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落水”
周作人的“落水”
张成觉
中共上海电影总公司导演室支部书记葛鑫在《中外论坛》(纽约出版) 1995年第四期,发表《考查周作人落水之谜的风波》, 其後,沈鹏年及时考查周作人(1885-1-16–1967-5-6)”落水”之谜”,抢救活史料以利於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这一悬案。得到上影导演室党政领导一致同意和支持。他便持上影的证明和介绍信,先後三次赴太原,四上北京,两访天津,五往南京,西至郑州和西安等地,历时近三年寻访到与周作人这件事有关者四十多位,都是八十岁左右的老人,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他向室领导作了汇报。其中有:周作人为何滞留北平,怎样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座谈会”,怎样 参加“教科书编审会”,怎样出任伪北京大学文学系主任, 怎样接受伪华北教育督办一职,为何写《药堂语录》,怎样出版《药味集》,为何答应中共地下党到解放区教书而未去成,他营救了哪些共产党员,营救了哪些国民党的教育界名人,以及他和前国民政府北平市长何其巩的关 系,他和教育部北平地下专员沈兼士等的关系等等,对於揭开“周作人落水之谜”有了重大突破。特别是了解到周作人和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系有好几条线,其中最主要的一条线是中共北平特委,又称“华北上层联络部”。 (《电影〈鲁迅传〉筹拍亲历记 〈行云流水记往二记(下)〉》,沈鹏年着,一版,台北市:秀威资讯科技,2013.09,页226)
1964年6月14日,上影导演室党支部把沈鹏年的工作报 告中共上海市电影局委。这些材料暂时“留中不发”。 (见《中外论坛》1995年第4期第32页,转载自(同上书),页226))
但何以後来又在美国发表呢?盖因此事起源於文革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副市长的知情者许建国(1903-9–1977-10-4,许於文革期间饱受迫害,文革结束不久即去世,生前不便为周之“落水”解释)。
许建国在抗战时期曾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部长是康生),1939年至1943年兼任中央北方局社会部长,是领导北平特委的直属上级。他对周作人这件事是知道并首肯的。但曾任北平特委的负责人却讳言不谈。中央有关部门派人在1986年5月1日,持编号3823号公函,来上海向沈鹏年了解这位原北平特委负责人的情况。
……其实此事(指周作人“落水”,张注)早在1942年3月由贾芝(李大钊之婿)写文章公开披露了。还说许建国也知此事……他们最後表示:这是学术性的调查研究, 可以在“内部刊物”上发表,使当事人和知情人看到後进行补充和订正,就能把事实搞得更准确,更翔实……(同上书,页227)
周作人案之所以四十多年均未能澄清,乃由於三位知情者兼负责人出於种种原因一再含糊其辞。1938年至1942年担任北平特委书记的王定南(1910年生)1986年3月才讲了真话;袁殊是1986年6月25日才又回信给沈鹏年证实有关事实;他们两位都是中共资深高干。而袁宝騤则是中共亲密朋友,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自1982年至1986年五年间多次向沈鹏年谈及周作人的事,甚至早在解放初期即向周恩来提过这件事。
可是好事多磨,周作人案在他生前始终未能澄清,以致1949年後他自国民党监狱中获释放起,因家庭人多而生活窘迫不堪,文革狂飙一起终於死於非命。所幸历史总算还他一个公道,知堂老人泉下有知当可瞑目矣!
综上所述,号称“伟光正”的中共自崛起至今一百余年,蒙与骗之本性根深蒂固。所以王定南和袁殊这样的资深高干,明知所属共党之朋友受屈亦不敢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反之,如沈鹏年这样尽管事不关己也热心尽力拯人於水火,实属难能可贵,凤毛麟角也。
2026年2月9日下午3:20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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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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