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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曹雨昕 2026-3-4
udn 转角国际 udn Global 文化视角
多数台湾人开始关注乌克兰是在尊严革命，甚至是全面入侵开始之後。媒体上充斥着乌克兰遭到空袭的城市、前线奋战的军人和领导人在国际上的互动，这些画面让乌克兰突然变得不再遥远。少有人知道，早在将近70年前，台湾就曾短暂成为乌克兰流亡民族主义者的政治盟友之一。
时值美苏主导的冷战，中华民国治理下的台湾成为美方阵营在亚洲「反共抗俄」的前线。1949年蒋中正先後访问南韩和菲律宾，并和两国总统提倡筹组反共联盟1954年，亚洲人民反共联盟（Asian Peoples’ Anti-Communist League）在南韩镇海成立，将反对共产主义、推翻共产党政权作为组织目标。台湾自此成为中华民国的反共枢纽，更是各国反共人士活跃的舞台。
1955年10月9日午後，一架民航机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这班飞机上载着的，是来自欧洲的反共人士——雅罗斯拉夫．斯特茨科（Yaroslav Stetsko／Ярослав Стецько），他是乌克兰裔流亡政治家，同时是反布尔什维克民族联盟（Anti-Bolshevik Bloc of Nations, ABN）的领袖。
要了解这趟访问的意义，必须回过头看ABN的诞生背景。
反布尔什维克民族联盟与「自由中国」
ABN成立於二战烟硝刚刚散去的1946年，并在1950年将总部设在反共流亡政治重镇慕尼黑。ABN并非乌克兰政府的代表，也不是单一民族的组织，而是一个由冷战初期流亡於欧洲与北美的东欧民族主义者所组成的非政府联盟。ABN成员来自乌克兰、波罗的海、高加索地区，也包括来自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代表。其中，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组织内部扮演着核心角色。
冷战初期，来自二战後才被并入苏联的西乌克兰政治流亡者将「独立建国」视为未竟之业。对他们而言，苏联代表具体存在的帝国体系，而苏联的共产政权正是阻断乌克兰民族国家诞生的主要敌人。
因此，ABN的反共论述带有强烈反帝国的民族解放色彩，ABN也从中看见了「自由中国」与自身遭遇的共通性——乌克兰被迫植入列宁以及史达林式的共产思想，而「共产中国」也正是在苏联的扶持下成型。研究东欧冷战及ABN的乌克兰历史学者Grygoriy Riy指出，对ABN来说，苏联与中共两者皆可被视为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政治体系，其权力运作逻辑很大程度上与苏联领导层出於地位与合法性焦虑的不安全感密切相关。
ABN和「自由中国」都有共产主义这个共同敌人，斯特茨科在中华民国西班牙大使馆的牵线下造访台湾。斯特茨科刚下飞机，他就对记者表示：「如果自由世界人民拒绝与苏俄合作，其政权最终必告崩溃。」
相机镜头将这趟访问定格成一张张照片。斯特茨科站在蒋介石身旁——一位是失去中国大陆领土，却仍以「中华民国」身分存在於国际上的元首；另一位则是乌克兰流亡政治领袖，祖国被纳入苏联版图，无法获得外交承认，也没有主权地位。
蒋介石接见斯特茨科隔日的报纸上，斯特茨科的称谓是「国际反共人士」；斯特茨科的发言被描绘成来自东欧反共阵线的支持，同时也透露一个没有国家的政治人物，正在寻找一个拥有国际声量的舞台。
根据《联合报》在1955年10月19日的报导，斯特茨科在台北中山堂发表公开演讲，厅内有两千多名青年聚集，聆听他描述铁幕内的世界，有着被压迫的民族、被消音的反抗、以及他所形容的苏联暴政。
斯特茨科在演讲中称台湾为「希望之岛」，是所有被奴役民族的希望。即可看出斯特茨科亟欲喊话的对象，不只是针对被压迫的亚洲人民，而是慷慨激昂地向铁幕内的政治流亡者传递「你们并不孤单」的讯号。对於中华民国政府来说，斯特茨科的造访也再次强化了「自由中国」与反共基地的角色。
斯特茨科参加国庆阅兵、拜会蒋介石，高谈「自由中国」的象徵意义。在媒体叙事中，这些都是自由世界的相互声援；但实际上，这更近似一场精打细算的利益交换。
ABN为何看中遥远的台湾
1956年初，ABN内部刊物《ABN Correspondence》在专题封面上刊登「蒋介石总统」的专访，标题引述蒋介石的话，呼吁「亚洲民主国家必须强化共同防卫」。
Riy指出，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而言，共产主义本身并非最核心的问题，「真正的敌人是俄罗斯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只是俄罗斯帝国主义在二十世纪披上的政治外衣。」ABN的终极目标是要打倒俄罗斯帝国主义，也正因如此，ABN不只是单纯的反共组织，而是一个试图在国际社会中，替渴望建立国家的民族发声的政治平台，而台湾正好满足他们的期待。
同（1956）年，一家位於慕尼黑的乌克兰出版社出版了斯特茨科的着作《台湾：自由与希望之岛》（Taiwan: die Insel der Freiheit und der Hoffnung，电子版）。书中除了双方的合作公报和访台内容外，也描述了「自由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强调台湾在蒋介石领导下取得进步、人民生活条件也获得改善。在书中，台湾被视为对抗共产主义的自由灯塔。
对ABN而言，与中华民国成为夥伴并非基於文化相近或政治制度相同，而是因为中华民国关键的国际地位。彼时台湾仍是联合国成员，拥有正式外交关系与可见度，同时也是亚洲反共的重要枢纽。甫成立的亚洲人民反共联盟（APACL）对於ABN来说更是一个绝佳入口，可以让「我们是在苏联统治下遭到迫害的民族」这个议题，带入美国与西方的政治视野。
在乌克兰流亡者的视角下，台湾内政的威权统治并非关注重点；相对地，东欧民族主义运动内部的复杂历史与争议，台湾也未必有仔细看见。
即使如此，台湾与ABN仍建立了持续多年的互动。1957年起，ABN在台北设立代表处，并展开多语广播，面向苏联远东与东欧地区「传递自由声音」。这些行动多半不具官方身分，却真实存在於冷战的地下网路之中。
然而，冷战结构的瓦解，很快改写了一切。
中华民国的失势与乌克兰的独立
1971年，中华民国失去联合国席位；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渐渐被取代和边缘化。
与此同时，乌克兰在1991年独立後，流亡政治人物与台湾建立起的互动非但没有延续下来，又因为中国率先承认乌克兰独立，并以「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双边关系的筹码，使得台湾议题在乌克兰长期处於高度敏感、甚至被回避的状态，更遑论建立正式的官方交流管道。此时台湾不再是那个能将「被压迫民族」带入世界视野的窗口；乌克兰也逐渐被简化为一个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
即便台、乌曾有过的交流，这在乌克兰历史学界也是小众研究领域。Riy表示，ABN作为长期在海外运作的非政府组织，其活动在苏联时期被系统性的抹黑与威胁压迫。除了当时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留下的资料，大部分关於ABN的档案都是他在2018年於伦敦的档案馆中找到的内容，其中包含《台湾：自由与希望之岛》一书。由此也能看出，ABN的历史并未真正留存於乌克兰国内的公共记忆之中。
进入2020年代的台乌关系
直到近年，台湾才又再度回到乌克兰的视野。从COVID-19期间台湾的防疫经验，到乌俄战争爆发後，台湾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国际讨论中不断将「台海危机」与「乌俄战争」相提并论，让两个国家再次被放在相似的位置上：乌克兰位处欧洲东缘，饱受独裁政权的入侵和残忍暴行；台湾则位於亚洲边缘，面临尚未爆发、却持续逼近的战争威胁。
2022年裴洛西访台、中国对台军演後，Riy曾撰文指出，乌克兰应该更明确地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他写到：「中国领导人与俄罗斯领导人一样，清楚了解『收回』领土的问题存在时间限制。正如乌克兰的情形，普丁发动战争是为了避免其帝国叙事在未来乌克兰形成民族认同的过程中，彻底失去对该国民众的影响力；同样地，习近平也明白，台湾2400万人口愈来愈认同独立的台湾，而非中国大陆，这与数十年前的情况早已大不相同。」
即使乌克兰与台湾仍无实质上的外交关系，Riy认为两者也可以在科学、文化或政治上建立交流基础，像是在乌克兰出版台湾的文学作品，或是去（2025）年夏天乌克兰国会来台参访，都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同时，Riy也期待台湾能在乌克兰媒体中获得更多介绍，甚至是关於香港、维吾尔等议题，让乌克兰人了解台湾也在面对威胁。虽然台湾与乌克兰有许多不同，但都站在民主自由的前线。因为独裁者们向外扩张的野心，并不会随着冷战结束而消失。
回望1950年代的台、乌合作历史，当俄罗斯的战争与中国的压迫再次动摇国际秩序，如今的台湾与乌克兰，或许更有机会把「象徵性的声援」推进到更务实的交流，在文化出版、科技韧性、资讯战与公共沟通上，看见让彼此的存在、理解对方的感受与处境，也共同朝向民主自由的方向。
「现在正是乌克兰与台湾应该彼此支持的时刻」Riy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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