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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余杰：恶魔挑战者何以沦为另类恶魔？滕彪强奸未遂案的分析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余杰 / 风传媒 20230623
你们可以听到
奸淫残杀、反常悖理的行为，
冥冥之中的判决、意外的屠杀，
借手杀人的狡计，以及陷入自害的结局；
这一切我都可以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
莎士比亚
二零二三年六月九日，我突然接到多年未曾谋面的心语关於滕彪对其强奸未遂的投诉，阅读了她的陈述後，觉得情况极为严重。近年来，我在家闭门写作，一般不过问海外华人异议圈的是非。但为此事发声，我义不容辞。
心语在台湾出生，在香港成长和工作，生活顺遂且优渥，因关切中国人权问题，转行做记者，曾任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记者，主要报道中国人权事件，其专题报道<冯正虎滞留事件引发国际性广泛关注>曾获得香港记者协会人权新闻奖。她真心实意投入巨大心力帮助中国的人权受害者，这一义举居然让自己成为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滕彪加害的对象，此一事件本身极具荒谬性和典型性。
心语是我做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的时候加入笔会的，後来她也做过笔会副会长。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加害者的滕彪是现任副会长。我虽早已退出笔会，但不能置身事外、保持沉默。由我这个前副会长发声，为另一位前副会长心语伸张正义，将现任副会长滕彪的恶行曝光於天下，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但唯有如此方能阻止「恶人仍必行恶」。
心语揭露的事实是：她以前曾经以记者的身份采访过滕彪，也与之共同出席过一些人权会议，她钦佩滕彪在中国从事的人权活动，将其作为朋友看待。但滕彪多次向其示爱并有一些逾越普通朋友关系的言行，她明确予以拒绝，并肯定地表示，不可能与有妇之夫谈恋爱。二零一六年四月，她自费买机票参加由杨建利创办的「公民力量」组织的一个访问团，赴流亡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考察。正式活动结束後，她要多留一天，正在旅店办理续住手续时，同团参访的滕彪突然告诉她，他们那边有一位人士离开了，房间已付费到隔天，她可以住到「那个人」的房间。心语表示，要搬行李过去很麻烦。滕彪竭力劝说，不会很远，房间已空在那里。於是，心语带着行李过去他们那边的旅店。谁知一过去，就发现滕彪待在房间里。她很讶异，就问：「房间在哪里？」滕彪说：「就在这里。」随即，凶猛地扑过去，企图实施强暴。心语长期练习瑜伽，身手敏捷，奋力将其推开。推开後，滕彪再次扑上去。心语开口大叫，要对方不要这样。滕彪见势不妙，只好放开心语。心语对此事的定义是：「这已经不是性骚扰，而是强奸未遂。」
「公民力量」主席杨建利。（资料照，蔡亲杰摄）
此一事件中的包庇者和共犯结构中的另一关键人物，是在海外民运圈中比滕彪资历更深、地位更高、名声更大的「公民力量」主席杨建利。事发後，心语向杨建利投诉，没想到杨建利竟然严厉质问：「为何给我捅娄子？」在杨建利看来，「捅娄子」的不是加害者滕彪，而是受害者心语——中国文化【小编推荐:探寻复兴中华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华文明史》】中的红颜祸水论。他一点也不想为受害人主持公道，他在意的唯有参访团和组织方的面子及大局，为了面子和大局，受害者是可以被牺牲掉的。
滕彪反共的「初心」，不是追求民主自由，而是受「破坏性自恋症」驱动
此前，我早已听说滕彪的诸多不堪之事。但心语的控诉还是让我大吃一惊。事发之後，心语隐忍至今：「我觉得很羞辱，恨不得把自己藏起来……所以，这几年来都没人知道。我以为伤口盖起来，就可以慢慢复原。而台湾Metoo开始，那些受害者阐述经历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无法停止。原来，伤口没有复原，只是在更深层的地方。」她从香港新闻界前辈那里得知，还有第二名遭滕彪性侵的受害者，她觉得不能继续保持沉默，那样会让加害者更加肆无忌惮，导致更多无辜女性受害。
滕彪给外界的印象，是朴实诚恳的维权律师和坚定反共的人权活动人士，他是如何变成「披着羊皮的狼」的？除了帮助心语揭露这个恶人，我觉得有必要对此人和此事做初步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在海外民运及异议圈中，性侵成瘾的滕彪并非孤立的个案，但大部分丑行都只是在私下流传，这是一个臭气熏天的黑箱。
我与滕彪认识已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九八年我的第一本书《火与冰》出版後，也在北大读书的他跑到我宿舍来跟我讨论，那时他眼中还有青春的炽热和理想主义的光芒。後来，滕彪等三博士就孙志刚事件发表公开信，一举成名。随後，他的言行举止悄然有了些许变化。这种变化让我想到《史记》中的两个段落，一段是项羽见秦始皇的仪仗队：「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另一段是刘邦见秦始皇的仪仗队：「高祖常徭咸阳，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滕彪反共，并非单纯出於追求民主自由，亦有项羽刘邦式「夺权」的「初心」。据传，当年有一名洪秀全式的反共教主承诺说，夺权後封滕彪为司法部长，滕彪嫌官太小，不愿归在其麾下——他们的夺权游戏像小孩过家家，却像模像样、行礼如仪。
当然，滕彪在公共场合不会像项羽和刘邦那样赤裸裸地说出其心声，而是用一系列关於自由、民主、人权的宏大叙事来对其权力野心加以美化。到西方後，他更发现「政治正确」可用来牟利，甚至可一本万利，就拿来为其所用。他逐渐跟共产党一样喜欢说谎，为了达成目的而不择手段，比如用告密手段让跟他观点不一样的人闭嘴，比如在《纽约时报》发表文革式大批判文章<走入歧途的中国自由主义>将数十个与之政治立场有分歧的人士妖魔化为「种族主义者」。
政治观点有差异，在西方司空见惯，但将不同观点的人打成「反革命」、进行人格谋杀，则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从语言暴力到对异性施加性暴力，仅一线之隔，一步就跨过去了。由此，滕彪走上了尼采描述的不归路：「与怪物战斗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当你远远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近年来，滕彪的若干言行，俨然是「无冕帝王」，亦如同「流亡中的习近平」。他的绝对自我中心主义和自恋狂，值得进行一系列精神分析。美国学者布兰察德（William H.Blanchard）在《革命道德：关於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一书中指出：「当一个人相信他能够拯救全人类的时候，那他必定是一个可怕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用心理学家埃利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话来说，是一种过度自恋症，「患有自恋症的人会认为，只有自己本人、自己的身体、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财产以及和自己发生关联的人或事才是真实的」。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朱莉娅·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在《恐怖的权力：论卑贱》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卑贱是一种自恋癖的发作。」荷兰学者曼弗雷德·凯茨·德·弗里斯（Manfred F.R.Kets de Vries）在《阁楼里的暴君》一书中分析说：「自恋症的负面反应（尤其是过度的反应性自恋）让很多领导者最终沉沦。」这种人由此走上「疯狂的自我毁灭性旅程」。这种人的特点是「放荡不羁的行为、自负、傲慢以及不愿和别人交换意见」、「处处争夺第一，在利益争夺中，他们会不惜伤害别人。他们缺少同情心，所以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他们将夥伴及朋友看成是自己的延伸物，只要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就会利用甚至伤害这些朋友。他们会毫无顾忌地贬损周围的人，以此来消除对方的优越感」、「他们会表现出极其无情、报复、好战以及残忍的行为，而且他们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他们喜欢控制，而且由於他们很少考虑别人的感受，所以他们会不顾一切地想要获得这种控制权」、「这些具有反社会倾向的人际关系是一团糟的。这些反社会者没有爱的能力，无法亲密地和别人相处。同情、伦理以及道德观是人类最基本的特徵，但是他们却缺乏这些东西。」这些论述，宛如习近平的肖像，也宛如滕彪的肖像。
2019年6月16日，滕彪参加「撑香港，反送中」集会活动。（资料照，卢逸峰摄）
挑战恶魔者与恶魔精神同构，如同电影《星球大战》系列中的安纳金·天行者摇身一变成为服务黑暗势力的「达斯·维达」——剧中完成蜕变的黑武士有一句着名台词：「安纳金·天行者太弱了，是我杀了他。」现实生活中也一样：强奸罪嫌疑人滕彪对人权律师滕彪说：「人权律师滕彪太弱了，是我杀了他。」
一点点虚幻的权力与资源，让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为加害者
纳粹集中营幸存者、意大利犹太裔作家和化学家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在关於集中营生活的回忆录《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一书中，描写了一个名叫兰科斯基的「犹奸」的故事：此人是一个鳏夫、一个失败的小实业家以及犹太慈善机构的董事。纳粹将其任命为隔离区主席。虽然这是纳粹的一个恶作剧，但纳粹确实看重他的权力野心、他的外交和组织才能。他很快将自己视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开明君主，得到纳粹的允许在隔离区发行货币。他命令设计并印刷以他的肖像为内容的邮票，常常乘坐有一辆瘦骨嶙峋的老马拉着的马车穿越他的微型王国的街道。就像所有的独裁者，他迫不及待建立一支六百人组成的警察队伍，还有数目不明的暗探，为维持隔离区的秩序。他经常模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口吻发表演讲。在纳粹主子眼中，他只是个任人宰割的小人物；但对於地位更低的犹太贱民而言，他却是无所不能的、拥有宝座和权杖的君王。他既认同压迫者，又同情被压迫者，就像指南针在磁极上乱转一样。纳粹战败前夕，这个「犹太人的国王」还是被纳粹送进了毒气室。
通过兰科斯基这个人物，莱维指出：「权力就像毒品：没有涉足其中的人不会意识到对它的需要，而一旦开始，对权力的依赖和需要自诞生一刻起便日渐膨胀，正如对现实的否定和权力的幼稚梦想。……由持久而无可置疑的权力所引发的症状是显而易见的：扭曲的世界观、教条式的傲慢、对谄媚的需要、痉挛般地运用命令杠杆，以及对法律的蔑视。」弗里斯的分析也切中肯綮：「一旦有了权力，许多看似正常的人会突然变得丧心病狂。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邪恶的一面——它只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才会昭示於人，比如拥有权力时。这埋藏在人类性格最深处的暴力因子一旦爆发，毁坏力就会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在中国身为维权律师的滕彪，也曾与我一样遭到中共当局黑头套绑架、活埋威胁和酷刑折磨，是中共暴政的受害者。那时，他无权无势，且受中共国保特务严密监控，或许没有从事性侵活动的时间、精力与条件。到了海外以後，由於工於心计、善於攀爬，他很快在西方人权活动圈子和中国流亡社群（尽管这两个圈子都是「边缘中的边缘」，但仍能满足其虚荣心，让其自得其乐）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从美国国会到日内瓦联合国会议大厅，从常青藤名校到主流媒体，处处都有他长袖善舞、口吐莲花。他在多达一、二十个人权组织中担任形形色色的光鲜职务，俨然成为海外华人反对阵营的代言人和新一代盟主。一开始，我还乐观其成——即便掺杂个人权力野心的反共，只要没有伤害到他人，还是可以予以鼓励和支持的。後来，我们的交集愈来愈少，我又听说他在芝加哥大学兼课期间包养情妇的丑闻，当他留在中国的同道许志永等人身陷监狱之际，他却在自由世界堕落如斯，我与他的来往遂日渐稀疏。
拥有了一定的权力和资源（尽管这些权力和资源大都是虚幻的「浮云」，而非习近平掌握的那种可对他人实施生杀予夺的真实权力）的滕彪，在各种媒体上的言论也越发高大上，宛如《人民日报》社论的口吻，看得我心惊肉跳。他接受媒体访问时毫不犹豫地表示：「我是女权主义者。我觉得，男性也应该成为女权主义者，没有人应该反对男女平权。」在自我表扬之後，他不会忘记践踏别人：「很多中国异见人士满脑子父权思想。」他在推特上以最高法院大 法 官式的权威态度发言：「有人说，女对男产生了感情，所以不可能是强奸/性侵。这完全是法盲的说法，也是对女性的贬低。男权主义者大概理解不了，女性在任何阶段都有权说No。他们大概也不知道，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婚内强奸定为犯罪了。」、「如果女性被强奸後堕胎的刑罚比强奸犯的刑罚更重，你就应该知道，这是一场针对女性的战争。」看起来，他对强奸犯确实是恨之入骨，恨不得食肉寝皮。但就在他面对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发表此类义正词严的宣言的同时，却在继续实施强奸犯的行径。而且，他在答应受害者做出公开道歉後，又找了一个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的藉口（「外界会觉得你很淫荡」）而不了了之。他偏偏忘记了，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他投出的毒箭，转了一圈後，悉数回到自己身上。
律师及民间团体声援中国维权律师。（资料照，林韶安摄）
有一位替滕彪游说的、曾经坐过中共大牢的人权活动人士给我打电话说：「我们都是受中共迫害的流亡者，你最好笔下留情，以团结为重。」我立即打断他的话：「昔日，我们确实都是中共极权暴政的受害者；但今天，在自由的美国，我与滕彪早已不是同类。滕彪已从维塞尔式的人权扞卫者，华丽转身成为中国版的兰科斯基，肆无忌惮加害在权力位阶上处於更弱势地位的女性。我跟滕彪没有身处同一『阵营』。更何况我从来就不属於任何『阵营』。」
一个庞大的共犯结构，一个泯灭是非善恶的磁场
滕彪的恶行，逐渐在海外人权组织和华人异议圈中口耳相传。最早采取行动将其从理事会除名的是一个流亡港人设於英国、支援面临人权压迫律师的组织「29原则」——在英国治下受过法治训练的香港人，在是非善恶问题的判断上，通常比中国流亡者社群更为敏锐。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在脸书上公布将撰文揭露某重大丑闻之後，发生了一系列後续事件。台湾学者王泛森有一本书名叫《天才为何成群地来》，我的遭遇则是：游说者成群结队地来。有一位我大学时代就认识的老朋友打来电话说，他是来「和稀泥」的，我立即反问他四个问题：第一，你根本不知道基本事实，只听到作为加害者的滕彪一方的说法，却没有了解受害者的说法，你打电话来，是劝偏架。第二，你跟加害者及包庇者都有利益关系或合作关系。在西方，一个基本原则是，与当事人有利益关系或合作关系的人，必须在事件中回避。你打这个电话，不管你要说什麽都错了。第三，你所谓的团结、大局观，完全是共产党的、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既然如此，你何必反对共产党？第四，你对受害者没有表现出一丁点同情心，只想保护加害者和息事宁人，你已不是我当年认识的那个嫉恶如仇的新青年了。
杨建利继续在此事中为加害者保驾护航。从七年前心语第一次投诉，到七年後心语再次投诉并对其昔日的回应方式表示谴责，杨建利始终敷衍塞责、避重就轻、置身事外。二零二三年六月，他勉强承认，他当时指责心语是因为「不想看到会议出现丑闻」，也承认到目前为止从未没有与滕彪沟通讨论过这件事。他对此的解释是，若不问青红皂白地质问滕彪为何性骚，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吗？哪怕是今天，他也没有权威和权利质问滕彪为什麽强奸。他更认为，从严格的法律程序角度来讲，他没有能力跟没有权利和权威去做调查。这种辩解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作为活动主办方的负责人，对於活动期间发生的任何非常事件，都有责任进行调查取证，形成完整的报告，这份报告虽然不是警务部门的权威调查、也不具备法院判决的地位，但可以作为一份供司法机构采用的原始材料。然而，杨建利的完全不作为，是严重的失职、渎职。
据悉，在与心语沟通的过程中，杨建利居然搬出滕彪的家人来对其施加精神压力。他将问题抛给受害者——滕彪的太太和他的两个女儿，她们很好，两个女儿跟爸爸的关系也很好。一旦公开，她们会受到很大打击，可能家庭关系从此就不一样了，想来十分痛惜。所以，只要滕彪能表现出「更大的诚意」，就「不必要求他公开了」。杨建利还说，他希望找到既能化解心语的伤痛又能给腾彪一次机会，保护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他的家庭的方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请你告诉我我能做什麽」。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背後，是肮脏黑暗的心：按照这种推理，受害者反倒成了一个美满家庭的破坏者，毁灭这个家庭的难道是受害者人吗？当腾彪对无辜女性施暴时，难道他没有想到自己有妻子和两个女儿，难道没有想到他的两个女儿也有可能遇到跟自己一样的恶狼？杨建利的说法是一种钝刀子杀人的精神施暴，与滕彪的身体施暴互为表里。既然他在漫长的七年时间中连向滕彪求证此事的工作都不曾做过，他又通过什麽途径知道滕彪家庭美满且与两个女儿关系亲密这样的私人生活细节呢？他反问心语「我能做什麽」，这是一个多麽荒诞的问题啊！难道你是一名三岁稚童吗？难道还需要受害者来一一教你吗？你该做什麽、你的职责是什麽，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
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杨建利不承认自己是包庇者，但他确实扮演了包庇者的角色。正是因为他的包庇行为，导致滕彪继续为所欲为，又将黑手伸向下一位受害者。杨建利当然不是为了保护滕彪，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以维持其「反共大业」旗帜飘扬。为了反共，可以做跟共产党一模一样的事情，这就是很多海外反共者的本性。对於杨建利和滕彪来说，民主人权活动是博取个人名利的工具。在这个领域，加害者、包庇者、游说者形成一个庞大的权力磁场和共犯结构，一个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他们心安理得地打压受害者，掩盖真相，并攻击任何愿意帮助受害者揭露真相的人——当我表示要撰文揭露真相之後，有人威胁说，「你将受到铺天盖地的攻击」（这种攻击，无非就是将受害者和我都污蔑为共产党破坏「民运伟业」的「棋子」）。我不会退缩，我跟这个鳄鱼潭从来没有什麽利益纠缠和人情关系，我也愿意为我写的文字承担法律责任——受害者将若干第一手证据都交给了我，未来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
我深信，作恶者即便能逃过法律的惩罚和舆论的谴责，却不能躲过那场来自更高处的审判，正如诗人米沃什所说：（相关报导：余杰专栏：作为出版家的富察和作为朋友的富察｜更多文章）
他们称其为炼狱，你将在那里服务，
搬运、擦洗、打扫、倾听，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你将认识自己的罪行，
直到承认，自己活该如此。
＊作者为旅美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