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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经济学人：中共监控让海外华人像生活在墙内
【希望之声2024年2月29日】（希望之声记者贺景田综合报导） 据英媒最新报导，中共正试图加紧对海外华人的控制。目前，有大约1050万中国人生活在国外，他们中有很多人已经加入当地国籍。即使这样，他们也难以摆脱中共的监控，让他们感觉像生活在中国境内。
中共监控如影随形
经济学人2月28日报导，宋霞2012年离开上海到荷兰工作，她一直通过微信与朋友保持联系。后来，她发现自己的一些信息遭到了审查。即使在另外一个国家，她在公共场合说话也很谨慎，只去她认为“安全”的地方，没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场的地方。
公民实验室说，微信由腾讯拥有，腾讯是一家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科技公司，甚至积极调查从未与中国电话号码有关联的账户。微信利用算法自动进行审查，可以获取与个人网络运营商相关的数据，读取设备的id，监控用户的身体活动，使腾讯能够识别谁在使用该服务。
宋霞不希望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这位年轻的专业人士既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激进分子，但她害怕中共政府的监视。
宋是近年来移居西方的中国人的典型代表：富有，受过良好教育，这与早期移民社区中的劳工不同。1990年以来，海外华人数量翻了一番。而自从2000年以来，增长速度尤为迅猛。大流行让许多精英人士急着出国，他们对严酷的疫情管控以及对言论自由日益严格的限制越来越不满。
北京当局在2022年年底结束了大流行管制，但岌岌可危的经济和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加剧了人们的焦虑。现在，许多中国年轻人用”润学”一词，来表达他们逃离的愿望。
即使不那么富裕的人也在离开，采取所谓“走线”的危险方式。
2023年，近53,000名中国人在美国边境被拘留，2018年仅有1,000 多人，增长速度远高于边境逮捕总人数。在2023年的前8个月，超过1.3万名中国人试图通过巴拿马危险的达连峡谷林区前往美国。
目前，散居海外的中国人中，有四分之一生活在美国，四分之一生活在香港，其次是日本和加拿大。
报导指出，他们离开中国，并不代表着一定能摆脱中共的束缚。由于中国（中共）不接受双重国籍，许多移民现在只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然而，即使是那些不再拥有中国护照的人，中国共产党也有能力对他们施加影响。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境外人士面临着类似国内的限制，让他们感觉像生活在中国境内。
中共施加影响的三种方式
中共对海外华人日益增长的影响，有三种互相重迭的形式：直接恐吓潜在的批评者、针对海外华人的亲共宣传，以及迫使人们在讨论中国问题时进行自我审查。
中共对海外华人使用的直接恐吓手段，最明目张胆的就是针对持不同政见者和活动家，手段包括干扰他们的数字通信、欺凌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以及直接的人身威胁。
2023 年，人权组织“扞卫者”指责中共未经许可在53个国家设立了100多个海外派出所。
1997年至2021年间，400多名维吾尔族人被以可疑理由遣返回中国。其他中国人也因莫须有的罪名被从外国引渡回国。一些国家的政府，如泰国政府，会配合将这些人遣返。在其他情况下，一些个人会在不涉及东道国法律系统的情况下被迫回国。
受党控制侨民新闻来源影响的群体要大得多。许多中国大陆移民主要生活在中文圈中，即使在国外也是如此。根据美国政府项目“美国社区调查”2021年的数据，在美国，超过一半的中国移民英语水平有限。
据报导，为了满足这一市场需求，中国共产党在2009年拨款约70亿美元，用于扩大中共国有媒体的全球影响力。在习的领导下，这一足迹进一步扩大。中国共产党推出了新的中文媒体，并收购了现有的媒体。
根据美国国务院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共政府通过财政和胁迫手段来影响名义上独立的媒体所表达的观点。
中共的海外媒体通常会压制对西藏或1989年“六四”等敏感话题的讨论，强调民主国家的缺点，试图在侨民社区和东道国之间制造隔阂。欧洲的自由报纸在报导当地生活信息的同时，也夹杂着对党的赞美。
在澳大利亚，中文媒体一度普遍反共，但现在通常会赞扬中共领导人。在美国，电视新闻是侨民家庭的主要信息来源，据自由之家的萨拉·库克称，在美国，亲党频道在有线电视节目中占主导地位。这个智囊团审查了三大有线电视供应商提供的中文有线电视服务： Verizon、Comcast 和 Spectrum，发现它们的大部分普通话和广东话节目，都是由中共国家广播公司或同情中共的机构提供的。
与此同时，在美国《纽约时报》等出版物用普通话播发新闻，经常批评中共的政策。法轮功是一种在中国被禁止的精神修炼，在全球发行免费报纸《大纪元时报》。但是，在许多现有媒体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尤其是广告收入下降的时候，中共用资金力捧的观点却日益突出。
在数字时代，中共不仅试图影响人们阅读和观看的内容，还试图影响他们的网络互动方式。这种监督最普遍的方式是通过微信，这是中国社交和商业生活的核心。侨居海外的中国人也用其来联系在中国的家人和彼此。
中共还将控制信息访问的努力带入了大学。每十个在海外的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是学生，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许多毕业后留在海外的学者。
世界各地的校园里都有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S），其中许多都与外交使团关系密切。在习的领导下，这些协会的经费增加了。他们的服务包括在机场迎接学生或帮助他们开立银行账户，但在一些校园里，他们也扮演着政治角色。
中共政府的压力还延伸到了海外学者，尤其是那些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即使他们并非出生在中国。伦敦亚非学院的曾锐生说，前往中国的签证已被“武器化”。被视为批评者的学者，可能会发现他们在中国的研究机会受到限制。
所有这一切都助长了自我审查，尤其是那些家人在中国的学者。在国外校园，这种谨慎已成为家常便饭。一些国家的大学讲师讲述了中国学生拒绝在课堂上发言，或要求不与其他中国学生一起上课的情况。
学者们在选择研究方向时也很谨慎。佛罗里达州的一位教授说，一旦他不必再考虑回中国看望父母的需要，他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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