由来殚血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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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谓桑榆花不着，春幡化碧更萧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