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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体制的局限性——习近平政权的课题与未来展望（译稿）
编者按：习近平连任的第三任期，打破了江、胡时期的中共内部政治规则，全面放弃了邓小平开创的经济改革开放国策，放弃和停止发展任何民生经济，大批任用低学历官员进行镇压、维稳和政治迫害，在国际关系上露出獠牙四处树敌，特别是主动充当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头号公敌，并大肆干预别国选举和政治，广泛进行跨国镇压、绑架、暗杀，不顾一切对外宣传共产制度这一先代中共领导人都嗤之以鼻的所谓优越性，在世界上打造了无脑、低能、反智、蛮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形象和奇葩的思维、话语方式。为了给饱受习近平政权荼毒的中国人进行脑回路修复，适当拓深脑沟回，我们特别翻译了以严谨、专精、不懈着称的众多日本学者合力着就的学术报告摘要，希望读者能够从中获得某些启发。
＜内容摘要＞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自1999年度起，受日本经济新闻社委托，持续推进中国研究项目。本报告书为2024年度中国研究项目的成果，主题为「中国共产党体制的限界（局限）——习近平政权的课题与未来展望」。
进入异常的第三任期，即所谓「新时代」的习近平政权，面临国内经济低迷以及因川普就任美国总统引发的美中对立再度加剧等严峻问题。政策决策出现迟缓和应对不足的情况越来越明显，社会混乱程度也较以往更加严重。这不仅是习近平个人强权统治的影响，也是共产党一党专政体制本身弊病日益突出的表现。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本年度的研究将从多个角度分析习近平政权所面临的课题及未来的发展前景。
＜各章概要＞
序章 混乱加剧的中国经济与政策迟滞
——强权政治的弊害，缺乏机动性与有效性
汤浅健司（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兼中国研究室室长）
2024年，中国经济自夏季至秋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房地产不景气导致内需低迷长期化。直到9月，当局才开始着手正式的景气刺激对策，一度引发外界对政府提出的「5%左右增长率」目标能否达成的怀疑。当局在刺激经济方面动作迟缓，源於经济政策主导权已从政府转移至共产党。当前经济运作几乎无法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下令之前推动具体措施，机动性大幅下降。
政府无法对习近平的施政失误提出批评，导致政策偏向等待指示的临时应对，存在高度风险。若经济低迷持续，失业率居高不下及就业不安可能进一步引发社会动荡。事实上，2024年中国多地爆发暴力事件，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外资企业因投资环境恶化而趋於观望或缩减对华投资，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拖累中国经济。
第1章 中国政治体制与长期经济发展的局限
——领导人更替也无法解决
刘德强（京都大学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中国的政治体制，自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体制，经由改革开放後逐步过渡到权威主义体制，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然而，随着习近平政权的出现，中国再次倒退回极权主义式的政治体制。在当前体制下，由共产党统一掌控政治、经济与社会各个领域，导致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功能——例如私有财产保护、法治保障——无法有效发挥。随之而来的是，曾经支撑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正在逐步丧失。结果，中国经济今後长期低迷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不仅是个别领导人的问题，而是源於共产党体制本身的结构性特徵。只要一党专政持续存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就无法建立。
第2章 川普政府建立与美中经济关系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趋向与发展中国家接近
大桥英夫（专修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後，对美出口迅速增长，从而引发了美中之间激烈的贸易摩擦。在川普和拜登政权时期，双方相互施加制裁和报复措施，对抗关系也延伸至安全保障领域。美国一方面采取「脱钩」（decoupling）和「去风险」（de-risking）措施，限制对华经济往来，中国则一方面启动报复，同时推动相关立法，将报复措施制度化。由於美国加徵关税和加强监管，中国对美出口出现减少趋势。然而，这并未必导致美国国内生产大幅增加，而是形成了从第三国绕道进口的格局。同时，中国经由第三国对美出口的路径，以及中国的对外投资重要性也在上升。川普政权2.0有可能再次透过关税施压与中国谈判。中国则一方面高举自由贸易和反对保护主义的大旗，另一方面加强了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基础，积极向全球南方国家靠拢。
第3章 IT与创业热潮的消退
——民营企业受压，人才加速外流
山田周平（樱美林大学大学院特任教授）
曾经象徵中国近年经济发展的IT（信息技术）与创业热潮，正在迅速降温。随着房地产市场低迷拖累整体经济增速，加上习近平领导层过度强调国家安全，对民营企业的打压也日益加剧，导致互联网巨头的业绩停滞，创业投资亦大幅萎缩。随着IT和创业驱动的创新活力减弱，民营企业的生命力也随之下降，「国进民退」的趋势逐渐明显。失望於中国恶化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多高端人才开始寻求赴日本等海外发展的机会，人才外流问题逐步浮现。
另一方面，在新能源汽车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在中共与政府支持下，中国企业依然在全球市场展现出强劲存在感。日本政府和产业界需要一方面持续关注中国创新所带来的商机与风险，另一方面思考如何有效利用流向海外的中国人才，以及如何应对这一变化。
第4章 「中国风险」对企业行动的影响
——定量分析不确定性，左右投资决策
张红咏（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近年来，外界对所谓「中国风险」的关注不断升高，但针对中国政治体制的风险、经济政策前景的不确定性及地缘政治风险等问题，仍以定性讨论居多。本文通过文本数据、统计资料及自主调查，对这些政治经济风险及不确定性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显示，反映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指数（EPU）以及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PR）均呈上升趋势。中国政治领导层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地缘政治风险的认知与警惕，以及领导层间的政策分歧，对中国上市企业的设备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对日本企业而言，中国生产成本上升、钓鱼岛（尖阁诸岛）问题引发的中日争端、美中贸易摩擦与地缘政治风险等冲击，在短期与长期内都带来重大影响。企业的受影响程度与应对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於其利润率、对中国贸易与投资的依赖度等自身特性。
第5章 持续恶化的房地产不景气及潜在金融风险
福本智之（大阪经济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趋势已经长期化。2024年全国住宅销售面积已经降至2021年的不到六成。政府一方面试图通过延长大型开发商的债务偿还期限来避免破产，另一方面也透过下调住房贷款利率等刺激需求，但距离彻底解决问题仍有很大差距。由於对开发商财务状况的不安，连刚需层也对预售购房犹豫不决。若要真正稳定房地产市场，需要通过处理和重组开发商，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这同时也需要中央政府发挥领导作用并注入一定资金。此外，还必须清理包括未交付房屋在内的大量住宅库存。如果对策迟缓，经济增长将进一步下滑。虽然目前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仅为1.6%，整体金融系统尚未陷入危机，但大量依靠债务展期勉强维持的开发商，以及无法自力偿还贷款的融资平台，正在不断积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第6章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及其挑战
——克服消费低迷，缩小社会差距至关重要
马欣欣（法政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2021年正式进入「高龄社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整体国民尚未实现充分富裕的阶段，便迎来了高龄化。如何建立一个能够覆盖全体国民、并提供充分保障水准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中国自计划经济时代起，农村户籍居民与城市户籍居民在社会保障上就存在差距。进入市场经济时期後，社会保障体制进行了改革，表面上实现了「全民保险」，但农村与城市之间，以及公务员与普通劳动者之间，仍存在明显的保障差距。农村户籍居民领取的基本养老金金额普遍低於最低生活标准，城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养老金替代率也在下降。社会保障水准偏低，是导致国内消费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不提高保障水平，政府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扩大内需——将难以实现。
第7章 中国的劳动市场与失业问题
——青年就业困难对社会的影响
箱崎大（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调查部 主任调查员）
自201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虽然总体失业率尚未明显上升，但年轻群体的失业率却呈现上升趋势。受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一胎化政策」使得一名子女需承担两位父母老年扶养责任，以及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中国社会对子女教育的投资持续升温，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60%。年轻人强烈倾向於追求白领职位，即使政府推行「中考分流」，大学生人数依然持续增加。国有企业招聘门槛进一步提高，IT、互联网、游戏等热门行业的招聘需求减少，年轻人难以获得积累经验和提升技能的机会。青年失业问题被认为将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
第8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与挑战
——「主导力量」角色异变与强化
甲斐成章（关西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自19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对国有企业实施了「战略性重组」，即推进大企业公司化、小企业民营化，聚焦於战略性领域重组，改善资产负债表，并进行裁员整顿，这一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针，大多在推动这一系列改革的江泽民政权时期确立。尽管如此，「战略性重组」的成效仍然有限。2008年金融危机（雷曼风暴）後，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急剧下降，财务状况恶化。原本应由国家资本控制的战略性领域投资比重下降，非战略性领域反而成为国家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向。
进入习近平时代後，「公有制主导」的解释、「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以及国家资本对重要领域的控制政策得以延续。同时，国有企业被赋予了承担国家战略与国家安全职能的角色。混合所有制改革，与胡锦涛时代後期一样，逐渐淡出政策选项。
第9章 中国粮食安全政策的现实
——通过「党的领导」保障粮食生产利益
百崎贤之（农林水产省 农林水产政策研究所 主任研究员）
中国粮食安全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在人口大国的背景下确保「粮食自给」。在20世纪末以前，政策以全品类粮食自给为目标；但习近平政权初期，方针转向主食（大米、小麦）全面自给，其他品类则适度依赖进口。2023年底颁布的《粮食安全保障法》将这一方针法制化，同时宣传国民食物丰裕的成就，意图进一步强化党的统治权威。
另一方面，进入第三个任期後，尽管人口减少将使主食供需趋於缓和，习近平政权仍以国家安全为最高优先，针对外部不确定因素，重新强调增产玉米、大豆等饲料作物与食用油作物，以降低进口依赖。同时，提出「大食物观」，呼吁应对食品多样化与品质安全需求。但在地方政府层面，依然以粮食生产稳定与耕地保护优先。
为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建设」，共产党提出，通过「从消费地补偿生产地」的机制，来支撑「收益低」的粮食生产，保障生产地区政府财政与农民收入。在乡村振兴方面，强调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推动城乡融合，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在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推动以富裕地区加重负担为前提的「改革」可能面临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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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