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辜泳秝 Yongli Ku 转角国际 udn Global，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左为爱沙尼亚的EHKDA成员Iverson、右为挪威的EHKDA成员Jessica，中为EHKDA标志。 图／欧洲香港人联盟Facebook、受访者提供文：辜泳秝（Yongli Ku）
《转角国际》在欧洲香港人联盟的邀约下，采访了联盟中的4位成员，4个普通的海外香港人，希望透过他们投入香港海外倡议行动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欧洲香港人联盟，并且持续关心香港议题。4人的采访内容分上下两篇，本文为下篇。
▌接续上篇：〈普通人的民主抗争：专访「欧洲香港人联盟」〉
Iverson住在爱沙尼亚将近8年，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笑称自己是很普通又典型的香港人，上一般的学校，生在香港却不怎麽喜欢香港的那种。Iverson出生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前，在香港曾经参与不同的公民运动，2012年他第一次参与抗争反对「德育与国民教育科」（港府推行该学科的目标，是建立学生对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身份认同）；大学读的是国际新闻学，2014年占中运动时他是学生记者，采访了许多人与很多抗争。
2016年在香港大学见证了梁天琦与罗冠聪与彭定康的对话後，发现许多香港人认为香港要独立，但独立对Iverson来说并不是香港的解方，再加上在雨伞运动之後抗争者一个一个被警察逮捕，民意代表候选人被取消参选资格，他采访过各界人士得到的结论并不乐观。
眼看香港人的自由越来越限缩，新闻记者的工作也不可能继续做下去，他看不见20几岁的自己在香港的未来，也看不见这个城市的未来，所以决定离开，在2017年移居爱沙尼亚，那时候的他并不想回香港。
他坦言，在2019年之前，他是很不喜欢香港的。他说那年他在一个研讨会上遇到一个台湾来的学者，他们聊到上千上万的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Iverson当时告诉那位台湾学者，香港人上街走走然後回家睡觉隔天上班工作，制度照旧，抗议不会改变任何事。
但是当抗争持续几天几周，当香港街头出现了几百万人，Iverson开始关注这次抗争，他才发现这次不一样了，他每天看抗争现场的转播，警察暴力让他感到沮丧，但他也看到香港人是如何为了香港的未来，倾尽全力的投入在这场抗争中。
许多青少年上街遭受不符合比例原则的暴力对待，让他感到难以忍受；催泪瓦斯像暴风圈笼罩香港，让他回忆起2014年的街头抗争，让他也想为香港做点什麽。但眼见抗争的状况以及警方的高度准备，他知道自己没有回去香港的勇气，他甚至觉得这有可能会演变成六四天安门的血腥惨剧（Iverson认为六四不是事件，而是一场屠杀），他选择在海外用写文章、办活动等各种方式尽力声援香港的运动。
在这个过程中Iverson认识了许多同样在海外努力声援的香港人，这让他有种自己「再次成为香港人」的感受，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捩点。
Iverson说，2019年的抗争争取的是香港的存在、香港的灵魂，争取的是香港最重要的东西，这跟以往的抗争很不同。这场抗争不只关乎年轻人、抗争者，而是所有人，所有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视香港为家的人。来自各行各业、不同族群、不同年龄层的人都纷纷站出来，令人动容。
在爱沙尼亚Iverson先攻读硕士，修习了政治学、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研究乌克兰相关的议题；2019年後成立了非营利组织「香港之家」，灵感来自於苏联时期流亡爱沙尼亚人在海外成立「爱沙尼亚之家」，继续传承爱沙尼亚的文化与自由精神。Iverson也曾经在国际倡议组织Stand with Hong Kong工作，他目前从事学术工作，进行香港《国安法》与其他法律的研究，继续用他自己的方式跟世界述说香港的故事。
他说，爱沙尼亚因为经历过共产统治，因此大众普遍都是反对共产党并可以理解、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但是真的了解香港议题的人不多，有些关心香港的爱沙尼亚人在2019年後认为香港的状况已经无法挽回，把注意力转向台湾。
Iverson在2017年因为失去希望而离开香港，现在香港的状况每况愈下，难道务实的他没想过要放弃吗？
他说，他没想过。他只想起所有在那时候（2019）的香港人都不害怕香港政府、不怕共产党，他时常想起那些抗争者天天被警察打，很多人包括他的儿时朋友都一个个被捕，而自己在欧洲安然无恙，可以继续享受生活，那是因为很多的香港人勇敢的站出来。他也常想起那些走上绝路的香港人，不想让他们白白牺牲生命，也许他们都在看着他，有没有好好的为香港付出，所以他不会放弃，这些人是他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
参与抗争有经验的他也了解投身民主运动的风险，因此他刻意跟家人保持距离，他们也不清楚他在做什麽，他说这是道德难题，中共政权不能阻挡他的决心。
他很珍惜欧洲香港人联盟的成立，2019年的Be Water策略虽然很民主但也让一些人难以达成共识，但这个联盟让他有归属感，他很享受跟其他香港人见面说广东话，一同吃香港食物，与联盟夥伴的互动与讨论不是只有政治。
他说若然有朝一日光复香港，自己还是想回去。他对香港的未来也比2017年时更正面，他看见欧盟和美国更有敌我意识的面对中国，香港人在世界各国的倡议越来越强，尤其在美国。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弱，支持俄罗斯只会让中国经济更恶化，他说：「我们有生之年会看到香港光复，让人们看见希望是我们的工作，不然其他人为什麽要跟我们一起努力。」
香港内部虽然越来越糟，但香港人并没有放弃，很多人都没有忘记，只是先沉潜。
「香港人都会说不是我们看见希望才坚持下去，是因为我们坚持才会有希望。」
Jessica在2013年因为读书离开香港，那时只是因为想趁年轻出国闯闯，大学期间在当挪威交换学生时爱上挪威的环境，所以选择前往挪威深造。在挪威读完书，找到工作，就留下来生活一直到现在。
Jessica说，虽然她曾经在2003年跟着家人上街参与反对《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修法的行动，那时候虽然不太懂政治，但对於能够挡下「23条」这个结果，还是感到有点骄傲。2012年她也参与反对国民教育的抗议，偶尔也跟朋友参加一些六四或政治相关的活动，但她说在2019年之前，自己大致上是一个对政治没兴趣的人。
2019年反送中运动开始之後，在挪威的香港人在社群媒体上发起了一些聚会，她才想起可以跟其他人一起做一些事，然後慢慢走上香港民主倡议之路。她说那时候看着抗争的发展，很多人天天都感觉焦虑，有这样的聚会让大家有「围炉」的感觉，心里有个寄托。先是在挪威国会前摆摊跟民众沟通谈论香港发生的事情，然後办一些可以凝聚香港人的活动。
之後一些人成立了Hong Kong Committee，她说她刚好通晓挪威语，也刚好认识一些对政治和组织活动比较熟悉的挪威朋友，所以就也留下来当了理事会的主席，继续在挪威替香港发声。
Jessica说一开始愿意出面的香港人不少，但後来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後，大部分的人因为经商、返港等各种原因就不愿意出面了，我问她难道不担心安全问题吗，她回答说：「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不是很重要」，挪威毕竟是小国家，影响力不大，她倒不是很担心，她笑说自己已经到处露面，也曾在报章发表相关文章并接受媒体访问，每年六四她们会到中国大使馆前进行纪念活动，所以中国方面也知道她这号人物，没什麽好遮掩的了。
她说，在挪威有言论与集会自由，目前还没有因为做民主工作而遭受威胁，但若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媒体曝光的话会得到很大的关注。她认为，挪威虽然因为鲑鱼贸易有其亲中的一面，但多数政治人物跟民众对自由民主价值还是很重视也有坚持，所以对香港议题依旧很关心。
Jessica在挪威除了做文化工作保留香港认同之外，也做了很多投书、国会倡议的工作，虽然挪威人的英文程度不错，但有通晓挪威当地语言文化的人直接向挪威人解释香港的情形会比较直接也更有效。挪威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对外关系基本上是跟着欧盟政策走，所以参与欧洲香港人联盟对挪威国内的倡议也很有用。
Jessica自己很小就跟着家人上街，看到2019年有这麽多青少年也上街，她说希望他们知道这是一条很长也充满着失望的路，当时看到一两百万人上街是很振奋的，挪威也有议员向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香港人，那个时候感觉是很有希望的，但想不到後来的发展会是这样。
要不是《国安法》的话，Jessica说她这个普通人也许还能回香港，但其实在挪威住了这麽久，对她来说香港其实已经变成一个探望家人朋友的地方，对很多事物都不再能适应，不太可能再回去居住，所以不会太遗憾，只是偶尔还是会想念香港的食物。
2024年11月19日，香港47名参与「35+初选」的泛民主派人士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中，有45人在被关押3年多後宣判刑期。
45人中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前副教授戴耀廷因被视为主谋获刑最重，被判10年，其他被告刑期在4年多至7年多之间。
这个消息让许多人感到既痛心又愤怒，Iverson认为此案透过司法重罚在社会上广受尊敬的法律学者，可能让很多旅欧的香港人更加小心，愿意在学术界为香港发声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也可能让运动接触对政治不感兴趣的香港人更加困难。
欧洲香港人联盟表示这个判决就是香港自治荡然无存的铁证，但联盟不会因此而自我审查，反而会更加坚定地争取香港的民主与自由，并且利用47人案这个案例来告诉欧盟与各国政府，香港过去的自由与民主法治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