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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与新疆维吾尔族比肩说话──关於苦难、抵抗、友谊及《黑甲山的微光》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文／戴伦．拜勒（Darren Byler，民族志学者，着有《新疆再教育营》）
报导者时间 20230815
黑甲山的维吾尔移民社区。政府不断要他们搬迁，提出的补偿是买新房的折扣。（摄影／尼可拉．佐林）
【精选书摘】
本文为《黑甲山的微光：中国恐怖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新疆，从科技监控、流放青年与钉子户一窥维吾尔族的苦难与其反抗》台湾出版序，经脸谱出版授权，文章标题、小标经《报导者》编辑改写。
黑甲山，乌鲁木齐又一处因「贫穷」与「落後」被铲平的穆斯林社区。戴伦．拜勒（Darren Byler）历时8年以上，记录21世纪中国恐怖统治下的维吾尔族男性，在一座城市里的流亡、梦想及抵抗。
拜勒目前是加拿大卑诗省温哥华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国际研究助理教授，是国际顶尖的研究维吾尔族社会与中国监控体系专家。他在这本民族志中，一方面透过全球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研究视野，探究新疆地区的极权治理与大规模监控体系，如何借镜於美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并挪用全球反恐主义论述，以合理化对穆斯林族群在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剥夺。无论从「西部大开发」、「人民反恐战争」到「再教育」和「扶贫」，这些名词都是当局在掩盖新型态的支配与控制。
另一方面，拜勒细致描述了在恐怖统治之下，逃离乡间科技监控与再教育营的年轻维吾尔族男性，流离於乌鲁木齐这座城市短暂的自由、友谊及梦想，留下他们被消失前，追求有限的自治的最後一抹身影。
本篇序言中，拜勒提及今年（2023）6月来台的交流，说明自己身为反殖民的人类学者，如何进行研究、省思，和对於远方的寄望。
2000年代尾声，刚开始以研究生之姿研究新疆的我，曾跟一名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名叫辛蒂．黄（Cindy Huang）的台裔美籍人类学家共度了几周的时光，当时她正要把博士论文收尾。父母亲出生於浙江、现在也还有亲戚在那里的辛蒂，曾在2009年的群众暴动不久前，在新疆住过一年多。在其研究中，她检视了维吾尔女性移民在遇到中国城市乌鲁木齐时，如何利用伊斯兰虔信去寻得各种形式的权力与意义。
在我与她的对话中，也在她的博士论文里，她描述维吾尔女性是如何欢迎她进入到她们的世界成为一个朋友，并与她们情同姊妹。在花了一年与她建立关系後，她两名最亲近的维吾尔友人艾舍（Ayshe）与努尔古（Nurgul）亲自下厨，为她煮了一顿不一般的晚餐。她写道：
一年多来，艾舍一直在帮我物色一个合适的维吾尔名字。她最终选定了祖赫拉（Zuhre），并解释说这个名字源自阿拉伯，意思是光亮、美丽的星星。她取了一枝削尖的筷子，沾进墨水里，然後用优雅的笔迹写下了我新取的名字。我们享用了米饭跟羊肉炒青菜。品尝了多汁的石榴种子为这顿晚餐划下句点。艾舍用简短的发言，表示她希望我有朝一日能成为一颗闪亮的明星，在黑暗的时代中带领众人前进。努尔古补充说我理应成为一盏明灯，指引那些对维吾尔族一无所知之人。这个场合的肃穆感让我们都笑了，我比她们更加紧张。我很怀疑自己能有那麽大的本领，但艾舍相信我，愿意将之传达给我，还是让我铭感於心。那晚之後，艾舍与努尔古就改口叫我祖赫拉。我们就地取材举办的典礼，正好呼应了我从访客变成室友。按照维吾尔的习俗，三天内你是客人，超过三天就不是了。
虽然没人忘记我是个外人，但艾舍的祝福并非毫无价值。我庆祝胜利是不分大小的。留疆早期的一日午後，我曾在乌鲁木齐大巴扎（市集）附近的小馆吃饭。饿坏了的我稀哩呼噜吃下一整盘南瓜烩羊肉饺。事隔数周再访，我跟老板的太太还有几名伙计聊天。等吃饱喝足要付帐时，没有人肯收我的钱。最後一名外场跟我说那不是他们大方，而是我上次来被收了双倍的钱。於此，我终於不用再付外国人税了。
获得了艾舍的祝福，并不代表我可以对她的批评免疫。在被维吾尔语的动词变化整惨的一周後，我向她抱怨自己的进步没有希望的快。前一周有很多人夸我，艾舍回覆，所以或许邪恶的眼睛盯上我。我明白她是在警告我切勿骄矜。朋友们有太多机会可以训斥我，只因为我没能明白与跟上他们认为的常识、道德或灵性的各种真理。即便我会因为羞赧而脸红，甚至偶尔会叛逆地抗拒，那都不妨碍我视他们的督促与责备是一种吉兆：我不仅不是他们眼中的客人，更是个值得他们培养的对象（Huang 2009: iii）。
人类学无法「拯救」被殖民者，而是支持他们的观点、让他们被听见
画家应在地文化部官员之请而这种壁画是由乡村维吾尔农户画出的作品，它们2014年开始在维吾尔的原乡到处出现，说明了当局对人民反恐战争的规画。（摄影／戴伦．拜勒）
辛蒂一如我，深受一种女性主义跟反殖民的人类学所影响。任教於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郑明河（Trinh Minh-Ha）与萨巴．马赫穆德（Saba Mahmood）等学者分别用教学与书写，为她跟我演示了一种价值，那就是我们身为反殖民的人类学者，若想要放大哪些人的声音，就要与那些人「比肩说话」（Chen 1992; Mahmood 2011）。当我们在分析跟解释关於穆斯林女性与男性的刻板印象，是如何成为他们对自身生活体验的夸大描绘，我们不是在替他们发声，而是在思想中与他们对话，以夥伴的身分对他们负责，要将关於他们生命的知识生产出来。
在华盛顿大学，我结识了另外一名华裔美国人类学家暨性别研究学者，萨莎．淑凌．魏兰德教授（Sasha Su-Ling Welland），而她也成了我主要的恩师（Welland 2018）。萨莎教导我去与另外一名女性主义人类学家──莉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共同思考人类学的写作可以如何明确地企图不去「支配」我们接触的社区，而是要回应「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之意索的同时去逆转殖民凝视，作法就是要针对我们邂逅的人群去支持他们的观点、知识还有各种习俗（Abu-Lughod 2014; Spivak 1988）。
正是这种训练，推着我去把「来自北美白人男性垦殖者」的立场拉到前景。也正是出於这个原因，我才尝试在面对访谈主体，也在进行民族志分析时尽可能说清楚一件事情：我透过写作在做的事情既不能够、也不应该被解读为是在尝试「拯救」受苦的被殖民者，而是如我在《黑甲山的微光》引言尾声中所提到的，我是在尝试支持那些不被听见的观点，好让读者可以与主人一起坐下来，如我所盼望地真正听见跟认识到他们被诉说的人类经验。我的主张是民族志的执笔者应该拒绝「自由派白人之普世价值框架」的引诱，对这种可以被投射到被殖民者身上，好让我们可以去「拯救他们」，让被殖民者对遵守白人自由派价值的框架说不。
人类学无法「拯救」人类学者在乎的那些人。人类学能做的是支持他们的观点，不能撷取他们的知识然後代替他们喉舌，只能替他们把麦克风的音量调大，让他们被听见。人类学者若开口，他们应该要与那些声音的主人并肩站在一块儿，倡议废除（殖民）与解放。令人难以接受的真相是，民族志本身的能力极限就是为被殖民者提供缓解性的保护跟照顾，但我被迫坐在了这样一种真相旁，让再三失去朋友的愤怒成为我的燃料，推着我去努力翻译跟记录国家与企业的暴力。
出於类似的道理，我不想只因为自己是个外人，就宣称自己有某种自封或读者可能投射到我身上的中立性。这就是何以我会在《黑甲山的微光》的引言中明确表示，我致力於主张全球的去殖民化。对我而言那意味着点名全球史与权力回路该负的责任，并在超乎民族国家形式的层次上支持被噤声者的观点。
「反殖民友谊」的重要和艰难
我的另一个目标是不要让这变成我个人的故事。我所受直接被华裔美籍女性主义学者塑造的养成，教会我反殖民工作的重点在於荣耀被殖民的知识载体，而不在於把自我跟把人从小的立场放在中心，即使那意味着擒拿与利用我们自带的历史与特权。以殖民史受益者的身分去承诺进行这样的工作，等同於要去从事我在写作中所提及的「反殖民友谊」。对我而言，那意味我必须去与被殖民者建立一种能重塑殖民者的日常生活，且有朝一日能够推动权力重分配的关系。那意味着尊重不同的历史经验，并努力跨越这些差异团结起来。那意味着即便在你保护不了他们的同时，你仍要去照顾他们。
但这话在实务上是什麽意思呢，又如何关系到辛蒂．黄所描述的，她与维吾尔女性部分关系中的训斥与督促？在《黑甲山的微光》的第五章中，我写到一名汉族移民艺术家采取一种殖民─叛徒的立场，投入了大部分的生活去记录维吾尔邻人面对什麽样的暴力。由於这名我称为「陈业」的汉族摄影师，如此直接且长时间地参与了维族的社区，因此维吾尔移民慢慢也叫他的维语名字──阿里．阿卡（Ali Aka）──意思是「哥哥」。一如维吾尔女性看待辛蒂．黄，他们也开始把陈业想成自身社区的一分子。
这很了不得，因为在大部分我认识於新疆的汉族里，恐伊斯兰都是无庸置疑的。许多人看到我是美国人，就想当然耳假设我会出於本能跟他们有志一同，觉得穆斯林天生「落後」，是一个需要用军队、警力跟教育去解决的问题。如我近期写到，很多人以为美军在阿富汗与伊拉克努力以毁灭去拯救的穆斯林，多多少少就是他们口中的新疆穆斯林，也就是维族（Byler 2023a）。
惟陈业是个例外。他能够质疑自身的恐伊斯兰。比方说，他曾在某个时间点问我，「伊斯兰有什麽问题？为什麽伊斯兰教会让维族人做出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拆解是什麽理由，让他觉得这些是他应该要问的问题。一个更好的问题会不会是为什麽人在提到伊斯兰一词会是那种态度？而这种态度又是如何关系到维族人体验到的国家暴力？
但无论他多愿意认同维族人，多不吝於质疑自身的假设，当我私下以会议形式跟他与第四章的主角阿比利金聚首时，陈业聊起他目击的一切暴力跟他如何看到了维吾尔人内心的善良──「就跟所有的老百姓一样」。在这瞬间，正当陈业指涉维吾尔人跟加起来有一百个姓氏的父老乡亲一样时，一朵乌云飘过了阿比利金的脸上。对阿比利金而言，「老百姓」──这个主要被用来指汉族农民工的词──完全不等於维吾尔族所处的立场。新疆的老百姓是相对维族享有特权的汉族移民。
後来陈业也提到维族的城市移民是所谓的「盲流」，亦即「盲目的流动者」，这是个被许多中国人拿来形容汉族移民的词汇。陈业如同许多在乌鲁木齐的汉族移民，都是这麽自称。所以当他也用这个字来指涉维吾尔人，阿比利金的感觉就像陈业扁平化维吾尔所代表的差异性，忽视是哪些结构性的力量迫使维吾尔人离开他们的祖地，进入一个汉族占多数的城市。陈业是在把汉族移民的经验跟维族移民受到的殖民剥夺，混为一谈。
关键在「能否理解维吾尔人如何看待这世界，又如何体验种族化创伤的历史」
陈业（右）在介绍某汉族摄影师给他一名维族老友认识的剧照，出处是一部名为《雅玛里克》（Yamalike）的纪录片。雅玛里克就是陈业从事摄影工作的邻里。（图片来源／《雅玛里克》）
我们事後曾谈论起这场会面，阿比利金表示事情的关键在於陈业把维族经验跟汉族经验等量齐观，让他感觉即便陈业为维吾尔人做了那麽多，还是未曾彻底明了做为一个被殖民的原住民跟贫困的中国人，两者间究竟有何不同。这就是何以阿比利金会举起他的手，用拇指跟食指比出一寸的差距，并说陈业「只差这麽一点点」就懂了。问题不在於陈业是汉族或中国公民，而在於他尚未完整理解维吾尔人如何看待这世界，又如何体验了种族化创伤的历史。陈业与辛蒂之间的差别，就在於他还没有学会说维吾尔语，没有确实思考过在维吾尔的知识体系之中栖居的社会位置意味着什麽。
这并不是说阿比利金觉得陈业在展演殖民政治。他认为陈业目击维吾尔的挣扎所进行的反英雄工作，确实具有反殖民的属性。他也确实视陈业为朋友。陈业是个很难得的人物，原因就在於他坚持做到了牺牲某些面向的自己，只为了与族裔─种族少数者同居跟学习。我眼中的他不论对我或对我的维吾尔朋友来说，都是个反殖民的友伴。正如我在引言中所言：
「友谊，包括在维吾尔男性之间或跨越族裔屏障者，都承诺让人相信世间存在一种形式更加辽阔的社会再制，经由故事的述说与积极主动的见证去分摊悲伤与愤怒的作为，会具有一种不假外求的价值。」（26-27；标注之强调为新增）。
反殖民的友谊存在多种形式。那当中可以包括来自安徽的汉族垦殖者，也可以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白人垦殖者。他们不是完人，但他们所专注从事的是要强化被殖民者的声音，谨慎地在他们身旁以「恢复」（restora）为目标发言。当阿比利金告诉我说他觉得陈业错认了维族人的社会位置时，他内心的理解是我会在下次见到陈业时，把这一点传达给陈业。阿比利金的批判，是出自一种关怀的意索。他是在把我纳入督促陈业变好的过程，让陈业变成一个更好的反殖民朋友。
台湾之旅最常听到的问题：在新疆，我的白人与美国人身分有优势吗？
近期为了我的着作《新疆再教育营：中国的高科技流放地》（In the Camps：China’s High-Tech Penal Colony；Byler 2021; Byler 2023b）一书的台湾版发行，去了趟台湾。而在讨论书的过程中，我很讶异於在场的读者或记者在好几个场合问我，我的白人与美国人身分如何形塑了我在新疆被接纳进维吾尔社区的过程。无可否认，我处於优势外来者的定位，亦即做为杰．凯─舒特（Jay Ke-Schutte）所谓「英美世界场景」（Angloscene）代表的身分，意味着众人会有兴趣认识我。但这种兴趣的本质往往是出於实用考量的功利主义──有人想练习英文，有人想得到能有助於他们拿到美签的资讯──而不是出於无距离的信任（Ke-Schutte）。事实上，不下几十回，维族人都迳自认定我跟当时绝大多数在乌鲁木齐的北方世界外国人一样，也是基督教的传教士──这种误认，呼应了维吾尔人对陈业的误认，他也曾被误以为是韩国传教士（MA and Byler 2022）。传教士这种社会位置在像阿比利金这样的维族人心中，并不具有中立或反殖民的特性。或许不如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危险，但基督教传教士往往会被认定为是一种前来榨取他们，甚至偶尔是冒犯他们的存在。
我跟辛蒂．黄与陈业一样，都发现与维吾尔人发展更深刻的关系，并不能被简化为族裔─种族身分与公民地位。以我的例子而言，那依靠的不是我的白人身分或美国国籍，而是共同的经验，透过检视经验的异同所建立起的信任感。我必须要在那过程中接受检验，看我与巴勒斯坦的奋斗团不团结、与喀什米尔的奋斗团不团结，乃至於我对伊斯兰的传统了不了解、尊不尊重。维吾尔人有兴趣听我说我如何慢慢理解自己相对於美洲原住民族的垦殖者位置，他们有兴趣知道我对警察暴力跟废除监狱运动的看法。他们喜闻我在他们的故事、诗歌、音乐与村里传统中看到价值，乐见我向他们求助，且当他们是知识的承载者，是我的老师。
他们眼中的我不同於那些窃取他们神圣歌谣的汉族人类学者（Harris 2005）。他们这样看我，不是因为我是美国白人，而是因为我在学习他们的语言与历史，因为我们变成可以相互借钱，分享相同生活事件的友人。当他们看到我做了或说了一些不够尊重或冒犯他们的事情，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看待我，基本无异於辛蒂的维族朋友看待她。
2017年，一名来自杭州的汉族研究生冯思雨，开始跟着维吾尔人类学家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在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做研究。做为一名汉语母语者，冯受过的维吾尔语训练是一项重要资产，有助於她把维吾尔传统知识传达给中国公众知晓。她的中国人身分，乃至於她对於理解维族挣扎的热忱，正是维族学者愿意与她合作研究的关键。但也就是她的研究工作，让她在2018年遭到逮捕。根据数位媒体《拦截》（The Intercept）所取得的内部警方文件，他们在她的OnePlus手机上查到了「不明外国软体」（Grauer 2021）。虽然该软体是手机预设的一部分套装软体，且无证据显示冯用了可能是VPN（虚拟个人网路）的软体来翻墙，但她还是遭到了羁押，且跟达吾提一样，自此音讯杳然。
冯的消失，直指了中国国家力量对其自身公民所具备的威胁与力量，也凸显了美国公民身分所携有的帝国主义力量。我可以做跟冯一样的研究。事实上，她被捕的同一年我人也在乌鲁木齐，而我需要忍受的不过是骚扰跟短暂的拘留。他们放过我，只因为我来自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一个外国人自带的保护。
即便有上述风险，冯的研究仍指出中国公民在新疆从事符合伦理之反殖民研究的可能性。而冯并不孤独，因为在过去的5年中，数十名汉族中国公民分享了他们实地观察到的相关资讯（Byler 2021b）。他们想让世界知道那不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也承认自己能前往各地分享这些故事，代表一种相对的特权。
把去殖民的意索带进当代中国，那些风险与勇气
陈业的一个维吾尔朋友跟儿子在自家拍照留念。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肖像被横着，变成了他们在地下维吾尔聚落中的住家墙壁。（摄影／陈业）
如同所有的社会科学以及「硬科学」，人类学背後也有一段殖民史。人类学，一如各门各派的科学，都是一个由伟大白人们集体创造出的故事。但人类学也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供人去邂逅世界、与世界同席，去对更好的东西提出要求。
我行笔至此，美国人类学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有一整个世代的年轻成员将在这个月投票支持巴勒斯坦人，也支持对以色列各机关团体进行三合一的「杯葛、撤资、制裁」（Boycott, Divest, and Sanction；BDS）。若能（理应如此地）表决通过，这将代表学会的一万名成员全体将再无法抬头挺胸地与以色列的大学、企业或政府机构合作。这种杯葛／撤资／制裁的努力，是在2000年代从种族隔离之南非撤资的类似行动基础上，直接建立起来。引领这次努力的许多美国人类学会领袖──特别是直接影响也认可了本书的女性主义／反殖民学者莉莎．洛菲尔（Lisa Rofel）与刘大卫（David Palumbo-Liu）──不少人同时也是高声疾呼要支持维吾尔人权的公共知识分子（Rofel and Feldman 2014; Kanji and Palumbo-Liu 2021）。
想要把一种去殖民的意索带进当代中国的研究，我们可以去做跟应该去做的事情还很多。肇因於针对外国人的旅行限制，许多我与辛蒂．黄等台裔美籍学者过往从事过的研究，如今都已经无法成行了。退而求其次，我们必须隔着一段距离化身目击者，去赋予力量给那些有办法延续我们工作的人。正是出於这些理由，我深受激励地看着中国籍的人类学者重新聚焦他们的人生志业转而支持穆斯林，也支持中国其他遭到种族化的少数民族。因为一旦下定这种决心，代价就会跟着来临，而承受这笔代价的将会是他们自己，也会是他们与仍在国内之亲人的关系，所以要以何种方式揭露这种决心始终应该是他们的权利。为此，我在此对他们的称呼只会是英文的字首：M. Q.、J. Q.，还有X. K.。他们在那儿，做着他们的工作──翻译、观察、去到我们外国人再也去不了的地方──而我的希望是他们能知道我看着他们。维吾尔的社群也看着他们。
《黑甲山的微光：中国恐怖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新疆，从科技监控、流放青年与钉子户一窥维吾尔族的苦难与其反抗》， 戴伦．拜勒（Darren Byler）着，郑焕昇译，脸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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