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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楚怡小学（二）：刘国储老师 武侠小说 家庭学习小组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我刚进楚怡小学时的教导主任是一位身穿长袍、戴老花眼镜、五十来岁的李老先生，没有教过我们的课，他总是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同学们对他都心存敬畏。“土改运动”开始不久，便被从李老先生家乡来的几个手执梭标的农会会员用绳索捆回乡下挨批斗去了。不久便传来消息，李老先生被以恶霸地主的名义在他的家乡被处决了。继任的教导主任叫陈权熙，三十多岁，常穿一套兰哔叽中山服与李老先生一样不苟言笑，也未教过我们的课，是我班同学陈瑞杰的叔父。不久便调到某中学任教去了。继任的教导主任是刘国储老师，三十岁左右，常穿一双他夫人自制的布鞋，和一身泥黄色的中山装。刘主任善于化解和处理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各种矛盾。他个子不高，双目炯炯有神，携妻儿一起住在学校。为人和霭可亲，但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的目光中总是流露出几分忧郁，是家庭生活困苦？还是“土改”时家庭蒙受打击？我们不得而知。刘主任没有教过我们的课，仅因我和皖爱玲在班上发起的几次“反罗动动”，双方陷入相持僵局时，去请刘主任来评理、调解时与刘主任有过几次交往。可是不知为什么？有年秋季开学不久的一个星期六中午放学前，刘主任到班上来私下告诉我、杨金秀(我在城东四校的同班女同学，后来又一起考到楚怡读高小。她生得活泼可爱，札两个羊角小辫，那时上穿白色短袖衬杉，下穿暗红底有黄黑格子的背带裙)、黎澍(一个墨笔字写得很好、很聪明的学生)要我们三个下午到学校来(那时星期六下午是不上课的)，也没有说来干什么。我遵照刘主任的吩咐吃完午饭便匆匆赶到学校，到教导处一看，刘主任、杨金秀、黎澍都已到了，刘主任对我们说今天下午带我们到天心阁(即现在的天心公园)去玩。我们一听都很高兴，天心阁是我在城东四校读初小时常去玩耍的地方，因为天心阁离我家住的东茅巷不远。那是长沙城东南角上保留的一段古城墙、城门、城楼。清末民初时，长沙修建马路拓展城区，原拟将长沙城四周的古城墙、城门、城楼全部拆掉。这主意恐怕是出自某位或某几位从东洋或西洋留学回国的、具有强烈反封建思想的激进的革命者们。旧官僚、旧知识份子和具有恋旧情节的长沙市民是不会提出这种自毁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激进的馊主意的。长沙市民闻讯后群起反对，当局迫于民众的压力，经与社会各界代表协商后达成妥协，决定保留长沙东南角(这里是长沙城的最高处)的一段城墙、城门、城楼作为历史文化遗迹，供市民及后人观瞻。
天心阁西北方下面是一块大平地一处叫落星田；一处叫古稻田。因地势平坦早年曾作过飞机场，后来飞机场迁到小吴门外的协操坪，这是一大块清朝末年训练新军的大平地。因此落星田、古稻田一带便成了少年儿童们奔跑玩耍和春天放风筝的处所。我家住在东茅巷时便经常到那里玩耍和放风筝。那天刘老师带我们从楚怡小学所在地储英园出发经玉泉街、黄泥街、蔡锷路、柑子园、藩后街、马王街、桂花井、堂皇里，从天心阁的北门进入天心阁。那时天心阁也不收门票，靠北门处还建有一间阅览室，里面备有连环图(就是小人书，长沙人把它叫作连环图)、报刊、杂志、画报供游人借阅。学生凭校徽(通常是由两层布制作，长约8─10厘米、宽约4─5厘米，上面印有学校名称、所在班级、学生姓名等内容，与现在的学生证作用相似)、大人凭工作证或街道开的介绍信借阅。
我们一行四人进入天心阁后，沿一条由北向南的小径前行，两旁种满了花草树木，不时有蜻蜓、蝴蝶飞来飞去，并有各种悦耳、嘹亮的鸟叫声透过茂密的淡竹林(一种只能长到大姆指粗细的小竹子)传入耳中，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尽管那天秋高气爽、艳阳高照又是周末，正是人们秋游的好时光。可是天心阁内游人稀少、阅览室也只有不多几个小孩在那里看连环图。大概由于内战、“解放”带来的剧烈的社会动荡，使许多人失去了自已的财产和工作，人们大都一天到晚忙于生计以解决家人的温饱，没有多余的时间和心情到外面去游玩。另外由于“解放”后土地改革斗争、枪杀地主，瓜分他们的财产，接着又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拘捕、关押、枪杀了许多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的知识份子、国民政府党政军官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在人们心里引起的恐惧、不安，导致人人自危，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游玩。
我记得在我从我住的青石井1号到楚怡去上学经过的息香街，有一座前国民政府高官的官邸，“解放”后被市公安局征用，我早上从那里经过时，经常看到一队一队的人犯用一根长绳把他们的一只手臂栓在一起以防他们逃跑，由解放军战士持枪押着从这座官邸走出来，每次都有数十人至上百人不等，他们的另一只手都拿着各式各样的脸盆和洗漱用具，显然是各人犯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后来才知道，那所官邸被当局征用后，成了长沙公安局城东区的一个临时羁押所，专门关押头一天晚上抓捕来的人犯，第二天被押往各监狱关押，审讯后或被处决；或被判以重刑。
天心阁保存的这一段城墙，东墙由北往南拆成了一个平缓的斜坡，斜坡用麻石(长沙人把花岗岩称之为麻石)砌成阶梯。我们所走小径的尽头便是这条登上城墙城楼的阶梯的起点。起点处有一麻石建造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牌坊，刘老师带我们穿过麻石牌坊拾级而上，不久便登上了城墙的顶部，这里有一座琉璃瓦的中式亭子，亭子里放置有一门清代铸造的大炮，大炮口径约15厘米，炮口厚度约4厘米，炮管长度约1.5米，炮管越往后越粗，后部粗约40厘朱，炮的尾部被厚厚的铸铁封闭，在炮身尾部的上端有一约4毫米直径的小孔是装引线用的，火药及起杀伤作用的大小铁球和碎石从炮口装入，再塞入黄泥捣紧，从小孔装入引线用香火点燃引线即可发射。
这种大炮大约在六百多年前的宋代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发明火炮时，便是这种样子。这种火炮在炮筒中部两侧各有一园柱形短轴使炮身可以上、下作小角度的旋转之外，炮身不能作左右方向的旋转。这意味着由中国发明的火炮从北宋到清末的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几乎没有任何改进，而比中国晚三百多年才从中国学会铸造火炮技术的西方国家，到清朝末年，他们建造的火炮不仅在射程上、威力上比晚清铸造的大炮要大许多，而且可以上、下、左、右旋转自如，并在炮身下装了车轮可以很方便地运送布署到任何需要的地方。中国数千年封建皇权统治几乎把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和进取精神扼杀殆尽。致使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停滞不前，从先进沦为后进，由此可见一斑。
“解放”前这门笨拙的大炮每天清早5点、中午12点、傍晚6点都要打一炮，向全市民众报时，这对长沙城里许多家里没有钟表的贫苦人家的劳作和生活带来了不少的方便。
刘老师带着我们三个学生穿过炮亭向南走过一段保存完整的城墙，来到一段面向东南的城墙，这段城墙上建有一座典型的中式木结构城楼，城楼有两层，城楼上悬挂一黑色金字的匾额，上书“天心阁”三个大字。天心阁是长沙老城的最高点。站在天心阁的城楼上可俯瞰整个长沙城。当时的长沙，人口约卄多万，城区范围不大，东边过了老的粤汉铁路便是郊外；西边到湘江边为止，江对岸就是城外，虽有一小镇溁湾市也只有一两条小街；南边过了现在的劳动路也就到了城外；北边也只到湘雅路为止。站在天心阁城楼上极目远眺，湘江对岸郁郁葱葱的岳麓山沥沥在目，秋天的湘江像一条碧绿色的玉带从南向北一直延伸到天际，江上远处的点点白帆依稀可见，和熙的阳光洒满长沙全城和它的四郊，略带凉意的秋风从人们的脸上轻轻拂过，好一派清秋光景，令人精神为之一爽。
刘老师指着天心阁南面马路对面的一座名叫熙台岭的黄土山对我们说：清朝末年太平军攻打长沙城的时候，南王萧朝贵便是在此山上被守城清军的炮火击毙的。当时太平军从广西、广东一路杀来，攻城掠地，势如破竹，所到州、县满清官员、清军大都望风而逃。太平军很少受到有力的抵抗，可是在长沙却受到了清军的有力抵抗。
本来太平军兵临长沙城下时，以骆秉章为首的满清官员也打祘收拾细软弃城逃跑，幸亏后来的晚清名臣左宗棠力主坚守。左向骆等分析：长沙城坚粮足，城中清军人数虽不祘多，但守城也还够用，且湘人强扞善战。太平军一路征战过来未得休整，粮草供应困难，必不能久战，只要坚守城池，不出城与之交战，久之，太平军必放弃对长沙的攻击，长沙之围必解，长沙军民可免遭太平军的屠戮。以骆秉章为首的满清官员和清军将领，接受了左的建议。左宗棠不失为后来的(左当时尚未发迹，仅在骆身边充当幕僚)晚清重臣，后来长沙战局的发展果然如左所料。在左的出谋划策之下，长沙军民奋勇守城，太平军久攻不下、粮草供应不济且损失惨重，被迫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转而沿湘江北上，在靖港与曾国藩的湘军进行水陆大战，大败曾所率湘军，曾国藩气得投水自尽，幸被幕僚随从水中救起，才保得一命，才有此后的湘军和曾国藩的东山再起，最终成为击败太平军的主力。刘老师以他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我们上了一堂令人印像深刻的近代历史课。
我们从天心阁的城楼上走下来，在城下的一块青草坪上蓆地而坐，刘老师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武侠故事，虽已过去了六十多年，但故事的大意仍能清楚地记得：古代有一对侠客夫妻武艺高强，常在江湖上行一些除暴安良、惩恶扬善的义举。后遭恶人陷害，夫妻双双被恶人杀害，仅留下一三岁的幼童，被他人救起，送往一个寺院抚养，寺院的方丈乃一皈依佛门、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系被害侠客夫妻的挚友。幼童在这位方丈的抚养、教导和训练之下，十多年后，成了一名武艺高强的青年武术大师。一天方丈把他叫到跟前吿知他的身世。这青年于是收拾行装辞别方丈去找仇人报杀父母之仇。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仇人，青年凭借从方丈那里学来的武林绝技终于杀死仇人，提着仇人的首级到父母的坟前祭拜，以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这种故事虽已是武侠小说的老套路，但对我们三个很少读过武侠小说的小学生来说仍感到新鲜、惊险，都全神灌注地听得津津有味。刘主任讲完这个故事后对我们说：一个人做什么事都要刻苦、坚持不懈才能成功。那个父母被杀害的幼童，十多年来他如果不是每天一早起来就习武劳动直至深夜，他能学到老方丈的武林绝技吗？他能为父母报仇吗？所以，你们将来想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想事业有成，现在必须刻苦学习，而且要坚持不懈，不能冷一阵、热一阵，我们都深以为然。刘主任讲得有些累了，便对我们说：我想躺在草地上休息一下，你们三个自己去玩一会，不要跑远了。于是我们三个便迈着欢快的步伐离开刘老师自己去玩。那时的天心阁及周围种了许多花草竹木，因此那里不仅有各式各样的蝴蝶、蜻蜓，还有许多种小鸟、昆虫，我们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一会儿爬到树上捉金轰轰(长沙人因金龟子飞起来轰轰作响，所以把金龟子叫作金轰轰)，一会儿又去追赶小鸟开心极了。我至今仍记得黎澍爬树、爬竹子那灵活敏捷的身手；杨金秀连跑带跳的轻盈步履和她那随风飘动的红底黄黑格子短裙，以及他们那两张沾满汗珠的灿烂笑脸。那个下午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之一。
刘老师在草地上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醒来，看看时间已到下午5点，便找到我们问：玩够了没有？时间不早了，该回家了。刘老师把杨金秀、黎澍和我依次送到各自的家门口才独自返回学校。
对于这次郊游活动我至今仍有两个问题弄不清楚：一是：那个星期六下午刘主任为何会要我和他去进行这次郊游？如前所述，刘主任未教过我们班，我与他平日只有很少几次交往。二是：他和我们讲的武侠故事与“解放”后当局对武侠小说所持的批判态度不符；对太平军、对左宗棠的评价也与当局的评价不符。他为何要对我们讲这些？这两个疑问我至今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也许只有刘主任自已才能回答。但是我从楚怡毕业后不久，便传来刘主任突发急病离世的噩耗，随着刘主任的遽然离开人世，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也就随着刘主任西去的灵魂永远消失在茫茫宇宙之中。
“解放”后的楚怡小学，因在抗日战争期间学校的藏书、仪器设备几乎损失殆尽，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所以没有图书馆。在老师们的倡导之下，学生们都分班组成自己的流功图书馆，按照自愿的原则，各学生把自己家里适合小学生阅读的各种图书、画册拿出来交给由学生自己选出的图书馆长登记、编号、造册。由馆长负责收集图书、偏出统一的书号与书名一、一对应。教室后面有一大书柜供藏书之用。馆长负责图书的出借、登记、收回、保管。每位学生每次可借阅一本书，看完后再拿到馆长那里换另一本书。就这样在当时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同学们仍可借阅到许多自己喜欢的儿童读物，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家境较好的同学可向流动图书馆提供较多的书刊；家境困难的同学即使不能向流功图书馆提供一本书，也可以借阅到流动图书馆的全部藏书。这种学生自己组建的流动图书馆，不仅解决了学校无图书馆、学生个人儿童读物不足的困难，而且提倡了学生为集体作出奉献的互助精神。那时班上的同学根据各自家庭的情况斱尽可能多地为流动图书馆奉献出各种儿童读物，有的甚至把家里大人阅读的书刊也拿来交到流动图书馆。被选为馆长的人更是从小便培养了他献身公益事业的精神。每学期结朿时，各人就都从馆长那里领回自己交去的图书。到下学期流动图书馆又重新开始运作。这是一种在物资匮乏、图书特到是少年儿童读物稀缺的条件之下，满足学生阅读、求知需求的极其有效的方式。即便到了物资相对丰富的令天，仍是一种值得在学校推广、发扬的方式。现在采用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奉献公益的精神、丰富学生的阅读范围，在今天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可以减少学生重复购买相同内容的图书、音像作品的数量，这样也就减少了木材、物资和能源的消耗，从而能减少森林的砍伐，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有助于降低温室效应，是非常符合当今的绿色环保理念的。不过在现在.这种学校、教师与出版商、书店、音像出版社互相勾结，大力甚至是强迫向学生推销各种图书、音像制品的现实状况之下，恐怕没有哪所学校和它的教师会致力于提倡学生自助组建流动图书馆(包括音像资料在内)的。至于学校里那些从小就被家长们惯坏、且被学校无穷尽的作业、考试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学生来说，恐怕也少有组织流动图书馆的兴趣、时间和精力。这也是我们这个充满各种悲哀的社会中的悲哀之一吧！
“解放”初期共产党上台伊始时，对文化方面的控制还不十分严格，许多武侠小说、连环图还可以公开出售和出租。虽然学校和父母都反对学生看武侠小说，但我哥哥和我还是背着学校和父母偷偷地购买或到租书摊租借武侠小说来阅读，像《火烧红莲寺》、《张勇打擂台》、《金台传》、《七剑十三侠》、《荒江女侠》、《施公案》、《封神榜》……等。当然，我们也阅读父亲为我们买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着。
我被武侠小说里的神奇情节所吸引，书中那些峨嵋派(多属正面门派)、崆峒派(多属反面门派)、少林派、武当派的神仙、剑客们神奇的法术、法宝，高超的武功、刀法、剑术都令我惊叹不已。作者在书中表现出的那种无与伦比的想像力，令我叹为观止。现在看来书中描写的许多事物均已变成现实，更是令人惊讶。例如书中的千里眼、顺风耳不是已被无线电广播、雷达、电视现场直播化为现实了么？剑侠们狭路相逢彼此施放出一把或几把飞刀、飞剑在空中彼此缠斗，直至一方把功力较差的一方的飞刀、飞剑击落，这不就是对现在的导弹与反导导弹在空中格斗的描述么？功夫更高深的剑侠们互斗时，连这类先进的飞刀、飞剑都不用，而是用手一指一道剑光直取对方要害；对方也不示弱，随手也扬起一道剑光将对方的剑光抵住，两道剑光在空中格斗，直至一方的剑光败北化作一屡青烟消失在太空之中。这不就是对比导弹和反导导弹更先进的现代激光武器之间的较量的描述么？剑侠们或脚踏一朵祥云；或驾一只仙鹤遨游于天空，这不就是人们现在乘飞机、乘宇宙飞船遨游太空的真实写照么？神仙、侠客们施放出的法宝在火光一闪之后便可将一坐大山一瞬间夷为平地，这法宝难道不就是现在威力巨大的核武器么？
面对今天已变为现实的数十年前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们具有预见性的丰富想像力，在无比惊诧之余，还感到实在不可思议。因为在我的观念之中，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和皇权集权专制统治和封建礼教、思想传统对中国人精神上所形成的枷锁已差不多把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想像力扼杀殆尽，是根本不可能写出这些充满想像力、充满预见性的作品来的。
随着对辛亥革命(1911年)至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前这段历史的逐步深入的了解，我(还有许多其他人)发现，原来自1911年到1949年之间这三十八年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对民众思想、言论控制最宽松的时期，再加上当对外国的各种先进的政治思想理念诸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基督教精神……等，和极端的邪恶的政治思想理念诸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都一起大量涌入中国社会。西方的文学、艺术、音乐、广播、电影及其他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其产品也大量涌入中国。中国人到西方留学、谋生；西方人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经商、办学、办医院的也大有人在，这使当时的中国成了世界各种政治、思想、文化、艺术思潮的汇聚地，再加上当时中国对政治、思想、言论方面的控制处于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所有这些都大大激发了中华民族被扼杀已久的创造力、想象力，在这期间不仅在文学、科学、艺术方面造就了一批大师级的人物，而且涌现出一大批极富想象力、极富创造性的武侠小说。可惜的是，这在中国漫长的令人窒息的阴暗历史中这仅仅是昙花一现。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以后，一副比以往历史上更加沉重百倍的精神、思想、人身枷锁又落在了中华民族(除台湾之外)──这个苦难深重且永无止尽的民族的每一个成员的颈项上。“解放“后大陆中国人颈项上的枷锁沉重到什么地步，是外国人和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无法想像的。它不仅严密限制了每一个人的政治、思想、言论以及人身的自由，而且把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等历代封建皇权统治者都不曾或很少控制的、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都控制得死死的。这使得中国大陆的每一个中国人，除了在固定的地点按当局的要求从事繁重的永无止尽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不仅不能乱想、乱说，而且连动都不能乱动(因为你一旦离开你所固定的劳动、生活场所，你便无衣、无食、无住所，也就是说一旦你未经中共当局允许离开你劳动、生活的场所你便无法生存)。此外无休止的沉重劳动和无穷尽的批判、斗争使你既不敢也没有时间、精力去思考(乱想)、去宣扬(乱说)、去行动(乱动)。中国大陆成了一潭与世界隔绝的臭不可闻死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所谓“改革开放”之后才稍有改变。
由于“解放”后中共当局为加强控制，处处强调集体行动、极力反对个人主义，所以就连学生的晚自习(主要是复习白天上的课程、完成各科布置的家庭作业)也要集体进行。我们68班的同学分别按男女生、以家庭住所相近为原则，编成几个家庭学习小组，以一位家庭住宅较宽敞的同学的家里为学习小组集体学习的场所。我和吴泰安、吴国安、贺益康、余泽民、余美国、刘庆民、关源汉、吴民刚、汤陞阶等分在一个学习小组。汤陞阶在我班因个头高大、嗓音洪亮，同学们给他起的外号叫“汤大炮”。他家在中山路“国货陈列馆”(后改名为“中山路百货公司”)对面开了一家两层楼的餐馆名叫“飶香居”，地方很大，除一楼有一间大餐厅、厨房、住房之外，二楼也有一间更大的餐厅和两间小卧室，二楼大餐厅放了八张大园餐桌。由于当时民众普遍较贫困，即使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也害怕别人知道他家有钱，而不敢轻易到餐馆用餐，所以那时的餐馆普遍生意不好，通常晚上一楼的餐桌都坐不满前来用餐的人，所以二楼晚上基本上是无食客光顾的。因此“汤大炮”家的二楼，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这个家庭学习小组的学习室。每天晚饭后我们便步行到那里复习功课、完成家庭作业，有时也一起谈论报纸上刊登的有关“朝鲜战争”的消息。学习时间按学校规定是晚上7点至9点，学习结束回家，有时结束后也留下来下一、两盘象棋、军棋或海陆空战棋然后再结伴回家。
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