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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林泉忠 - 邓丽君逝世三十周年： 台湾社会认同的转型轨迹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文：林泉忠
转自作者脸书 2025-12-30
盘点今年写过的文章，其实还有这篇——探讨邓丽君殁後30年台湾社会身份认同的变迁轨迹。
【摘要】邓丽君逝世三十周年，引发其身份认同与台湾社会变迁的讨论。邓生前强烈的「中国人」意识，在两蒋时期是台湾社会的主流。然而1990年代後，已由「台湾人」意识所取代。而邓丽君「中国人」意识的特徵，带有对「中华民国」的忠诚与对自由的追求，与现今部分台湾艺人为大陆市场考量而就国族认同表态的动机截然不同。台湾社会身份认同的变迁，也是审视两岸关系的核心
（以下为全文）
早田的文章主要探讨当今台湾艺人为大陆市场，主动迎合对岸要求，在身份认同上表述为「中国人」所引发的争议，以及近期赖清德政府日趋严厉的应对。为厘清此现象的历史脉络，作者从邓丽君等「外省」艺人的身份认同切入，然而论述上过於跳跃，容易使读者误将邓丽君与当今在大陆活跃的台湾艺人在身份认同上的表述相提并论。平井新批评此观点无视台湾社会身份认同变迁中的时代脉络—「时间轴」问题。
笔者阅读早田原文後，确实也认为作者在交代历史变迁部分着墨较少，容易赋予读者将不同年代的邓丽君硬拉进来一起论述的突兀印象。然而，这般「败笔」可能是受篇幅所限或作者重点放在当下所致，毕竟作者不仅长年住在台北，早在八十年代就曾留学台湾，并於九十年代开始负责《台湾通信》长达二十余年，应当非常熟悉台湾社会在身份认同上，於邓丽君逝世三十年来所经历的时代变迁。台湾社会的身份认同，从过去以「中国人」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台湾人」为主，这是一个复杂且多面向的过程，涉及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
邓丽君时代台湾的「中国人」意识
其实，笔者可能是最早关注邓丽君本人的国族认同，并提出其可作为身份认同研究对象的学者。早在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正值邓丽君逝世四周年，笔者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题为「『台湾人』与『香港人』的塑造：回避『中国人』的双胞胎？」的演讲，一开始就点出邓丽君独特的经历及其所形成的认同特徵，可为身份认同研究者提供不错的分析个案。（〈「台湾人」与「香港人」的塑造：回避「中国人」的双胞胎？〉（演讲全文），《波士顿新闻》，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众所周知，邓丽君出生在台湾云林县，是外省第二代，父亲是河北人，母亲是山东人，从小在外省族群聚居的眷村长大。诚然，整体而言，「外省人」在「国家认同」方面，与「本省人」在一些时期或有一定程度的差异。然而，笔者要强调的是，在九十年代之前的两蒋时期，经历了一九四五年的「光复」及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播迁至台湾，透过教育，包括国语的普及，以及涵盖「中华民国」国家符号的「新中国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的植入，台湾社会包括「本省人」在内的身份认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蜕变。彼时，中华民国代表着正统中国，国语教育的推行旨在强化「中国人」意识，历史课本中也大量灌输中国历史与文化，形成了一种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共同体意识。这种教育模式，加上当时的政治氛围，使得「中国人」身份在台湾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
就在邓丽君过世的前两年，即一九九三年，台湾陆委会委托调查显示，受访者中，百分之四十八点五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百分之三十二点七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两者加起来，具有「中国人意识」的台湾民众多达近八成二，而当时只选择自己「是台湾人」的仅百分之十六点七。这项数据清晰地反映了当时台湾社会主流的身份认同趋势，即便经历了九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民主化，但深植於教育与历史记忆中的「中国人」意识依然根深蒂固。这也解释了为何在那个时代，即便出生在台湾，许多人仍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甚至不觉得这两种身份之间存在矛盾。
无需赘言，邓丽君本人确实也拥有强烈的「中国人」意识。有必要指出的是，邓丽君的「中国人」意识，并非只停留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层面，也包含一定程度的政治倾向，即对「中华民国」的忠诚，这点与中国大陆民众的「中国人」意识不尽相同。她的爱国情怀与对「中华民国」的认同紧密相连，这在当时的台湾社会是普遍的现象。
尽管早在七十年代末邓丽君的歌声已经在中国大陆民间广为流传，一九八○年十月四日於台北国父纪念馆的演唱会上，邓丽君公开表示：「当我在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我们三民主义在大陆实行的那一天。」这句话不仅展现了她对中华民国政治理想的坚持，也间接说明了她对於两岸统一的期许是建立在特定「国体」之上的。这种政治表态，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是许多台湾民众所能理解并接受的，也反映了冷战时期两岸对峙的特殊氛围。她的歌声确实跨越了海峡，其本身却也承载着台湾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
九十年代「台湾人」意识的主流化
然而，一九九四年「千岛湖事件」，加上之前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冲击，台湾社会身份认同的结构急速崩塌。这两起事件，尤其是「六四」，让许多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产生了幻灭感，对「大中国」的认同开始动摇。「千岛湖事件」则直接冲击了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的信任与好感，使得「中国人」这个身份认同的政治色彩愈发浓厚，也让台湾民众开始反思自身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至邓丽君过世两年後的一九九七年，同样是陆委会委托的民调，已显示百分之三十六点九的受访者回答自己「是台湾人」，回答自己「是中国人」回落到百分之二十三点七，「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则维持在百分之三十四点八。换言之，邓丽君不在的台湾社会在身份认同上已经清晰地迈向「本土化」的方向，而当下仍在其延长线上。这段期间，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加速，本土意识逐渐抬头，对於台湾主体性的认同日益加深。
长年举办身份认同定期民调的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於二○二四年十二月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已飙升至百分之六十三点四，回答自己「是中国人」的仅有百分之二点四，另有百分之三十一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项数据的变化，深刻地反映了过去三十年来台湾社会身份认同的巨大转变。从一九九三年近八成二的人有「中国人意识」，到二○二四年仅剩百分之二点四的人单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数字的落差不仅仅是统计上的变化，更是台湾社会集体意识的重大转型。这段历程伴随着台湾民主的深化、经济的发展，以及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变化。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他们出生在民主化後的台湾，成长於台湾主体意识日益强化的环境中，对於「台湾人」的认同更加自然与坚定。
换言之，经历了九十年代台湾政治的民主化及本土化，台湾社会在身份认同方面已经进入了难以逆转的阶段，与邓丽君时代的「中国人」时代相去甚远，这已经是不可争辩的客观事实。这种转变的背後，是台湾社会对於自身历史、文化、政治发展路径的重新诠释与定位，也是对於与中国大陆关系的重新思考。
邓丽君於一九九五年就离开了，她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执着也大致停留在「中国人意识」在台湾成为主流的特定时期。她未能亲身经历台湾社会後来在身份认同的巨大转变，她的认知因此定格在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中。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在东京的一场演唱会上，邓丽君哽咽地道出了她身份认同纠结的内涵：「我是Chinese（华人）。无论走到世界的何处，无论生活在哪里，我都是华人。正因为如此，对於今年中国发生的一切，我都深感痛心。我非常担心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我渴望自由，我也认为，所有人都应该享有自由。而当这种自由受到威胁时，我感到非常悲伤。但是，这份悲痛和苦涩的心情，总有一天会迎来阳光。相信终有一天，大家会彼此理解。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我会继续歌唱。」（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TBS电视台《邓丽君十五周年特辑》），这段话不仅展现了她对自己华人身份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她将这种认同与对「自由」的渴望紧密结合。她的「中国人」意识，是建立在对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追求之上，这与中国大陆官方所推崇的「中国人」概念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这也为我们理解邓丽君的身份认同提供了更深层次的视角。
如果邓丽君活到现在……
诚然，不是只有邓丽君，那一年同样在香港跑马地的「民主歌声献中华」中声泪俱下的成龙、谭咏麟、锺镇涛、刘德华等同一时代的艺人，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起飞及国力地位的提高，也因为大陆市场的吸引力，对大陆另眼相看。只不过，香港在回归之後，「中国人意识」作为政治正确的标记之一，早已成为无可逆转的潮流，因此这些艺人如何高歌「中国人」、齐唱「我的祖国」，因为在香港早已有了如此身份认同扎根的土壤，并不明显地被视为「转向」。正因为香港的历史与政治发展轨迹与台湾不同，使得其社会对「中国人」身份的接受度更高，尤其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这种认同被视为一种必然。
然而，同样的歌唱，同样的身份表白，在今日「中国人意识」沦为极端少数的台湾社会就不能和香港同日而语了。近年台湾艺人如五月天在北京的演唱会说喊出「我们中国人……」或林依晨在成都的节目，自称「成都人」，为何会在台湾引发争议，确实需要从台湾社会身份认同变迁的轨迹中，来掌握为何会如此「格格不入」的原因之所在。这种「格格不入」不仅仅是单纯的词语选择问题，更是两岸政治与社会环境差异所导致的深层矛盾。台湾民众对於赴陆艺人就身份认同表态的敏感度，反映了其日益强化的台湾主体意识和对外来政治干预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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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没有活到後来的时代，我们无从判断拥有强烈「中国人意识」的她，会否如其他台湾艺人一样，到大陆开演唱会，还是会继续坚持她源自台湾威权时代而带有政治信念的「中国人意识」而拒绝前往。然而，邓丽君当年所表现的身份认同，确实代表了台湾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经历了包括该时代之後的变迁，在今日台海局势日趋诡谲的新时代，如何重新审视微妙的两岸关系，笔者相信—「身份认同」依然是理解问题所在、打开症结的关键词。面对复杂多变的两岸关系，深入理解双方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与演变，仍是寻求未来可能对话与理解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