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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红二代 红卫兵造反派头目宋彬彬的一生让人想到的……

2024年09月19日 16:30 PDF版 分享转发
1966年8月18日,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戴红袖章。(维基百科)
1966年8月18日,前党魁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戴红袖章。(维基百科)

【希望之声2024年9月19日】(希望之声记者王骁采访报导)

带有中共红卫兵头目标签的宋彬彬于9月16日在美国去世,终年77岁。她的一生也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和热议。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中国的文革从来都没有结束。宋彬彬的一生,恰好说明,中共无论对它的制度如何调整,保证它们的权力、保证它们的核心阶层的利益是从来都没有改变的。

宋彬彬是中共军中上将、中共八大元老之一宋任穷的女儿,典型的红二代。她是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标志性人物。在她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红卫兵」组织主要负责人时,该校副校长于1966年8月5日遭受批斗与毒打后死亡,副校长胡志涛受重伤。

就在卞仲耘遇难13天之后,1966年8月18日,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戴红袖章,毛泽东建议她将名字从「文质彬彬」的“彬彬”改成“要武”。宋彬彬也就此改名为「宋要武」。

毛泽东的一语双关为文革的武斗火上添油,卞仲耘之死拉开了「红卫兵」运动暴力血腥的序幕。其后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据王友琴教授的调查,其中包括很多学校教师和校长。

自此,宋成了红卫兵运动打砸抢烧,暴力与混乱的代表人物之一。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斗倒了毛的最大对手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内的其他敌人,并树立了其绝对权威。随后毛泽东一声令下,掀起上山下乡运动,将这些在城市里打砸抢烧的革命小将都赶到了农村和边疆去垦荒。

宋彬彬作为革命小将的一份子,也于1969年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牧区插队。1972年,她进入长春地质学院成为工农兵学员,1975年毕业。1980年宋彬彬作为文革后最早一批留学生留学美国,她于1983年获得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硕士学位,198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地球和大气系地球化学博士学位,随后她移民美国,并于1989至2003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环保局任环境分析官员。此时她已改了名,既不叫「彬彬」也不叫「要武」,而叫宋岩。2003年她回到中国发展。

盛雪对希望之声表示:"宋彬彬是在文革最疯狂时期的一个典型代表。她并不是被动被卷入的一个普通人,她是有着中共权力核心层的家庭。她自己在这场运动当中又非常的激进。不然的话,她不可能成为她自己所在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的领导,也更加不可能被选派成为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去给毛泽东去带红袖臂章。显而易见说明:在文革期间,她是非常激进、鲜明的这样的一个中共发起文革,进行文革,对人进行迫害,甚至演变成全国性的暴力的武斗等等,她应该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恰恰因为她就是中共官宦子弟—-官二代、红二代,即便在后来中共进行统治方式的调整,她都能够成为受益者。有了工农兵大学生,她可以入校去当大学生。中共打开国门、准许人们出国的时候,她很早就来到了美国,而且她还能够在美国终老。这一点也正是因为中共一直是掌握着政权、掌握着绝对的独裁统治的权力的一个结果:不管它的制度做什么样的调整,保证它们的权力、保证它们的核心阶层的利益是从来都没有改变的。还有,她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当中她很可能是两边跑,中共上层的家属基本上都是要占尽了(中美)两边的优势,占尽两边的便宜。”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来到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北师大女附中),向文革8-5事件中遭到迫害致死的卞仲耘校长和校领导道歉时表示:那天,她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她们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因此,她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

但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发声明痛斥道歉虚伪,拒绝接受。他表示,1966年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以“煞煞威风”为名在校园里揪斗妻子卞仲耘。红卫兵惨无人道地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卞仲芸,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下午3点钟左右,卞仲耘倒在校园中,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瞳孔扩散,处在频临死亡的状态。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拒绝对卞仲耘实施抢救达5个小时之久,直至晚上8点多钟才将卞仲耘送往一墙之隔的邮电医院,但人已无生还可能。第二天,红卫兵负责人刘进在对全校的广播中叫喊:“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

盛雪认为,宋彬彬显然在撇清她亲自出手打死了卞仲耘校长一说,毛泽东也没有亲自发出号召,让这个中学的女生打死卞仲耘,而是当时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下,那些激进的人在前面带领时,一般的民众就会蜂拥跟上,既然宋彬彬是该校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显然没有她的许可,就不可能形成后来的这个事件,她很可能有这样的旨意,不需要她亲自动手,而促成了这样的一个致人死命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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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宋彬彬是中共官二代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三字经》里面有‘性相近,习相远’。就是说人性本身不是恶的,后天的这个环境习染就使人变了。如果在中共恶政下,一个上进的青年最后就变成一个革命小将,做坏事情的时候以为在做好事情。是中共的环境使她变恶。她认为是革命行为。她真不以为她是在做坏事,她以为她做最好的事情,所以总有理直气壮。因为中共是斗,是恨,她把女校长作为一个阶级敌人去处理的时候,那真的可以杀人不眨眼。那就是说中共那个恶的环境,就使人变成魔鬼了。"

盛雪认为:中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结束过。因为发动文革,进行文革以及处理文革的这个政党、政治制度、政治形态体制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事实上,从1976年到现在,中国还是在继续发生着众多的极端的人权迫害的事件,包括对全民进行全方位的愚民教育洗脑,以及挑动某一阶层去仇视另外一个群体。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在程度上、频率上比文革疯狂时期要和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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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人古春秋也认为:“共产党的基因就是仇恨,就要煽动仇恨,就要把人分成派别。比如说教师队伍是邪恶的,师导尊严,学生一不听话就打手板体罚啊,给你宣扬罪大恶极。然后你就仇恨这帮人。在洗脑宣传的情况下,人就分辨不了是非了,因为人的本性也埋没了。就是说,你一定要成为它认为的好人,然后去打它认为的坏人,所以说打死了都活该。就是扭曲了人性嘛!所以在那种环境下,人无法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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