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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余杰《美国百年外交大败局》罗马帝国的衰亡，是美国的前车之鉴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欧阳风 Matters 20250510
今天美国面临的问题，跟昔日的罗马帝国极为相似：有愈来愈多国家与罗马结盟，跻身「罗马的朋友」之列，各国政治开始在罗马政治的大框架之下运作。各国游说人员携带重金来到罗马，罗马官员公然收受外国贿赂，帮助通过对外国有利却对罗马不利的法律和政策。
西元前一四六年，经过漫长而血腥的围城後，罗马军团占领并摧毁了强敌迦太基（Carthage）。这个盛极一时的港口城市和贸易中心被夷为平地，城中幸存的居民被卖为奴隶。此役之後，罗马不仅是亚平宁半岛（Apennines）的众多强权之一，确立了地中海唯一强权的地位，并迈出走向帝国的决定性一步。
指挥这次战役的罗马名将小西庇阿（Scipio Aemilianus）站在城墙前，注视着火焰中的迦太基，丝毫没有自豪的荣光，反倒默默留下眼泪，并用双手遮住脸颊。其好友、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迷惑不解地问主帅：「我们不是大获全胜了吗？」
小西庇阿回答说：「是的，我们打赢了。但是，我担心有一天我们的国家也会经历这样的灭顶之灾。」
随後，波利比乌斯果然观察到罗马文化的若干变异：「一些罗马年轻男人沉湎於同性间的风流韵事，而另一些则成天与妓女厮混，还有很多人放纵於音乐、宴会以及其他慾望所及的奢靡享受。……年轻的男子把心思花在乱七八糟的事情上远远多於花在耕地上，贪恋鱼子酱对味觉的刺激而不愿勤勤恳恳地劳作，这一些正是共和国开始衰败的明显徵兆。」
差不多与此同时，罗马的政治家和作家萨卢斯特（Sallustius）也发现，迦太基的覆灭，同时敲响罗马的丧钟：「对敌人的忧患有助於帝国美德的留存。但是，一旦这种忧患消失，繁荣引发的最大恶习——放纵与骄傲就必然浮出水面。……领导者开始操纵他们的权力，民众开始挥霍他们的自由，每个人都渴望满足内心的慾望，掠取一切想弄到手的东西。」
历史学家李维在罗马鼎盛年代写下预言：「以这种观察来描述罗马帝国国格沦丧的过程，一开始慢慢地下沉，接着加速下滑，最後猛地紮进毁灭的泥潭，直到那一天，我们既不能忍受自身的病痛，也无法吸收良方的药效……财富引发人们心中的贪慾，而对感官享乐的无穷渴望，在自我放纵的催化之下，点燃人们毁灭自己和惹祸其他事物的热情。」
以上这些描述，放在冷战之後三十多年的美国，一点也没有违和感。
今天美国面临的问题，跟昔日的罗马帝国极为相似：有愈来愈多国家与罗马结盟，跻身「罗马的朋友」之列，各国政治开始在罗马政治的大框架之下运作。各国游说人员携带重金来到罗马，罗马官员公然收受外国贿赂，帮助通过对外国有利却对罗马不利的法律和政策。
西元前一一一年至一○五年的朱古达战争（Jugurthine War）最能说明此种处境。这不是一场在前线相持不下的战争，而是一场在罗马的政治场域中以肮脏的金钱而非刀剑为武器的战争。
朱古达是罗马扶持的北非努米底亚（Numidia）王国的王子，其父亲死後，他不甘心与其他两位兄弟三分天下，悍然出兵杀害一个兄弟，并占领另一个兄弟阿德赫巴尔（Adherbal）的属地。阿德赫巴尔流亡罗马，向罗马求助。罗马派出使团，听取两方面的意见并为双方合理划分努米底亚王国。
之後，朱古达不遵守协议，继续出兵占领对方领土。同时，他拿出巨款贿赂罗马元老院成员，让罗马对其暴行保持沉默。於是，这一外交事务在罗马成为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焦点——平民认为，罗马有权势的菁英已被朱古达买通，罗马真正的朋友阿德赫巴尔孤立无援。
朱古达以为罗马对其言听计从，继续出兵攻占王国首都西尔塔（Cirta），虐杀阿德赫巴尔及其追随者，若干在此生活的罗马人也成刀下亡魂。
罗马民众震怒，在舆论压力之下，罗马执政官率领大军兴师问罪，朱古达不战而降——这实在不能算是一场战争。
朱古达继续贿赂罗马达官显贵，让自己被押送到罗马接受元老院质询之後全身而退。离开之时，他轻蔑地评论罗马是「一座准备出卖的城市，一旦碰到买主，就注定会灭亡！」
此後，朱古达再度反叛，企图通过游击战击败罗马。直到西元前一○六年，他被击败、俘虏、押回罗马处决，这场战争才落下帷幕。
朱古达这个小国君主通过在罗马帝国首都「散财」的运作，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帝国外交决策。对於罗马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徵兆。
罗马的衰亡不仅仅是一段翻过去的历史，历史的悲剧常常重演。今天已有人喊出：「美国人是今天的罗马人。」——不是强势时期的罗马人，而是衰落时期的罗马人。美国人的祖先，当年是苦干实干、开拓西部的篷车英雄，是诚朴忠实的基督徒，这些可贵的伦理规范一旦丧失，此预言便会成真。
美国各级官员纷纷沦为外国势力的代言人。纽约市长亚当斯与多个国家的外交官进行秘密合作，这些国家包括法国、中国、斯里兰卡、印度、匈牙利和土耳其等。他利用这些外交关系谋取私人利益，频繁接受免费或享有折扣的国际航班服务。联邦检察官威廉斯（Damian Williams）表示，亚当斯多年来利用其政治地位换取外国利益，甚至帮助土耳其官员加速新建外交大楼的消防检查，藉此回报他们的贿赂行为。
更可怕的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决定者总统亦成为敌国势力的牵线木偶。拜登及其家族就是中国政府「猎官」的对象，中国政府的手直接伸进白宫。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发现，在腐败和贪污盛行的华盛顿，拜登夫妇已将腐败程度推向令人眩晕的高度。该委员会主席科默（James Comer）的调查结果表明，超过一千万美元的外国资金像河流一样流入为拜登夫妇的财务利益而设立的二十多家空壳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大部分资金在落入总统家族的九名成员手中之前，被偷偷地在各种帐户中洗牌。这些公司没有明显的商业目的，只是作为一个容器，藏匿来自中国等外国政府的贿赂资金。仅从与中国共产党及其特工的大量交易中，拜登家族就存入大约六百万美元。拜登卖的是什麽？科默以拜登的软性中国政策为由，将拜登处理COVID、TikTok、间谍气球、盗窃智慧财产权和中国操纵美国货币的问题联系起来，也许可以解释他对保护美国重要利益的漠不关心和不具任何有意义的行动。拜登为了冰冷的现金而出卖美国，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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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回到上帝的怀抱，美国才能赢得终局之战
美国秩序的根基，不是制度，不是军力，不是经济，不是国土，而是公民美德及其背後的信仰、价值、观念秩序。用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柯克（Russell Kirk）的话来说，美国秩序的根基就是「上帝之下的自由和正义」——凭借古典和宗教性美德以及新旧世界的社会经验、自我牺牲与高尚的想像力，搭建起个人与公共秩序的精妙结构。根基牢靠，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才能行在正道上，才能无往而不利。
从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小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到小布希的理想主义、世界主义的「全球民主化」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试图在不具备「美国秩序」、「美国信念」的地方，强行推广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然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好的制度无法在坏的民情秩序之上生根发芽。
美式民主的推广，比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和可口可乐的推广难上千百倍。若没有「美国秩序」、「美国信念」的族群，不配享有美式民主和自由，这种说法看似冷酷，却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常识与常理。杭亭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强调说，真正的保守主义在於维护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应到国外四处讨伐或在国内引起激变。「最需要的不是创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护那些已经存在的制度。」
二○○八年的总统选举中，很多保守派选民对欧巴马的出生地和信仰存有怀疑，认为他很有可能是「隐藏的穆斯林」。此前曾担任美军最高军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非裔美国人鲍威尔（Colin Luther Powell）为之辩护说：「如果有人问欧巴马是不是伊斯兰教徒，我会说不是，他一直是基督教徒。然而，正确的答案是，就算他是伊斯兰教徒又怎样？在美国，信仰伊斯兰教有什麽问题吗？回答是否定的。在美国，这种事不应该是问题。」鲍威尔名为共和党人，实为民主党人。他错了：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候选人的宗教信仰当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基督教不是美国的国教，却是美国的公民宗教，美国是一个建立在基督教价值之上的国家，美国选民当然不可能选一名伊斯兰教徒为总统。如果美国选出一个伊斯兰教徒为总统，也就意味着美国国运的终结——有哪一个伊斯兰国家是民主自由国家？
欧巴马在就职演说中否认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认为美国是一个多元信仰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我们拼图一般的遗产是美国的强项而不是弱点。我们美国是由基督教徒、穆斯林、犹太教徒、印度教徒和不信神的人构成的国家。」宗教学者埃克（Diana Eck）在《宗教分裂的美国》（A New Religious America）一书中也认为：「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最重要的课题是将美国看作是一个多元宗教共存的国家，在此基础上构筑未来的蓝图。」他们的说法似乎符合後基督教时代美国多元文化的现状。
这些看法，对美国乃是致命毒药。美国文化和价值的多元性，应当是一元（绝对的上帝之主权）之下的多元，一旦不承认至高的一元，多元将彼此冲突、彼此为敌。这至高的一元，用米克尔约翰（Alexander Meiklejohn）的话来说就是「新教国家」，「新教主义的胜利堪称西方文明三百年间最为伟大之胜利」。美国国父们的信仰未必纯正，私人生活也有弱点和失败，但都是宗教生活的先驱，「忠诚於使命，对个人获得自由、对反对威权、对个人能力的认知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渴望，感到欢欣鼓舞」。
柯克坚信，圣约观念影响了美国人所有的政治信念，美国民主社会端赖於清教徒和其他喀尔文主义信念。他引用罗斯特尔（Clinton Rossiter）的说法：「虽然美国的民主有种种缺陷和坎坷，虽然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一直是而且现在仍是一项具有高度道德意义的事业。不管人们对这一民主体制的渊源可能还有什麽疑问，赋予它生命和本质的道德体系的主要源头则是毫无疑问的……」这一清教徒遗产带来「契约及随之而来的衍生物；比『天空中某种徘徊不定且无所不在的东西』更宏阔的高级法；自足且负责任的个人的观念；经济个人主义的某些关键要素；坚持公民应该受教育以理解其权利和义务的主张；以及中产阶级的美德——它是道德稳定性的坚实基础，而美国人则认为，成功的民主体制必须永远仰赖它」。柯克总结说，如果不诉诸於律法和先知，美国的政治理论和体制以及美国的道德秩序便不可能获得很好的理解。
杭亭顿提出「谁是美国人」的追问，他的答案是：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结合了继承自英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以及各种习惯常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英语以及新教教义的事项与价值观。因为这个问题及答案严重政治不正确，使他在哈佛大学和知识菁英中遭到空前孤立，并被扣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但这个问题始终存在：谁是美国人？谁是好的美国人？
好莱坞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美国英雄，从西部游侠到蓝波（Rambo），从美国队长从超人，从蝙蝠侠到钢铁人，各有其追捧者。但他们真能代表美国人吗？
保守主义思想家维沃（Richard M. Weaver）讲述了一个泯然众人的美国英雄故事：在二战早期，媒体报导了一位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穷乡僻壤的农民的经历。这位农民（一个没有被宠坏的人）听到珍珠港遇袭的消息之後，和妻子搬到西海岸，在一家造船厂工作，为海军修建战舰。他的妻子找到一份服务生的工作，养活他们两人。由於不识字，这个新来的工人不明白工厂每周发给他的小纸片是做什麽用的，直到他的支票攒到一千美元之後，才被同伴告知这是薪水——原来拯救自己的国家是有报酬的。他原本以为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履行责任就意味着无偿为祖国付出。
这就是至为宝贵的「起初的爱心」。维沃认为，像这位单纯到有些愚钝的爱国者，是美国精神的传承者和美国秩序的扞卫者——也正是日本海军名将山本五十六害怕的「被惊醒的巨人」的力量来源。他们是二战中八百八十万军人和数千万工人中的一员——仅仅是洛杉矶特米诺岛（Terminal Island）的加州造船公司，在战争期间就建造了四百六十七艘战舰。仅仅是波音一家公司，每九十分钟就有一架轰炸机被制造出来。这样的美国是不可战胜的。
让我们向这位心甘情愿共赴国难的美国工人（农夫）致敬。他们在战场上战斗，在工厂和农场里劳作，在教堂里敬拜，为慈善事业捐款，在医院充当志工，在门口挂起国旗……他们或许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地位低下、言语粗鲁、衣冠不整，但比起大城市里被宠坏的富人、贵人、知识分子，他们更符合美国公民的标准。
这位农夫和工人，就是「红脖子」，就是被欧巴马和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称为「失败者」的「祖国的陌生人」。左派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南方州阿拉巴马田野调查多年後发现，这些被全球化伤害的美国人的感受是，「你是故土的陌生人。从别人的目光中，你已认不出自己……你步步後退，退得很隐蔽，而这并不是你自己的错。」再次伟大的美国，必须重新让他们成为美国的主人，成为荣耀的美国之子。
当我开车行走在美国中部和南方腹地，看到无数农场和房屋中悬挂的星条旗，就知道在这面伟大而壮美的旗帜背後，有一张张坚毅的脸庞，有一双双粗糙的大手，有一个个敬虔勤劳的家庭，有在大地上奔跑长大的孩子……我不禁为之热泪盈眶。唯有回到上帝的怀抱，唯有让「故土的陌生人」恢复其主人翁地位，唯有让好莱坞虚无缥缈的「复仇者联盟」回归维沃笔下那位平凡、质朴、单纯、坚韧的美国农夫（工人），美国才能再次伟大、继续伟大、长久伟大。
作为一名自我选择成为美国公民的美国公民、基督徒和保守主义者，我愿意为实现此一愿景而祈祷、而战斗——我在书斋中的写作，是我的战斗的一部分。回归上帝之道的美国，方能重振雄风、百战不殆。柯克如此形容其写作初衷：「在这项保全我们文明的精神、思想和政治传统的事业中，写作本书是个人为其出的一份力量；如果我们要拯救现代思想，我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这也是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探讨美国凤凰涅盘、回归柯克所说的「美国秩序的根基」的可能性，探讨美国的外交政策如何回归正道，像灯塔一样照亮这个晦暗不明的世界。
诗人艾略特像旧约中的先知一样高声吟唱哀歌，却仍然对西方文明的浴火重生怀有必胜的信心，更何况远渡重洋「润」到美洲新大陆的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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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正在尝试创造一种文明的、非基督教的意识心灵。这个试验将会失败，但我们在等待它失败的时候得非常耐心；同时，我们将赎回时代，这样信仰才能幸存於我们眼前的黑暗时代，才能复兴并重建文明，才能遏止世界自取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