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川普:拯救美国》川普是孤立主义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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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杰
北美保守评论 2025-10-13
川普不是狂人,川普知道谦卑地使用美国的霸权
美国的国际地位及相应的外交政策,经历了四个不断演化、蜕变的阶段。
美国建国之初的半个多世纪,由於自身实力较弱,且欧洲战火连连,便采取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一七九六年,国父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对孤立主义政策作了最经典的表述:「欧洲本身有一系列的重大利益,这些利益对於我们却完全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关系。欧洲必然陷入经常发生的纠纷中,那些纠纷在实质上同我们毫不相干。在他们的变化沉浮的政治中,假如我们人为地和他们联系在一起,那一定是不明智的。我国的地理位置远离欧洲,这就促使我们去追求另一种途径。」这种孤立主义让美国远离「春秋无义战」的欧洲各国争霸战,赢得了埋头发展的时间与机遇。
十九世纪早期,美国逐渐成为美洲强权,开始将美洲视为其势力范围。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时任总统的门罗(James Monroe)在给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提出美国外交的信念及政策方针,後来被称为「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其核心思想为:任何欧洲强权想要打压或控制西半球任何一个国家的企图,将被视为对美国的敌对行为。一八七〇年,格兰特总统(Ulysses S. Grant)提出对「门罗主义」的「格兰特推论」(the Grant Corollary),强调「此後这片大陆上的任何领土都不能被转让给欧洲国家」。一九〇四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门罗主义」中加入「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如果区域的文明社会纽带因为好战国家的为非作歹,以及有能力国家的懦弱无能而接近崩解时,「为了恪守门罗主义,美国不得不勉强施行国际警察力量」。这预示着对「门罗主义」的突破:进入新世纪的美国实力大增,开始承担「国际警察」的使命。
一战尤其是二战之後,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世界第一的超级强权。为应对纳粹主义、军国主义、共产主义的挑战,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国际事务并成为自由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哈瑞‧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指出:「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侵略强加在自由民族头上的极权政制,破坏了国际和平的基础,因而也破坏了美国的安全,这是显而易见的。……除非我们愿意帮助各自由民族维护他们的自由制度和国家完整,对抗把极权政制强加於他们的那些侵略行动,否则我们将无从实现我们的各项目标。」美国支持自由国家抵御极权政体的观念,成为一直延续至今的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点。
苏联解体後,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福山式的乐观情绪带来举国上下的傲慢,美国领导人对外使用美国的霸权时变得毫不节制——曾在柯林顿政府任国务卿的马德琳·欧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扬言说:「如果我们必须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不可或缺的国家。我们站得高,比其他国家看得远。」正是这种自以为是,导致冷战之後近三十年来多届政府在外交上屡屡犯下重大错误,既没有维持冷战之後的和平,更让美国国力严重受损。正如乔治·肯楠(George Frost Kennan)批评的那样:「在那些岁月里,我们就像一个比较无知的少年一样,行为飘忽不定,虽然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也想使用实力,但缺少更佳使用实力的成熟。」作为看到了美国在冷战中取胜的「冷战之父」,乔治·肯楠并没有欣喜若狂,反而陷入更大的忧虑。历史的发展果不出其所料——欧巴马政府一开始踌躇满志、雄心万丈,但很快进退维艰、左支右绌,让美国的国际威望跌至冷战之後的最低点。
於是,川普和「川普主义」应运而生。川普被左派媒体妖魔化为「狂人」,或许川普身上确实有「狂人」之特质,但川普的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却是对乔治·肯楠呼吁的正面回应:「让我们记住我们国家能力的局限以及为了我们的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有些问题我们无法解决,我们投入这个深渊是没有帮助的,或无效的。……这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孤立主义的恳求。」
左派媒体迅速将川普塑造成一意孤行、得罪所有盟友的孤立主义者——全然不顾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个人不可能既是「狂人」又是谨慎的孤立主义者。川普从未说过美国要闭关锁国、美国要对国际事务袖手旁观,他只是采纳了乔治·肯楠的建议:「我们的国家应当更为谦逊、更为现实地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局限性。」美国不是上帝,美国需要自我设限。川普的国务卿庞培欧(Mike Pompeo)正是遵循此原则处理外交事务:「在川普的执政团队里,我们决定以求实、尊重和节制的态度来行使美国的力量。我们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的真实面貌,而不是以我们所期望的方式看待它。我们的工作以尊重我们的首要原则(美国优先)为基础。同时,我们在承诺将美国投入所费不赀的军事行动方面保持克制。」、「川普尤其反对采取武力推翻政权的想法。尽管我们总是在应急计画中模拟政权更迭的情景,但川普政府从不曾把它当成首选或次选的行动本能。」
重构北约,让每个盟友都有自卫的意愿与能力
「我们保护德国,我们保护日本,我们保护南韩。这些都是富强的国家,可是他们连一毛钱也不给我们。……我们花了好几兆美元当别国的保镖——我们掏腰包买来替别人打仗的殊荣。这到底是什麽逻辑啊。真的,是时候让世界各国自己出钱了。只要由我当决策者,我就会叫他们付钱!」
川普话糙理不糙。川普不是孤立主义者和单边主义者,他只是重新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盟国展开谈判,拿到更符合美国利益的合约。二战之後七十多年来,搭美国缔造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顺风车的国家太多了。尤其是欧洲的北约盟国,坐享「美利坚治世」的和平,却对美国毫不感激,还蔑视和羞辱美国。白吃的餐点太多,享用者反倒挑剔地批评厨师厨艺不高。所以,川普强调,若要美国担任世界警察的角色,受保护国就要自掏腰包,亦即「使用者付费」的概念。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权要求美国无偿地为该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以及无偿为所谓的国际社会的利益服务。川普的思路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美国没有义务帮助自愿「躺平」的国家;相反,美国愿意激发盟国的自卫意愿并帮助盟国培育自卫能力。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柏格(Jens Stoltenberg)承认,北约的国防支出八成来自非欧盟的北约成员国,在此情形之下,欧盟无法单独扞卫欧洲。数据显示,如果将美国之外的北约国家的军费全部加起来,也没有超过三千七百亿美元,这意味着,这笔金额连美国军费开支的一半都不到。北约用於防卫的总支出有近七成由美国承担。对此,川普表示,北约成员国不能让美国承担絶大部分用於欧洲的防务开支。川普在其总统任内,马不停蹄地在华盛顿特区、布鲁塞尔(北约总部所在地)、柏林、巴黎、伦敦等地与北约盟友谈判,强烈要求欧洲国家增加军事支出。
早在二〇一四年,北约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在十年内将自身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用於军费开支,这项决定是为了应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举而采取的。此後,百分之二的门槛转变为北约在其所有文献中采用的官方数字。
然而,十年之约到期之时,三分之二的北约成员国无法兑现这一承诺。根据北约提供的数据,到二〇二三年底,在三十二个成员国中,有十一个已成功达到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用於军费开支的门槛。反过来看,北约内部还有二十一个国家尚未实现这一目标。达标国家名单中,并没有出现在该联盟内拥有重大影响力的若干西欧国家,例如德国——其军费开支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点六,并且德国恬不知耻地宣布它不会在二〇三〇年之前达到百分之二的门槛。同样缺席的还有法国——其军费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点九。此外还有加拿大(百分之一点五)、挪威(百分之一点七)和丹麦(百分之一点七)。大敌当前之际,加拿大、西班牙和义大利等北约成员国甚至降低了军费支出占GDP的比重。
耐人寻味的是,最富裕的国家,偏偏是军费支出最少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国民享有最佳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险,这些国家的媒体和知识界嘲笑美国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险不足,同时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美国提供的「免费保护」。左派的虚伪和自私令人发指。
美国人不愿当这样的「冤大头」有错吗?川普气愤地撂下不少狠话,他曾威胁美国要退出北约,但欧洲盟友仍置若罔闻。二〇二四年二月,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竞选集会上发表讲话,提及在一次北约会议与另一位欧洲国家元首的对话:「会中有一位大国总统站起来说,『好吧,先生,如果我们不付钱,遭到俄罗斯攻击,你会保护我们吗?』我说,『你没付钱,想当个赖帐的人吗?不,我不会保护你。事实上,我会鼓励他们(俄罗斯)为所欲为。你必须付出代价。你必须支付你的帐单。』」此言一出,那些一直赖账的国家惊慌失措。而左派媒体再次将川普污蔑为普丁的盟友,拜登政府的发言人贝茨(Andrew Bates)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鼓励残暴政权入侵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实在是令人震惊与精神错乱。」精神错乱的不是川普,而是老年痴呆症患者、学习习近平「大撒币」的拜登。
川普唯有将话说到图穷匕见的地步,「老赖」们才会当真。曾获川普派任驻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OSCE)大使的季尔莫(James Gilmore)表示,川普不是孤立主义者,川普只是试图让盟友更加重视自己的防御。
二〇二四年五月,後来出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拉米(David Lammy)访问华府,与川普阵营的参议员葛兰姆(Lindsey Graham)、後来成为川普副手的范斯(J.D. Vance)见面。随後,拉米在公开谈话中澄清川普对北约的批评,指外界误解了川普,川普主要是希望欧洲能增加国防支出。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柏格指出,美国知道北约对自身安全有多重要,「美国从未单独打过一场战争。我们听到川普的批评,他并非针对北约,而是针对北约盟国在北约方面支出不足」。他又指,欧洲盟国近年来纷纷大幅增加军事开支,证明他们已听取批评。
二〇二四年的竞选期间,川普对北约盟国的军费开支提出更高要求。在七月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川普的顾问提出北约盟国把国防支出提高至GDP的百分之三的想法,这一目标比此前北约成员国同意却大部分并未达成的目标更高,这个目标意味着盟国的国防支出必须增加数千亿美元。北约的官方数据显示,二〇二三年只有三个北约国家——波兰、美国、希腊——国防支出占 GDP 的比率达到或超过百分之三。
在二〇二四年六月召开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成员国同意秘书长的提案,将「乌克兰安全援助小组」由美国主导转移给欧洲成员国。有欧洲外交官说,此提案是一项「防川普」的措施,预防川普上任後,可能会改变北约援助乌克兰的政策。其实,此种调整恰恰是川普努力达成的目标:川普希望欧洲国家在乌克兰战争中出更大的力,他虽然不在位,却挟美国强大的主流民意让北约盟国感受到巨大压力,并不得不做出战略调整。
川普外交思想的渊源:杰婓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
德国强人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曾酸溜溜地讽刺说:「上帝对傻瓜、醉汉和美国给予特别的保佑。」他羡慕美国的运气和地理位置太好,不像德国那样处於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海上和陆上的包围之中而难以从容发展。然而,如果美国真的与傻瓜和醉汉并列,它将很快失去上帝的保佑。
冷战结束後,美国并未迎来「历史的终结」,世界各地烽烟四起,让美国疲於应付。川普是华府政治圈的外来者,他看到近年来美国政客将内政和外交搞得乱七八糟,这才毅然投身吃力不讨好的政治跑道。
在二〇一六年的竞选中,川普猛烈抨击欧巴马等历届政府错误的外交政策给美国带来的严重危害:「长久以来,华盛顿的一小群人攫取了利益果实,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承受。」、「华府的统治阶级『内部人士』正是害我们惹上麻烦的元凶。」、「我们在伊拉克不知道干嘛就花了两兆美元;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我们到底为什麽要出兵伊拉克。」、「我们曾经致力於保卫其他国家的领地,却忽略了我们自己的领土。我们曾经将成千上万亿美元转移到海外,我们自己的基础设施却年久失修、常年荒废。我们帮助其他国家走上了富裕之路,我们自己的财富、力量和资源却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
川普在其任内实现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更替,他是极少数实践竞选期间承诺的总统。他大大收缩美军在海外的战线,从非攸关美国核心利益的区域(如阿富汗、叙利亚)撤军,然後将力量投射到对美国更重要的地区(印太)。他将美国数十年来对欧洲及日、韩等盟友的安全保障,由「免费义务」改为「有偿服务」,迫使这些国家承担更多费用。他坚决要求美国企业「留在美国」或「返回美国」,重振美国的实体经济,让美国「再工业化」,让美国不再受制於中国掌控的「红色供应链」。他增加大量军费,重建美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注重海空军建设,还创建新兵种——太空军。他让美国的军力足够强大,但通常「备而不用」。
川普和「川普主义」不是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而是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和深刻的历史渊源。川普外交思想的渊源主要有两个:杰婓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
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认为,两百多年来,美国有四种看待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式,它们既有分歧又有融合。其中,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是让美国的经济尤其是大企业融入全球经济;威尔逊主义者认为,美国应当向全球传播民主自由价值观,并以有道德的和平主义改造旧有的国际秩序;杰婓逊主义者认为,美国不应卷入不必要的海外同盟关系,而应专注本国的安全与发展;杰克逊主义者认为,美国政府的目标是美国人民的物质安全和经济富足,但一旦受到他国威胁,就如麦克阿瑟所说,「除了胜利,别无他求」。後冷战时代,前两者融合为理想主义和全球主义,认为建构全球秩序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任务;後两者融合为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反对贸易自由化议程,反对以牺牲美国人民的利益来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川普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杰婓逊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者信奉的「美国例外论」。正如米德所论,杰婓逊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者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认为,美国流传下来的文化、社会和政治遗产是值得珍惜、扞卫和传递下去的宝贵财富。他们为美国人生活中独特而珍贵的成分欢欣鼓舞,相信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在国内扞卫这些价值取向,而非向海外传播这些价值取向。
川普在个人气质上更接近如同西部牛仔的杰克逊,但其外交思想更接近审慎深思的杰婓逊主义。米德进而指出,美国从杰婓逊主义传统中汲取的最大好处是杰婓逊主义者试图尽可能严格地界定国家利益,然後制定最为得体的战略来扞卫这些利益。它是美国大战略的自然归宿,将对外部世界问题的现实把握与以最低成本扞卫国家重要利益的热诚愿望结合起来。
显然,这与乔治·肯楠的立场一致——唯有美国的价值和「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才是「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和理解的全部」,「如果我们自己在国内的事务目标和事业是正确的,没有被傲慢、对他人的敌意或优越幻觉所玷污,那麽对我们国家利益的追求就决然不会无助於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历史是借鉴,但不能刻舟求剑。老式孤立主义若放在当下,就成了一个新的乌托邦。今天,即便对於杰婓逊主义者来说,真正的孤立也是不可能的,不管喜欢与否,世界总会闯入美国人的家门。所以,对於保守主义者而言,外交政策的任务便是让美国以最小的风险和成本参与世界事务。政府本身是一种必需的邪恶,外交政策亦是如此:如果根本没有的话,美国的日子可能好过得多。杰婓逊主义者认为,川普主义者也认为,在避免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也将承受必须承受的事情。既然美国必须拥有某种形式的外交政策,就应该寻找一种对美国民主体制危害最小的形式。
川普不是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川普只是将杰婓逊主义、杰克逊主义以及乔治·肯楠的思想融会贯通之後,用平民百姓能听懂的大白话说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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