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二年搬进新楼房时，母亲执意要在院里种两棵树。一棵山里红，一棵海棠果。那时她七十三，父亲七十四。我们都笑她，楼房院子巴掌大，种树做什么？她不言不语，铁锹在手，一铲一铲，将故乡的土培进新地的坑。
树矮，家新，人亦未老。
十三年弹指而过。母亲八十七，父亲八十八，两棵树却高过了院墙。山里红结果时，一簇簇红果压弯枝桠，象缀满了南国的相思豆；海棠花开时，云蒸霞蔚，风过处，落下一场细雪般的花瓣雨。
后来，母亲又请人来，在海棠树上嫁接了一支香果。
生命与生命的衔接如此奇妙。次年春，那截外来之枝竟真的在海棠的躯干上苏醒，开出异样的花，结出清甜的果。一棵树，同时流淌着两种血脉，奉献出两种滋味。
三个儿子三家媳妇，周末必拖儿带女的回来。院里顿时塞满了第四代的嬉闹声。孩子们的目标永远是树。三里红太酸，尝一颗便挤眉弄眼，龇牙咧嘴的喊：奶奶骗人；转而便去觊觎那更高枝丫上，阳光晒的正好的香果。
这时，便是全家总动员的时刻。
父亲搬出他那把磨的光亮的旧藤椅，颤巍巍的要站上去。母亲必在一旁紧紧扶着椅背，嘴里嗔怪：老骨头了，也不怕摔着！大儿子眼疾手快，一把夺过“指挥权”，二儿子扛来人字梯，小儿子则在树下张开双臂，既是接果，更是护着梯上的兄长。
媳妇们笑着，用竹篮接住那些被摇落的、饱满的馈赠。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枝叶，碎金般洒在每个人的笑脸上，洒在篮子里圆圆的果实上。
那一刻，院子里没有四世同堂的抽象概念，只有果子坠落篮中的噼啪脆响，孩子们的欢呼，以及那两棵沉默的树，投下的一片安稳荫凉。
我忽然明白了母亲当年的执拗。
她种下的不是树，是一个家未来的坐标。她怕这崭新的楼宇根基太浅，载不动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记忆；怕这光洁的瓷砖墙面太冷，映不出旧宅院里烟火人气的温度。
所以她种下树。
让树的根，替我们这个家往泥土深处扎；让树的年年花果，成为召唤游子归巢的永不更改的旗语；让那颗嫁接的香果，成为这个家族最生动的隐喻：不同的枝桠，终可根植于同一片土壤，共生共荣，甜蜜与共。
树是庭院的旗杆，四世同堂的欢欣便是其上飘扬的旗。而母亲，这位八十七岁的总司令，站在旗下，看着她的儿子、媳妇、孙辈与曾孙辈，看着她十年前预设的这场生命盛宴，终于露出了如同香果般安静而甜美的微笑。
最深沉的眷恋，并非回首来时路，而是以一棵树的姿态，在崭新的土地上，为身后所有的子孙，预先投下一片浓荫，结下满树甜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