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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警惕民主运动中的族群出身论
陆雪欧
族群动员是一种最为廉价的武器和工具，能够用最简单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激发出一种共同体意识，形成同仇敌忾的效果。因为这是最为明了和直接的划分自我与他者的方法。如果让族群出身论成为人权民主运动中的看不见的暗线，那麽民主运动将会形成只能有一种模式、一种声音、一种行为、一种美学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民主运动中的族群出身论加以认识和警惕。
在香港、台湾、海外，千千万万人因为受到中共的政治压迫，而对中共背後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中华文化，产生了强烈的抵触和反弹。不同族群受压迫的历史不同，来龙去脉不同，因此会产生自我迥异於他者的历史经验和感受。在这些群体中，「中国性」是一个负面的概念，是民主运动中应该被批判的对象。
但我们同时也不能否认，也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民，纵使遭受中共压迫，但是他们并不放弃自己的中华文化认同，也没有对中国性进行批判和否定。相反，他们对中国、对故土依然有一种深受的情感。
在这样的文化与族际认同差异下，如何统合与协调二者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基本上，本着君子和而不同、包容多元、尊重差异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刻意以有色眼镜或族群地域来进行忠诚度辨识和考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出身论」的翻版，这种族群和地域论，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主义、封建主义思想发挥到了极致。遇罗克在《出身论》一文中指出：争论出身对人的影响，这对於出身不好的青年人而言是一种侮辱；因为这些青年即便赢得了论战，至多也只是证明了自己不是混蛋而已。因为反对出身论的荒谬，遇罗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於1970年3月被处决。
因此，当族群意识和地域背景被刻意引入到民主运动中时，将会产生非常可怕的结果。因为在实际的民主运动操作中，离不开民主运动或人权团体的具体组织、领导和实施。有团体的地方，就会有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团体实际运作所在地的民情、氛围、社会心理，都有可能产生自觉或不自觉的族群分别意识，以及由此衍生出关门主义的壁垒或碰撞。例如，因为某个人出生自中国大陆，就认定这个人具有投共的风险而加以防范或排斥，而根本不问此人的立场、价值以及前言往行、对民主运动的贡献；又例如，因为某些青年人来自港澳地区，因为有《港区国安法》的高压，就在潜意识中认为他们具有泄露不公开事务资讯的资安疑虑，而忽视他们背井离乡的苦痛。
凡此种种基於族群或地域的有罪推定和不当前提假设，都是族群分别意识、出身论的谬误在民主运动中的表现。说轻了，是一种族群刻板印象的无知和自大；说重了，是极右法西斯主义的沉渣泛起。如果这样的思维是正确的，则每年悼念六四，其意义又在何处？难道六四的死难者不是中国人？难道被悼念的六四可以忽略族群和地域背景、而成为一个抽象概念吗？或曰：悼念六四是一种普世价值。但，普世价值替代中世纪的血缘、身分、族群界限，不恰恰是民主自由和公民社会的真谛吗？
在民主运动中，大家只有一个敌人：就是独裁者和他们的追随者。通常说，不是敌人，就是同志，以此动员最广大的力量、争取最广泛的支持。不过，用排斥他者的关门主义来稳固山头和偷渡私利、用族群意识来进行愚蠢的山羊、绵羊的区分，这种做法却是往不是同志、就是敌人的方向在分化民主阵营的力量。长此以往，只会最终削弱民主运动的实力甚至是道德正当性，让民主运动有机会被敌人个个瓦解、逐一击破。因此，面对任何时候可能沉渣泛起的关门主义和族群出身论，凡是民主自由的爱好者，均应旗帜鲜明地反对、否定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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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