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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黄琉：毛的《菩萨蛮 黄鹤楼》可能是贼货 (下)
重审： 菩萨蛮‧黄鹤楼 1927春
(接续上篇 )
二、《菩萨蛮‧黄鹤楼》不是毛作品的质疑2：解读筋脉断裂
《菩萨蛮‧黄鹤楼》发表近两年之後，因为仍无法令人信服解读，毛被迫出面写出一条【染红注】，给词中的“心潮”二字染上红色。可怜这条【染红注】歪曲史实，经不起推敲，说实话，即使无史识的读者给骗了，以为词中的 “心潮”真给染红了，但解读全词，总难免感觉筋脉断裂，这里请看湖北省的毛诗词学权威罗炽主编的【毛泽东诗词监赏辞典】第45页中副主编邓先正如何解读：
下阕重在抒情，“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这是化用崔颢《黄鹤楼》诗中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诗句。关於这两句诗，有的人也认为有象徵意义，或认为"黄鹤”是当时的国民革命的象徵，。“游人处”是作为国民革命中心的武汉的象徵；或认为“黄鹤”象徵蒋介石当初许下的"革命诺言”、象徵右倾机会主义者，“游人处”象徵武汉这块曾经燃烧过革命烽火的土地；或认为“黄鹤”是那些口头革命派、假革命派的象徵。这些解析，或有牵强附会之嫌，或有过於坐实之弊，或二者兼而有之。其实，从全词来说，“黄鹤知何去？”一句是过片，起承上接下，似承而又似转的作用。词人伫立於蛇山之巅，面对黄鹤楼的有关建筑物，不能不想起仙人乘鹤飞升的神话故事，不能不想起崔颢吟咏黄鹤楼的名篇，不能不产生往事不能再追寻的感慨，以“黄鹤知何去？”作过片，既是为了在意义上、感情基调上与上阕一脉相承，且开启下文，更是为了表达词人当时所特有的苍凉的心情，表达词人对革命形势的深沉思虑。“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正是这种“苍凉”心情的具体体现及进一步发展。……
引文中正楷字部份，笔者无异议，从中可见毛诗词的谄媚界如何群蝇乱嗡，莫衷一是。斜体字部份笔者则认为十分混帐：
1、 “黄鹤知何去” 并无承上接下的作用。它怎麽“承上”呢?上阕的“白色恐怖”不是黄鹤或黄鹤楼造成的，“白色恐怖”也没危害到黄鹤或黄鹤楼，而史实是1927年春湖北湖南江西根本没有“白色恐怖”而只有“红色恐怖”，再有，它怎麽“接下”呢? 事实上它没有“接下”，词作者“把酒酹”的是“滔滔”长江，至於该词语隐含的崔颢、黄鹤、神仙则被解说者邓先正消声灭迹了。“黄鹤知何去？”变成了装腔作势、莫名其妙的扯痰之问，按照上述引文对第七、八句的的解读，第五、六两句与上阕无关，又和第七、八句无筋脉相连。凄惨地变成扯痰之句，毫无作用，可以删去。
2、上述引文对“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的解读，等於拿二两猪肉煲三十斤汤水竟添加了一斤酱油、二斤酸醋、三斤油盐，四斤辣椒……。笔者谨指出：造语倘是“豪情逐浪高！”，那勉强可解读为“英雄(或革命家)的心潮逐浪高!”，至於“心潮逐浪高！”则不能解读为“英雄的心潮逐浪高!”，因为“心潮”二字，太过中性、空泛、含糊，硬把“心潮”二字，解读为“英雄的心潮”这是搞文化诈骗。要明白，描述西门庆想着如何勾搭淫嫖潘金莲，就可以说他“心潮逐浪高！”，甚至秦桧和他的贼婆娘在东窗谋划如何害死岳飞父子，也可以说他俩“心潮逐浪高！”再有，查看诗史，恐怕没有哪一位豪迈诗人仅以“滔滔”、 “心潮”来描写其壮烈悲愤，笔者倒记得苏东坡曾以该两词语状其思归、思乡之情，这见之他的《奉和陈贤良》诗：“身外浮名休琐琐，梦中归思已滔滔。”(见曾国藩编纂《十八家诗钞》下卷1050页 岳麓书社 2009年版) 一个合格的诗人如果造句 “心潮逐浪高”而逼令读者必要解读为“英雄的心潮逐浪高!”他必须在整首词中显示出来或暗藏着赴汤蹈火为国为民英雄的名字、气息、痕迹。这里请问：整首 《菩萨蛮‧黄鹤楼》词中，有哪一个字眼有此功用？没有，絶对没有! 这首词暗藏着的人和物：崔颢不是赴汤蹈火的英雄，骑鹤飞走的神仙不是革命家，词中明示出来的东去长江、烟雨、龟蛇，全都无法抽绎出赴汤蹈火英雄或革命家的丝毫气息。可笑的是，恰恰相反，精准地解读这首词的“心潮”二字，只能解读为词作者萌生如同崔颢式想家而家归不得的心灵激动，或者是如同神仙式不管人民死活、老子遁世逍遥去也的心灵跃动。惟如此解读，第五、六两句才真正是承上启下之句，而下阕四句也才筋脉相连，全词一脉贯通。
笔者查看了五十多部吹拍毛诗词的监赏指导书，发现它们的谄媚吹拍大同小异，亦即它们全都无法解读第五、六句和其後的第七、八句有什麽内在的筋脉关联，敬请有意诗学的读者也去查看一下，见识见识一下中共文化、毛左毛奴如何穷斯滥矣。
有人或许说，不写“黄鹤知何去”，就无法说到黄鹤楼，不说到黄鹤楼，酒酹滔滔之处就交代不出，这谈何第五、六句和其後的第七、八句筋脉断裂呢？这是一个很能提高诗学水准的质问，笔者不吝浅陋且在这里探讨、解析一下：
武汉三镇文化古迹很多，也曾留下岳飞的足迹，据传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 岳飞奉命从江州（九江)率军移屯鄂州（即武汉），他写下这一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词：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廓。
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
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
到如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 填沟壑。
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
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
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这首词生动地描述出中原往昔繁华壮丽、而今惨遭蹂躏正敌骑压境的险恶形势，又充份表达了大英雄要率师北伐、救民救国的强烈激情，说实在话，这首岳飞词非常切合1927年的北伐大革命形势，表逹的情绪也非常切合谄媚者无中生有极意捏造出来的毛太阳“心潮”，这首词是可以搬入《菩萨蛮‧黄鹤楼》中作为底色的，只要把《菩萨蛮‧黄鹤楼》的第五、六句改写之即可，请看一看：
武穆登临处，我亦冲冠怒。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黄琉注：A、“黄鹤知何去”是犯规句，正规应为平平平仄仄，黄琉改写句格律姑随顺“黄鹤知何去”犯规；B、岳飞寃案平反後，宋孝宗给岳飞谧号武穆；C、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词，曾有人质疑非岳飞所写，是後人托名伪造，其根据是岳飞生前及岳飞死後约百多年间，没有人、没有任何书藉、文献提到该首词，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质疑，无人能反驳，但人们欣赏该词符合岳飞的精神、气概、生平行状，不愿否定该词。这里引用的《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也很有可能是有人托名伪造之作，但同样无人愿指实该词非岳飞作品，此词载入北京大学出版的煌煌巨着《中国山水文化大观》第 307页，另为诗词学四川名家缪钺刋载入他和海外词学名家叶嘉莹合着的《灵谿词说》第360页。）
岳飞词的最末韵句显示岳飞登临过黄鹤楼，因而写出“武穆登临处”，也就交代出是立足黄鹤楼了，“酹滔滔”既酹祭岳飞，也酹祭北伐大革命之失败而表示仍要奋斗之意。笔者不敢说这麽改就很好，但这麽改，第五、六句就是承上启下之句，全词句句筋脉相连，一气贯通，勇抗危难的英雄意气汹涌澎湃。
为什麽那麽伟光正的毛在词中不采用这一传说典故而要鬼扯出不管国民死活的神仙骑鹤遁世故事呢？如果这首《菩萨蛮‧黄鹤楼》真是毛的“含蓄隐晦”的表意诗，那倒坐实毛泽东是“含蓄隐晦”地说他在大革命失败时絶望了，他激动地想着往哪里再找一只黄鹤、黄鸡狗来助他逃跑。
以上只是诗学讨论研究，絶非表示毛的思路必要跟随笔者的思路才行，这里真正要指出的是：这首词倘真是毛所写，他的思路太乱太不像话，他没理由这麽筋脉断裂地行文造句，他没理由把他的大起大落的千万种感想，都压缩在太中性的“心潮”二字之中，如此压缩法，他的语文表达能力低劣如白痴，毛事实上不是白痴，因而我们只能断定这首词的句语、文法，不是毛式句语、文法。
张戎并非诗词学行家，她在她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 4章节第36页中解读这首词的下阕，却甚有意思，值得喝采，她独树一帜把这首《菩萨蛮‧黄鹤楼》定义为写成於1927年春夏之交，她取用唐 崔颢的黄鹤楼诗前四句来注析而指出，这四句诗寓意风流云散，美好的一切已一去不复返。她认为毛乃借用崔颢诗前四句含义来慨叹毛自己这几年为国民党卖力拚命建树的一切，如黄鹤飞走，如大江东去，从此报废了，为此他酒酹大江，这自然兼有他激愤难平地酒酹自己的勋名官爵随水而逝之意。如此解读，黄鹤即喻意毛在国民党中建树的勋名官爵。如此解读之所以值得喝采，是她把该词下阕四句贯通一气，连接得熨贴自然了。
但喝采归喝采，笔者不能接受张戎的解读，因为她的解读，“黄鹤……”两句，只有启下而无承上作用，该词的上阕所写是白色恐怖笼罩武汉乃至全国，而实际上“春夏之交”是毛狂欢狂叫的红色恐怖，上下阕凿枘不合，乃岂有此理，再者，毛是汪精卫的得意门生、勤快马仔，1927年6月13日他还坐在汪精卫身边曲意奉承汪的和平解决马日事变的方法（参看《毛泽东年谱‧上编》215页），这一点显示，时至仲夏，毛在国民党中的勋名官爵仍在，未有报废迹象。
有人或许会质疑，毛政治敏感度很强，很有预感能力，大革命夏末秋初失败，毛很可能春天已有预感，笔者谨指出，不错，毛的预感能力很强，比如毛1968年10 月就预感文革可能会失败（参看戴煌着《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但预感归预感，毛会想法预防失败，但断不会把胜利进攻的局面当成失败已成现实，而我们看《菩萨蛮‧黄鹤楼》词上阕，写出的白色恐怖不是预感，而是已经笼罩全国，下阕的“酹滔滔”又是真酹，并非发梦，因而该质疑不能成立。
三、《菩萨蛮‧黄鹤楼》不是毛作品的质疑3：思想气质迥不相合
毛有一个很明显的性格特徵：决不长敌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特爱 “报喜不报忧”，必要自吹自擂，好大喜功，1957年右派批评他好大喜功，他欣然受落，并借题发挥回駡：好大喜功有什麽错？他毛某就是好大，就是喜功，事实上他对自己的能力、功业，总是一分颜色上大红，读者应该记得，毛把吃奶之力都努出来推行的“三面红旗”刚刚惨败，近四千万饿殍刚刚由刘少奇等浅埋遮掩，他居然又作诗叫嚣他「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毛1965年所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诗句。）可见其狂妄自吹的意慾有多强。
弄明这一点，我们再来看这首《菩萨蛮‧黄鹤楼》词，也就不能不骇异：这首词的上阕四句，全都是描写白色恐怖之严重，下阕则并无写到红色力量如何反击，只有一句“心潮逐浪高”表示他心仍在狂跳，这暗示他未屈服 (当然也可以解读为暗示他惊魂仍动荡不安，越来越怕 )，这未免太单薄，太失威了，这种应对方式，完全不符毛泽东的强悍风格。请特别注意，1927年摇撼中国十多省的红色恐怖，主要是盲目崇拜苏俄的一群极左分子煽动起来的，毛是其中特别突出者，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声威贯彻整个春季，震动全国，甚至震动了欧洲，毛精神亢奋得如痴如狂，这是他替中国乃至国际共运赤潮建树的伟烈丰功，毛絶不是省油的灯，他怎肯不展露其韶山红日光芒? 他应该大吹大擂，没理由在这篇词中他只字不提他的伟烈丰功，这太不符合毛的思维逻辑、性格、感情。
笔者查看到的几十本在毛死前以及在毛死後出版的【毛泽东诗词监赏指导书】，无一例外都说这首词毛“含蓄隐晦”表达了他“对革命形势的深沉思虑”，以及革命到底的决心，这个“含蓄隐晦”真亏那些謟媚吹拍者想得出，那真是搜肠刮肚、直搜刮入肛门才抓扒得到的字眼。毛青年时期就说过， “愚於近人，独服曾文正”，他忌讳、怕过谁？毛表达革命到底的决心为什麽要“隐晦”？倘不隐晦武汉国民政府会枪毙他乎? 苏共、中共会毒打批斗他乎？又或者若不隐晦表达，杨开慧要和他划清界线闹离婚乎？真是天大笑话！众所周知， 1910年至1927年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最自由最可以放情哭笑怒骂的时代，当时有哪一个英雄或魔鬼写诗作文，需要惊惶，需要含蓄隐晦写朦胧诗？钱玄同曾公开呼叫中国“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蔡元培欣赏、聘用为北大哲学教授的张竞生，可以放胆做“文妖”，开设专科教导男女大学生造爱如何“吹箫吹琴”，如何高潮叠起； 文采斐然的吴虞敢为文痛斥孝道吃人，公开叫駡父亲是老魔，毛更放肆，他无须任何鸟党贼党批准就办了《湘江评论》，公开呼叫应把中国分裂为二十多国，如此种种，谁都没遭砸烂狗头之駡，更谁都无被拉去关管杀之祸。概括而言，如果《菩萨蛮‧黄鹤楼》确实是含蓄隐晦表意词，那就坐实它不是毛的作品，它毫无毛的思想、气质。请对照一下吧：千真万确毛写於1927年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得何等剑拔弩张、杀气腾腾。
再有，“酹”字有降低人格、敬畏天地间神灵的意味，这“酹”字之用也太不合毛的精神特质，毛是要揭地掀天、移山倒海、与传统彻底决裂者，他公开叫嚷过“天不要怕，地不要怕，神不要怕，鬼不要怕！”他娘死了他不去入殓一哭，他爹死了他远远躲避着一眼也不肯望一望，他几时敬拜过天地神明祖宗、他几时祭奠过青山绿水神只？而今天他怎麽忽然乖了，竟酹酒敬祭河神了? 请读者想一想，毛有哪一首诗词或文章，使用过“酹”字或其他降低人格，敬畏、敬重天地神明的字眼？请读者找找看，在找时请注意细心分析，像“金猴奋起千钧棒，玊宇澄清万里埃。”没有顶礼崇拜金猴之意，毛其实不是歌颂孙悟空，他是影射、歌颂他自己。
四、《菩萨蛮‧黄鹤楼》不是毛作品的质疑4：诗学水平、文风不合
倘我们不讲政治、道德，只讲艺术，这首《菩萨蛮‧黄鹤楼》词可算写得很不错，它笔法非常老练、成熟，无一字累赘，句句精准 (第五句平仄不合，算犯规，但偶有犯规，是各朝代大小诗人都有的事，不必吹毛求疵)。它上阕写时势混沌、阴沉，笔力雄浑壮阔，很不简单，下阕的“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是崔颢诗第一、二句意思毫无增减的改写，等同抄袭，是瑕疵，但因其确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可算是借用崔颢的诗。因其是“借用”，崔颢诗中的好景不再，天地迷茫，以及他对前途絶望、只想撤退回乡的描写 (见於崔颢黄鹤楼诗的第七句)，我们是不能置之不理的。按道理，按文字逻辑，这首词最後一句很中性的“心潮”二字，含蕴的就是作者对前途絶望、想撤退回乡而不得的心绪。
这麽短小的一首词，居然能文质彬彬、熨贴自然地连用四对叠字(“茫茫”、“沉沉”、“苍苍”、“滔滔”)，足见词作者水准很高，很文气，这份文质彬彬，在毛的所有诗词作品中，絶对找不到。依据文字正义来解读这首词，它应该是不满时局混乱的颇有学养者或颇有灵气的学子所写，他抒发的是有家归不得的激动，或萌生遁世出家、或想去国的旁徨不安。监於诗词解诂不宜解得太实，在此恐怕还得申明，如果词作者把黄鹤比喻为大革命，慨叹它如今消失了，兹以酒酹它一去不复返，寄托“我”心绪激动不巳，如此解读而不再另又添加入一桶桶革命的油盐酱醋，则还是符合文字正义的解读，诚如是，整首词等於是一篇哀悼大革命的祭文，毛的伟大、瑰丽、光荣等等谀词，自然全都得见鬼去，料算毛左们很难接受这种解读，事实上毛也不是这种软骨文人。
这首词很有可能写於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之前，或1928年中共的鸠占鹊巢大计彻底失败之後，因为上阕所写之景是较为沉静的白色恐怖，说它写於1927年则太牵强些，因为1927年武汉天翻地覆，千军万马来去，大革命烈火熊熊，而这首词没有这一闹哄哄的色彩、气氛。当然，说絶对不可能写於1927年也不行，因为词中的 “锁”字，毕竟透出“肃杀之气”，倘真是写於1927年，则词作者应该讨厌军伐割据，也讨厌国民革命、讨厌共产革命。当我们如此估量词作者，这首词的意思很明快清晰，一点也不含蓄隐晦，一点也不筋脉断裂。其中“心潮”二字之用，也不能说空泛，含糊。它无褒贬价值取向，算是含蓄，但它含蓄的不是隐晦，它含蓄的是蕴藉谦卑，即他并不为自己的落魄失路而怨恨谁，或者不为自己想遁世而自视清高明智，这种性情表达，逼近晚清词学名家陈廷焯所标举的“沈郁”(参看陈廷焯着《白雨斋词话》)。毛的文字风格，大都锋芒毕露，蹈扬湖海，狂野叫嚣，充斥山大王气，毛的文字絶无蕴藉谦卑气味。1927年之前他写过几首追欢逐爱诗词，抄袭、模仿痕迹太重，流露的斯文很假 (笔者另有毛该几首情诗词的重审文，读者可查看)，造句能力和这首《菩萨蛮‧黄鹤楼》相比差得太远。(比如1930年毛写出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最末句是“统治阶级余魂落”，造句低劣如小学生且平仄犯规，该句语毛30年後偷杜甫诗句改写为“狂飇为我从天落”。)至於1927年至1935年毛的所有诗词，和这一首相比，水准全都相差千万里。1935年毛写出《忆秦娥‧娄山关》，可算是他一生的诗学巅峰之作，之後就江河日下，越来越烂。《忆秦娥‧娄山关》算得是文笔老练、成熟了，但气质、文风和这首《菩萨蛮‧黄鹤楼》截然不同，一个是强悍者怅惘地抒发抑郁，一个是斯文者含蓄地抒发抑郁。甚至可以这麽说，毛终其一生，未有哪一首诗词能写得如此老练、成熟，斯文，且全篇能浑然一体。就因为诸多严重脱节不合，疑点重重，笔者断定《菩萨蛮‧黄鹤楼》不是毛作品。
五、追查《菩萨蛮‧黄鹤楼》是否毛作品的几条綫索
有人会说，这首词不是毛所写，那麽究竟是谁所写呢？请找出来，找不出这个人，包青天包公也无法裁判，你黄琉能笔扫千军，这篇重审文也等於唐‧吉诃德大战风车。笔者谨指出：本重审文不是递入法庭的起诉状，笔者也不是可裁判是非曲直的法官，为此把法庭的规则、判案方法搬来这里谈，没有意义。这篇重审文的写作本意，是把一得之见，诉之公众，诉之诗苑词坛，为文化界拨乱反正略尽绵力。说实在话，打从中共文化登场，指黑为白，恶紫夺朱，伪劣假货泛滥，中华文化可算遭到了惨烈的残贼，在毛死之後，拨乱反正之声叫得震天价响，但中华文化也应该拨乱反正，当局却禁言，这是很令人愤恨难平的。21世纪的中国人要不要争取中华文化复兴? 倘不要，这篇重审文确实是白写，倘必要，这篇重审文也就谈不上毫无价值。
《菩萨蛮‧黄鹤楼》的真正写作人是谁，笔者坦承未能确切找出，这自然是这篇重审文的极大遗憾，如果这算证伪未彻底，笔者将一笑回应：本文掷出来了，洋洋洒洒指出的四大质疑点如山屹立，刁七、王八之辈再要指《菩萨蛮‧黄鹤楼》的写作人是毛泽东，他也休想能证真。
其实，除了上文指出的四大质疑点，《菩萨蛮‧黄鹤楼》非毛作品，还有如下疑点，这些疑点提出来，也可算是追寻《菩萨蛮‧黄鹤楼》的真正写作人的綫索：
1、 《菩萨蛮‧黄鹤楼》非毛作品的第五疑点
这首毛宣称写於1927年春的词，在1957年1月公开发表之前，有谁看过呢？笔者好歹算是读过万卷书的人，竟然就未见哪一位毛的亲密战友、侍臣、或中国诗坛名家如叶剑英、郭沫若、柳亚子、朱德、林伯渠、董必武等等人发表文章或发表讲话说自己曾如何在1957年1月之前先睹它为快，如何被它感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丁玲曾和毛在延安窰洞卿卿我我、耳鬓厮磨地谈诗论文，毛死後丁玲咸鱼翻生，挖空心思描述毛曾如何爱她追她，如何把写给情妇的词（即毛的《贺新郎‧别友》，请参看笔者对该词的重审文）转赠给她，可丁玲就讲不出曾看过毛这首《菩萨蛮‧黄鹤楼》。概括而言，全世界无一人在1957年之前看过这首《菩萨蛮‧黄鹤楼》，这算不算可疑可怪?
李奎宁编着的《毛泽东诗词监赏大全》第一页曾披露：
……据美国施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一书载，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将其诗词七十多首汇集付印，题名《风沙诗词》，印数很少，只送给亲密的朋友。但由於战争环境，这本诗集未能流传下来……
《风沙诗词》会不会湮灭，目前恐怕仍难下结论，说不定什麽时侯哪个棺材裂了，就发掘出一本。如果在1935年的《风沙诗词》中有这首《菩萨蛮‧黄鹤楼》，仍未必能证明这首词是毛的作品，但如果在《风沙诗词》中没有这首《菩萨蛮‧黄鹤楼》，倒可以坐实这首词不是毛的作品。
2、《菩萨蛮‧黄鹤楼》非毛作品的第六疑点
不仅1957年1月之前无人表示见过《菩萨蛮‧黄鹤楼》，甚至能见证毛在1927年的哪一个月或哪一天曾登临黄鹤楼的人也絶无，这可不可疑？毛至死没说他是独游黄鹤楼，也没说有谁陪他去登临黄鹤楼，如果说毛在1927年春季竟会独自一人去登临黄鹤楼，这是很可骇异的，因为当时毛活得风风火火，忙得天昏地暗，农运大王彭湃曾和他同屋住，住在江西的方志敏曾向他求教，各省的农会都有人来找他诉苦诉难，他又几乎天天都要开大会小会（参看中共中央 逄先知编着的《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192页至203页），他哪来闲暇闲情去独游名胜?如果说有谁簇拥毛一边谈工作一边去登临名胜，那麽此人是谁呢?这一点毛诗词的谄媚吹拍界应该有人考虑去寻找，藉以挖掘更多的颂毛史料，但居然絶无人去查探，这同样是咄咄怪事。对於这个骇异怪事，笔者的判断是：毛根本没去登临过黄鹤楼，这首《菩萨蛮‧黄鹤楼》不是他写的，当他突然生出把该词据为己有的念头，他自然很难敷陈出该词的写作时间、写作过程、登临胜景有谁相陪等等细节。料算毛在生之日必定摒挡了对这首词的花边事项的一切提问。
‧黄琉注：这一幅毛亲笔手书，请注意有“登黄鹤楼”四字，如果他并非真实登临而写下此词，按常理他不会写下“登”字，当他写下该“登”字，分明示意这就是他的即景之作。而这就启人疑窦了：1927年春至7 月武汉及周围几省，只有日益高涨的红色恐怖，何来白色恐怖？我们查实这一点，这里也就只有两个可能性：或者是毛白日见鬼，（上阕所写是白色恐怖已笼罩整个武汉乃至全国）或者是这首词不是毛所写，毛偷人之作当己作。
走笔至此，有一个问题必要插叙一下，据说宋 范仲淹写出《岳阳楼记》，其实他并未游过洞庭湖、岳阳楼，会不会毛写这首《菩萨蛮‧黄鹤楼》，其实也未登临过黄鹤楼呢？当然有此可能性，就因为想到这一点，笔者在本文前面精准解读这首《菩萨蛮‧黄鹤楼》时，并无追究毛是否确实登临过黄鹤楼，笔者盯住的关键要点是：1927年春湖南湖北省并无白色恐怖，毛登临或并未登临黄鹤楼，都同样不可能鬼迷心窍地捏造或惊恐地幻觉1927年春季白色恐怖已笼罩整个武汉乃至全国。
‧清代画家关槐的黄鹤楼图。黄琉曾登临廿世纪重建的黄鹤楼，该楼远离繁嚣的市区。
话说回来，有人或许会说：查探有谁陪毛登临黄鹤楼，这恐怕是鸡蛋里挑骨头，太过份了吧? 笔者谨指出，如果絶无人想到这问题，笔者很乐意收回这个疑问，很可惜，偏偏就有一个超级马屁精想到或看到了这个可疑漏洞，他“虽千万人吾往矣”，跳出来要堵塞住该漏洞，他宣告：
这首词是作者携夫人杨开慧同游武昌黄鹤楼时所作。
……
杨开慧当时就称赞说：“这首词真好，前几句太苍凉了，後几句一变而显得昂扬，激动，我听了心绪也难平。”
——徐四海着：《毛泽东诗词鉴赏》云南出版社 2005年8月版第24至25页
徐四海，是江苏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副教授（2005年），曾在电视台作毛诗词鉴赏主讲人，他在江苏省算得是毛诗词学中近三十年间的着名权威了。笔者谨在此指出：这个徐四海是超级混蛋文痞，毛絶对不可能擕杨开慧同游黄鹤楼，而徐四海居然敢凭空捏造，竟还敢言之凿凿以引号引出杨开慧在黄鹤楼讲了一段大拍狗屁的话。中共中央 逄先知编着的《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192页、第203页写明：杨开慧1927年2月下旬由长沙到武昌，4月4 日生下毛岸龙，4月底杨抱三子又返回长沙。杨濒临分娩及坐月期间怎可能蹦跳着去登高吹风? 笔者建议徐四海，横竪是哄神骗鬼，他的书再版时最好加写这麽几句：杨开慧一讲完赞赏话，毛岸龙就急不及待从他妈的裤裆里爬出来，血淋淋的高叫了两声：“爸爸万岁! 爸爸万万岁!”料算这更令毛的忠实粉丝们感动得涕泗横流。
提到杨开慧，笔者不由不想到，杨曾把毛追求她时所写的情诗《虞美人‧枕上》转送给闺蜜李淑一看，杨又曾在生前写下忆念毛诗➋，可见杨是懂看、能写旧体诗词的，按理这首《菩萨蛮‧黄鹤楼》若是毛所写，毛必会手书给杨开慧看，因为毛在发动秋收起义之前，回过长沙、板仓看望杨和三个孩子，可以设想，杨看到这首词，必会保存，时时看阅以慰解夫妻分离之苦。诚如是， 1982年及1990年在维修杨家老宅时，在砖墙缝里发现的杨开慧书信遗物中，亦应该藏有这首词，如果藏有，笔者这篇重审文章就臭了，如果没藏有，则可以坐实《菩萨蛮‧黄鹤楼》是毛偷抢别人之作。究竟杨遗物中有没有呢？笔者认为，应该就是没有！因为若藏有，1982年、以及1990年湖南报纸、电视台作出的杨开慧遗物发现之新闻报道中，絶不可能不谈及。
这是疑点，也是一条追查綫索。
3、《菩萨蛮‧黄鹤楼》非毛作品的第七疑点
按照笔者的设想，毛藏有这首词，但它不是毛的作品，所以他一直不曾出示给任何人看，因而他周围的朋友同事无一人看过，到了1956年中共八大在党章删除毛泽东思想的字眼後，他很不满，蓄意重新制造毛神崇拜，他挖空心思，其中顺带想到的一条主意是在广大民众中把自己打造成伟大的诗人，於是他起用臧克家办《诗刋》，臧克家要报主隆恩，自然要在《诗刋》的创刋号上给毛涂脂抹粉，大事鼓吹，於是毛就得拿出诗词作品来，他煞费苦心，但拿得出来的作品总觉太少，翻箱倒柜间倒出这首别人创作送他看阅的《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他原本就认为写得很好而保存几十年未丢弃，这时禁不住忽然心动，经一番盘算，感觉可以据为己有，於是便手书一过，之後便把别人的原手书烧了，从此《菩萨蛮‧黄鹤楼》姓毛了。
笔者认为：以上就是毛把别人作品据为己有的动机。
这设想太过份，太无稽吗? 请别着急论定。笔者很明白指毛窃人作品，笼统一句言之即可，实不必细致入微地设想毛抄写一过再烧掉别人原手书的情节，之所以作此设想，原因在於笔者发现一个怪事，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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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奎宁编着：《《毛泽东诗词鉴赏大全》第26页剪页图片。黄琉查看过，不少毛诗词鉴赏书都有类似说明文字。
从该段文字中可以捉出许多鬼来： （1）“酹”字很少人使用，对普罗大众而言，算得是生僻字，但这个生僻字出现在苏东坡名震千秋的《念奴娇‧大江东去》词中，这首词堪称苏东坡的代表作，因而对喜爱诗词的人来说，这个“酹”字可就絶不算生僻了， 可以肯定，《菩萨蛮‧黄鹤楼》的原作者絶不会写错此字，毛偶然一次把“酹”错写成“酎”，不奇怪，很有可能，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写错，这就大有问题了。就为此，笔者思疑毛就是在抄写原作手书时抄写错，他随即把原作者手书烧了，由於没了核对品，以後他再书写投送《诗刋》时也就沿袭其错；另外，毛肯定读过《念奴娇‧大江东去》，但他不喜欢苏东坡在该词表露的人生如梦、人斗不过天、人享有如画江山应敬谢天地神灵等思想，所以他对该首词及词中的“酹”字印象轻飘、模糊，以致他一再写错仍不知道。（2）【诗刋】编辑部一大群人，絶不可能无一人看出“酹”错写成“酎”，但谁都不敢吭声，个个都奴颜婢膝，这真是天大丑闻，（3）如果编辑部有人指出“酹”错为“酎”而臧克家不敢改正，臧之佞幸媚骨之软，也太惊人了。
·毛手书《菩萨蛮‧黄鹤楼》，其中几次把酹字写成酎字，显示他并非一时手误。
4、《菩萨蛮‧黄鹤楼》非毛作品的第八疑点
《菩萨蛮‧黄鹤楼》的原作者是哪一个人，我们难以判断，但可以判断他是哪一类人，判断的根据就藏在词的下阕，这个人应该是厌恶革命者或悲观革命者，按理厌恶革命者不可能和毛推心置腹、呈示其词作，所以这个人应该是毛的相好战友，但他在1927年土地革命失败之後则悲观革命了，他并且诗学水准比毛高得多，他还必须在乱哄哄的30年代就死了。笔者反复思量，觉得该词原作者很有可能是瞿秋白。
‧瞿秋白
瞿秋白，书香世家子， 1927年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定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着名的“八‧七会议”，瞿支持毛搞秋收起义，他接着在武汉又策划了1927年11月11日的武汉起义、12月10日的长沙起义、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该三次起义均惨败，可以想见他不可能不悲观革命。《菩萨蛮‧黄鹤楼》如果是他所写，应该写於白色恐怖笼罩武汉乃至全国的1928年春。词写出後，因词意苍凉悲观，颇有想脱离革命却又脱逃不得之苦 (这表现於“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瞿没发表，也没给什麽人看。1928年5月，瞿秋白奉共産国际命令赴莫斯科。逗留至1930年8月中旬回到上海，其後被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及王明等人打击，权位尽失，他与茅盾、鲁迅并肩搞文化战斗， 1933年底，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1934年2月5日他抵达瑞金。在《新文学史料》(. 1985, (4): 39.)中有一篇陈早春文章：《夕阳,仍在放光发热——追忆雪峰的晚年》，内有如下一段记载：
冯雪峰曾回忆说：“那时(黄琉注：指1934年)，毛主席对瞿秋白很有感情。有一次，他们彼此谈了一个通宵，话很投机，两个都是王明路线的排挤对象，有许多共同语言。後来瞿秋白死了，毛主席认为这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
毛、瞿都勤奋好学，各有才情，又都遭遇连场失败，在中共党内都惨遭排挤打击，自然谈话投机，他们通宵达旦而谈，断不可能不谈到在武汉的大起大落及写了什麽诗词，笔者估量就是在这个彻夜深谈中，毛出示他的诗作请教，瞿看出毛诗作水准低劣，但明显合平仄格律，等於已入旧体诗学门墙，算是孺子可教，瞿於是忆写出这首《菩萨蛮‧黄鹤楼》，毛惊喜拜服，珍重收藏，瞿则声明该词苍凉郁闷，思想不健康，请勿外传。
笔者不能说这个揣测很可靠，但它是能消除各种怪异、调和各种矛盾、亦符合史事、人物行止的揣测，瞿秋白曾说过他参加革命及做中共党魁，是 “‘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这窝始终是做不成的。”他又曾说：“我……对於政治，从1927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➌ 另外，我们拿《菩萨蛮‧黄鹤楼》和瞿在走上革命路之时至其1935年6月被枪决前所写的诗词来对照，遣词造句都同样成熟、老练(不等於写得很好)，情调、文风也是接近的。
请看瞿秋白在狱中词作《浣溪沙》：
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
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
另请读者细心再看一次瞿秋白被枪决前所写的《多余的话》，该《多余的话》明显和这首《菩萨蛮‧黄鹤楼》流露的情调—-想逃避白色恐怖、想骑鹤遁世而不能—-是完全相同的。
5、《菩萨蛮‧黄鹤楼》非毛作品的第九疑点
如果毛从来未有盗窃别人作品的行为、或只偶然有一、二次盗窃，我们质疑《菩萨蛮‧黄鹤楼》非毛所写，可能算过份，但毛曾车载斗量地盗窃别人之作，我们有此质疑也就正常不过了。究竟毛曾如何车载斗量地盗窃别人之作，请参看本文附件：【中共集体造假的铁证：《毛泽东选集》真相】。有人或许会说，把许多别人写的文章定夺为毛的文章，这是中共中央的决定，这怪不得毛。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毛几十年间把所有别人写的文章的稿费，百分之百都呑占为私有了，他絶不曾想过给原作者一分一文，也絶不曾想过把该等稿费上缴国库或党库，这总不能说他没有超恐怖的贼胆贼心贼行吧?
2018年初稿，2019年改定
注释：
➊ 程思远主编的《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上编》第475页宣称马日事变全湖南省杀了万余人，黄琉指是明显揑造，还有一个证据：
当时全国农协的呈文指出： 「一月以来，湘鄂赣省农民协会，多为反动派所摧残 ，农民之牺牲者竟达一万数千人。」
——1927年6月 18日 汉口《民国日报》，转引自张瑛着《蒋介石的“清党”内幕》 北京1992版 第220页
请注意：当时全国农协的最高负责人乃毛泽东。该呈文的“一月以来”，是指5月18日至6月 18日，牺牲一万数千人不是指湖南长沙，而是指湘鄂赣三省。
➋ 1982年3月发现的杨开慧1928年写下的忆念毛的诗如下：「天阴起朔风，浓寒入饥骨。念慈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可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巳时。」详见李奎宁编着《毛泽东诗词监赏大全》 159页。
➌ 以上瞿秋白话语，均见於瞿秋白：《多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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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应该特别声明： 本文中不时出现的“1927年（土地）大革命失败”句语，其实是不符合史学要求的，由於该句语出自毛的【作者自注】，笔者为分析它，又为免读者头绪搞乱，被迫姑且沿用毛该句语，请读者监谅明察。按史学要求准确而言，苏俄培育、领导的“土地革命”从1926年开始，至1927年之败，只算是“土地革命”的鸠占鹊巢大计失败， 整个“土地革命”，其实根本未算失败，它从1927年年底开始，改采红色割据的方法而顽强继续，直至苏俄在1937年命令中共改辕易辙，接受蒋介石的“招安”，停止“打土豪，分田地”，该 “土地革命”才告暂停。至1950年左右，“土地革命”则又改名为“土改运动”继续进行。这个“土地革命”最终算胜利了，而就因为它终於胜利了，人们才得以透彻看清这场辉煌革命，创造的是人民公社地狱，所谓的农民解放，其实是农民沦为农奴，三千七百万人惨遭饿死…… |
检附重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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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琉说明：检附的这篇文章，很遗憾不知道作者是谁，之所以检附它，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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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中共集体造假铁证：《毛泽东选集》真相
佚名
199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书面报告《关於〈毛泽东选集〉中着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根据该报告披露：《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60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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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成书经过：
《毛泽东选集》所收的“着作”，大部分是中共在不同时期的各种书信、电报、档，以及领导人所作的演讲稿汇编而成的。原来在“解放区”只是印成小册子传阅。到了40年代後半期，“东北解放区”有了像哈尔滨这样的城市，这些小册子就汇编成了厚厚的《毛泽东选集》。大陆建政後，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并於1951年10月12日出版了第一卷，1952年4月10日出版了第二卷，1953年4月10日出版了第三卷，1960年10月1日出版了第四卷。
1951年10月12日出版第一卷时，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在书前冠有“本书出版说明”，说：“这部选集，包括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中的重要着作。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着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着作又没有收进去。现在的这部选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成立後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并且按照着作年月次序而编辑的。这部选集尽可能地收集了一些为各地方过去印行的集子没有包括在内的重要着作。选集中的各篇着作，都经过着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着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
从这个出版说明，不难看出，整个《毛选》的定稿，是毛泽东亲自参与了的。既然如此，选集中的每一篇文章当然都是毛泽东本人认定是自己的着作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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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方宣布的对《毛选》审核、考证结果。
但是，44年後，经过中共有关部门的审核、考证，却发现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60余篇着作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其他领导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这是上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书面报告《关於〈毛泽东选集〉中着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所披露的。经审核、考证、查证，《毛泽东选集》中的若干着作，分别由以下人士起草：
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刘少奇、艾思奇、陈伯达、康生、胡乔木、陆定一、杨献珍、邓力群等。 以及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班子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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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披露的对《毛选》一至四卷中若干着作审核、考证结果如下：
◆《关於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此文为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 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部分，是周恩来起草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选》中说此文是毛泽东於1932年1 月5日的一篇通信，实际是瞿秋白写的指示信件，由毛泽东，滕代远、周逸群在红军中宣讲的。
◆《反对本本主义》，此文为1930年5月，由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领导干部的宣传、教育文件。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选》称本文为毛泽东於1936年2月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的，实际上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张闻天和周恩来起草，由 毛泽东出面在红军大学的演讲稿。
◆《实践论》（1938年5月）、《矛盾论》（1937年8月），《毛选》 说这两篇论文都是毛泽东写的，曾由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 作过讲演，实际上是由周恩来、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陈伯达等人起草的，毛泽东只是作了修改，就成了毛泽东写的了。
◆《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此文为毛泽东於1937年5月7日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但 文稿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张闻天、周恩来作了修改。
◆《论持久战》（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8年5月），前者为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是由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康生等起草，董必武也参加了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
◆《论新阶段》，毛泽东於1938年10月，代表中央在中共六届六中全 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王稼祥、康生起草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本文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体起草的，後经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
◆《新民主主义论》，此乃毛泽东於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文稿是由中共中央委托康生、陈伯达、艾思奇等人起草，经中央集体讨论定稿的。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後的时局》（1941年3月18日）《关於打退 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选》称这两篇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实际上是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的，董必武也参加了部分意见。
◆《改造我们的学习》，此文为毛泽东於1942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经王稼祥修改的。当时是以中共中央学习研究组的名义发表的。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前者为毛泽东於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後者为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话。这两篇文章都是由林枫起草的，陈云、李富春等人参加了修改。
◆《论联合政府》，此文为毛泽东於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第七届全 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文稿由康生、艾思奇、胡乔木等人 起草，任弼时、张闻天、刘少奇等作了修改。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此文为庆祝中共建党28 周年的专论，文稿是由中共中央集体起草的，主要执笔人是陈伯 达、艾思奇和邓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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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选》着作权的争议从未中断，综观以上各篇文章，完成的具体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不是毛泽东写的，最後都变成毛泽东写的了。就这一点来说，毛本人是知情的。因为最後成书时他本人是亲自审定过的。这就构成“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当然，那个年代，无论是毛本人还是其他任何执笔者的头脑中，都没有“知识产权”意识。尽管如此，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文责自负，君子不夺他人之美，应该说对上述侵权行为还是有道德上的规范和约束的。也许正是出於这个原因，关於毛泽东着作的署名问题，在中共内部也是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的。早在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对这一问题曾有过以下两点非常不合情理的决议 ：
一、凡是有毛泽东同志演讲的、由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审阅的档，在编印时要用毛泽东同志名义；
二、凡是过去已由毛泽东同志名义发表的着作，一律不再更改或增加其他作者的名字。
195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康生曾提出《坚决扞卫毛主席着作光辉思想》的意见书，提出：“党内有人企图否定毛主席的地位、否定毛主席思想是全党的指导理论”，为此於1956年1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做出决议：
一、全党要维护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权威；
二、毛泽东同志着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表现，是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工作经验的结晶。
1980年9月，习仲勋、谭震林、徐向前等五人向中共中央提出，再重新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应当做出澄清：哪些是其他人的着作，哪些是中共中央集体的着作，哪些是中央文件。
1985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12名主任级教员及25名学员联署向中共中央、胡耀邦提出关於《毛泽东选集》中若干着作是其他人的着作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也提出“是否在《毛泽东选集》再版或重新出版时，作出适当的更正、阐明”。对此，李先念、王震、宋任穷等人作了批示，指出：“这是一股逆流”，“党内一直有人要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出在领导层”，“党内右倾思潮发展到了危险的地步”。王震当时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在党校党委会上破口大骂：“谁敢否定毛主席光辉的一生，谁敢反对毛主席着作，就撤他的职，开除他的党籍；谁敢当我面否定毛主席，我就用枪来回答。”（见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简报》）
1992年初，胡乔木在重病期间，曾对来探望的杨尚昆、乔石、温家宝提出：关於毛泽东着作，党内一直有分歧，应当做出全面审核，哪些是毛泽东亲自着作的，哪些是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哪些是中央其他同志着作的，哪些是在编辑过程中被牵强地肯定下来的。
胡乔木提出：毛泽东着作中三篇名作（俗称《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甚至毛泽东诗词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园春‧雪》，即那首“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并要求恢复用他胡乔木的名字。
1993年6月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曾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过两份报告，一份是《关於毛泽东着作整理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另一份是《关於胡乔木和其他人士对毛泽东着作的意见的处理》。前者披露：经过五年来的工作、访问、考查、翻阅、核实关於毛泽东生前470多篇着作，包括讲话、报告、会议决议、论文、电报稿、社论、按语与批示等，一共有250多篇不是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作修改的。其中有160多篇报告、讲话、电文、社论是由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中央秘书局（办）和中央工作人员起草完稿的。毛泽东仅仅对部分报告、讲话作过审阅或批上“同意”，“好”或签上“毛泽东”三字。
199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上述报告曾作过三点批示：
一、中央一贯认为，《毛泽东选集》中的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革命工作的结晶，不是个人的。
二、审核、考证《毛泽东选集》原稿的作者、原稿部门、发稿时间与场合的工作是必要的。
三、一些情况以内部掌握为宜，以免引起混乱和争议。
而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於今年6月中旬又提出书面报告《关於〈毛泽东选集〉中着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今年7月21日又作了三点批示：
一、维持原有的决定是正确的，一旦更改会有大的影响；
二、《毛泽东选集》中的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革命工作经验的结晶；
三、审核、考证结果资料存档留作参阅用。
—— 原载: 《看中国．看史海．红朝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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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