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粉丝交流群
RSS/FEED订阅读《满腔心事向谁论—父母和千家驹》
读《满腔心事向谁论—父母和千家驹》
张成觉
章诒和此文，载於《这样事和谁细讲》（台北市，时报文化，2019年二月初版四刷，页77-144）
千家驹何许人也？上世纪大陆中国经济学家是也。曾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三十分钟内引发全场三十一次热烈掌声。恐怕在国际宪政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1936年，广西大学教授千家驹和杨梨音结婚照
该文从章伯钧设家宴款待十几位民盟大款讲起。时在1957年春，即作者所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段”。
这里插上几句。笔者亲身经历过这个美好的时段。那时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班的一名刚满十七岁的学生，尽管早年就读於北京沙滩红楼北大政治系（1918-1924）的老爸，已於1951年11月土改中被镇压，但本校曾肄业西南联大的老师都对我锺爱有加，加以又意外地获较我低三级的校花青睐，满脑子花前月下，满目阳光灿烂。尤其从广播里听到中宣部长陆定一宣布的“双百方针”，简直就当是身在天堂门口那麽忘乎所以了。
比家父大一岁的留德哲学博士章伯钧，当时对英明神武的“老毛”心悦诚服，故决定在中共分配给他的有六十九间房间（前清某亲王府）的住宅设宴，於觥筹交错中与新老朋友畅谈如何配合领袖的战略部署。时年四十八岁的千家驹就这样首次进入十六岁的作者“小愚的眼帘”。
不过，该文底下的记述，应当不会全部出自作者的目睹，多半是其父母所言，或见之报刊。
在1951年“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中，着名学者,教授,政论家张东荪成为斗争对象。……张东荪被中共宣布犯有叛国罪，……负责民盟组织工作的父亲提议，经统战部审查批准，千家驹负责整理张东荪的材料，并起草民盟开除张东荪盟籍的报告。千的积极，令罗隆基心寒。而罗隆基所持的西方政治观点以及洋派作风，也令千家驹反感。总之，反右以前，罗隆基和千家驹虽无明显冲突，却已存嫌隙。（同上书，页79-80）
1956年官方派千家驹到苏联讲学。归来後身价看涨，再到民盟中央，情况就有了变化。四月，毛正式提出“双百方针”。六月，中共决定让《大公》,《光明》,《文汇》三报重返民间，将後两报做为民主党派报纸交民盟去办。章伯钧认为除了办报，还应该办个刊物。结果是请千家驹担任这个名为《争鸣》的刊物的主编。而罗隆基也认可了。
八月，父亲提议请他代表民盟中央参加“处理城市反革命分子”座谈会。会上，千家驹说：“肃反应发动群众，这是对的。但过去在这个工作上可能有些毛病，形成逼供，用群众压力来逼供。有的群众也不满意这样做法，但不敢公开表示。有的为了表示积极，也只得给人家戴上大帽子，其实并非由衷之言。有的知道这样做不对，比较沈默的，结果组织上要他检查思想，认为他有顾虑。肃反中这种不实事求是的逼供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父亲看了发言全文，很满意。
一次，民盟中央讨论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讲话。千家驹向民盟组织学习座谈的人建议：“民盟中央学习性质的座谈会，应该取消纪录，这样才好敞开发言。”会毕归来，父亲得意地说“我没有看错人吧？”（同上书，页80-81）
1957年1月，在民盟的中常委增补会议上，父亲提议储安平接替胡愈之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提议千家驹担任民盟中央《争鸣》刊物的总编辑。四月四日《争鸣》邀请出席民盟全国工作会议的人士座谈。会上，千家驹对《争鸣》月刊的性质和目的作了说明。……没多久，好消息传来！虽都没料到第四期的《争鸣》发行总量，居然超过了民盟全体盟员的总人数。罗隆基也欣赏改刊後的《争鸣》，并邀请千家驹到他担任部长的森林工业部做报告。
紧接着，千家驹在有章,罗参加的小型会议上，提出《争鸣》的人手不够，房子也少，希望大家支持。父亲马上答应。罗隆基也同意。（同上书，页82-83）
底下一节小标题是《说着“拳拳” 听者藐藐》。毛泽东要“引蛇出洞”了。
1957年4月30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指出当前的形势对知识分子来说，够不上真正的春天，还有些寒气，并鼓动党外人士对共产党领导科学机构,高等学校提出意见。“讲话”属於“内部”的，性质保密。但几日内，大家都知道了。知识分子心花怒放，民主党派欣喜欲狂。像章伯钧,罗隆基这样一些早就惦记着大干一场的人，忙不迭传达,扩散,开会,请客,议论,……乐疯了。（同上书，页84）
现在看来，毛的话本来意思很清楚。他说的是让党外人士就中共领导科学机构和高校问题提意见，其中关键词为“中共领导”，涉及范围限於科学机构和高校，也就是周恩来的国务院科教文委员会和其下第二（文教）办公室。
章罗竟然不假思索地自行解读，完全捉错用神。
5月5日父亲在民盟中央传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时，说“党委制可以取消，不要由共产党包办。”兴奋的千家驹立即跟进，亲自起早组织“取消党委制”的约稿通知。
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代表民盟中央参加5月11日座谈会的是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黄药眠和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千家驹。发言的人共有八位，其中千家驹的讲话很尖锐，非常惹眼。他谈了这样几个问题。一个是有职有权问题。千家驹说：“在机关中工作的民主人士，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有职无权的现象，有职有权的也有，但是少数。一般说，如果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水平高，有民主作风，非党人士权就多一些；如果党员作风偏狭，宗派主义情绪严重，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就突出。高教部和教育部住在一个院子，据说情况就不同。几年来，党中央,统战部一再强调民主人士有职有权有责，虽不能说没有改进，但为什麽问题仍然存在？这除了没有贯彻统一战线政策以外，还有个制度问题。就是没有好的制度来保证民主人士有职有权，也没有制度来制约党员大权独揽。共产党是领导党，党员要在工作中多负些责任，党组要保证机关工作任务的完成。这是应该肯定的，没有人反对。但事实上，现在党委或党组代替了行政，党组的决定有时不经过行政而下达。有些决定，担任科员,秘书的党员都知道了，而非党的行政领导干部还不知道。党的系统应该是一条粗线，但行政系统不应该是虚线。党委或党组应该通过行政而不是直接布置工作。在机关工作的许多党外人士，不能掌握全面情况，许多会不能参加，许多文件看不到，因而无从发挥力量。党内文件,党内会议，非党员自不应阅读,参加。也没有人提出这种要求。问题是有些行政系统的会议也常限制民主人士参加，行政系统的文件也限制民主人士阅读。总是“宁严毋宽”。其实，有些会议并非党内会议，但党员有机会参加，而非党员就没有机会。这已经形成一种习惯。这也是制度问题。“
第二是关於提拔干部问题。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对非党知识分子进步性估计不足。非党员工作能力强，水平高，很少能发挥所长。……
第三，千家驹希望中共更多地深入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而不要只听党员的片面汇报。他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有高度的自尊心，服从真理而不慑於权威。“士可杀而不可辱”。这优良传统，不应打击。”（同上书，页85-86）
底下一节小标题是《他从“中右”挪到“左”边》。
形势比人强。随着“政治风向大变，“整风”转为“反右”，
大获好评的《对於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被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时值酷暑盛夏，会场顿生寒光。在“纲领“五人起草小组里，中央统战部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对曾（昭抡）,钱（伟长）,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做了“右派分子（曾,钱）,”与“中右分子”（千,华,童）两类区分。在一份《中共中央转发中国科学院党组关於召开科学家反右派斗争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文件里面用了一整段的篇幅，通过对千,华,童三人的具体分析，阐明了“右”与“中右”的区别，以及如何界定及展示这种区别。但是，参加会议的科学家对他们三人，尤其是对千和华二人有不少意见。（同上书，页87-88）
於是，在中科院的批判右派分子大会上，千家驹作了《接受惨痛教训，深刻检查自己》的长篇检讨。有人对检讨不满，他也很快对自己作适应性调整，全身心地投入反右派运动，并很快有了一点回应。六月十八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被扩大的与会成员中，头一名就是千家驹。六月二十五日，民盟成立了领导全盟反右整风运动领导小组和整风办公室，胡愈之是办公室主任，千家驹当上了副主任。此後，民盟左派自六月三十日起搞了三个“批罗”专场，均不如理想。八月三十,三十一日连续两天揭批罗隆基，千家驹是三十一日会议上发言的人。他每揭发一件事，都令罗隆基心头一阵紧。1958年1月16日，民盟整风领导小组举行第十七次会议，其中第一项内容就是由千家驹报告民盟中常会扩大会议的筹备情况。他就此从“中右”派挪到了左派。（同上书，页89-93）
笔者摘抄章诒和该书至此，有必要再次插上两句话：请读者切勿怪罪千家驹软弱卑鄙，因为当年笔者在上海交大遭同班同学揪出批斗，只招架了半天便不得不低头“认罪”了。大陆中国五百万五七右派，只有章乃器（1897-1977）先生一人始终没有低头承认自己的“罪行”，他反而对周恩来说道：我是你的下属，从未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坚决拒绝在列举其所谓“右派”的材料书上签字。他会气功，一直坚持锻链身体。中共对之屈打，但他没有成招。
|
章乃器 章埏 |
|
|
底下一节的小标题是：“他是现实的，很现实的。”
到了划右阶段，，已是左派的千家驹不禁摇摆起来。“古往今来皆涕泪，断肠分手各风烟。”在马哲民来京参加民盟中央处理右派分子的会议时，他“拜托管总务的人要在生活上多加照顾，交代还很具体”。马哲民是湖北头号右派，章罗联盟核心成员。千家驹偏偏跑去看望。他还在中常会上与胡愈之,闵刚侯争辩,说“应该发送文件（给已划为右派的中委）”。後来，他还写信给李维汉，说：“反右斗争是必要的，但要防止打击面过宽。”
反右於1958年一月基本结束。随即，民主党派转入整风运动。每个人都必须以书面形式向党交心。在民盟中央，每个人几乎都被贴了大字报。有关千家驹的一百五十四张大字报材料中，都对他实行穷追猛打。之後运动进入自我检查阶段。首先主动提出作自我检查的共有五人，头一个是胡愈之，第三名是千家驹。三月十日晚，千家驹在民盟中央作自我检查。翌日，胡愈之贴出大字报，表示对该检查的不满。第三天，千家驹以大字报方式呈交了第二份检查。紧接着，胡愈之检查，史良检查，吴晗检查，……无一例外。短短半载，毛泽东把民主党派整成了一滩烂泥。他心满意足了。（同上书，页99-101）
然而，物质对於人毕竟是少不了的。反右这根恶藤滋生出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大饥荒。
1962年4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大会上，由千家驹起草并代表另五名经济学家做了一次大会发言，主张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发言赢得好评，特别受到坐在主席台上的宋庆龄的欣赏。……然而，在後来召开的全国人代大会上，民盟中央主席杨明轩发言，说有个别民主党派成员在上次政协会议上竟借庄严的讲坛，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後来，在民盟学习小组会上，李维汉对千家驹毫不客气地说：“家驹同志，你应该好好自我检查一下。”千家驹答：“对了，我应该做自我检查，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积极过，也消沉过；欢喜过，也悲哀过。我们的民主人士很像古代伤春女子：“寄简传书，三回五次，俏心肠再也不慈。多管是要死，俺也肯便死，待一个明传示。”经过“三回五次”的政治运动和日常教训，民主人士才懂得自己再高的职务，无非是“挂个名”，是“一种酬劳”—因为你“参加过反蒋斗争，也就是说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所以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後，需要加以照顾”。而你要真正负责地工作是不可能的。有了这个起码的认识，在以後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千家驹—这个研究经济的人，闭口不谈经济问题，再也不写经济问题的文章。
在民盟高层，一直流传父亲说过的两句话：一句是归纳罗隆基的，说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在野党议员，又是一个蹩脚的在朝部长”。另一句是评价千家驹的，说“他是现实的，很现实的”。（同上书，页101-102）
底下一节的小标题是“惊心危险无处是安澜”。千家驹出生在清宣统元年，活到近乎世纪的尾端才发出一个清净文人自我感召能力，找回了一个近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人生本色。他的转折发生在“文革”。
1966年8月27日，他的家被抄个精光。人被打得血流不止。跟着，民盟中央开来一辆小汽车把他拉到东厂胡同，接受民盟机关造反派揪斗。揪斗对象除了他，还有吴晗，陪斗是父亲。三人跪着，双手向後高举，口衔表明自己身分的大木牌。民盟的革命干部一边批判，一边向他们吐口水。在这个惨境里，父亲与吴晗,千家驹作了最後的会晤,也作了最後的告别。自1957年始，父亲必须接受且也接受各种形式的人格侮辱，尽管父亲说：“这是人不能接受的对待。”对这个突然而至的“不能接受的对待”，千家驹也是不能接受的。会毕，瞒过了家人朋友和同事来到香山，纵身跳下，坠落悬崖。决意以“野死”了段残生，其内心之凄沧绝望可想而知。不想，只是伤了筋骨。
自杀未遂，罪加一等。第二天又被批斗。批斗前，勒令千家驹自己清扫,布置会场。批斗後，勒令他带着折断的肋骨，挂着“吴晗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等五块牌子，打扫厕所。人被侮辱被损害到非人程度，连“死”的自由也没有。千家驹由此而彻悟。他决定留住性命，留住良心。
1967年11月，发妻杨音梨去世。千家驹说，这是对自己一生的最大打击。千家驹一直恨自己，恨自己无力保护病弱的妻子。（同上书，页103-104）
1969年8月，千家驹以“公开审查对象”的身分，随商业系统的人员下放到辽宁的盘锦。
妻子已逝，孩子被隔离。，他与九十五岁的老母相依为命。老人又只会方言，不会普通话，真是风烛残年，命在旦夕。千家驹向军代表提出申请，要求暂缓下放，以待母之终年。答覆竟是：
统统下去，一个不剩。同时还狠狠批了他一顿。这不禁使千家驹联想到幼年背诵李密的《陈情表》，伤心欲绝。封建专制王朝都能讲孝道,讲人性。革命，革命，革到了今天为什麽还不如个有皇帝的时代？
离京的那个夜晚，火车站的月台无人为他送行。孤苦零丁，独自一人在那里劳动：割麦，喂猪，捡粪，除草，施肥，帮厨，挖水沟，看场院，几乎没有一种活儿他没干过。嘴上讲“劳动光荣”，其实，劳动是惩罚。最累的事情，都由“审查对象”去干。干不了？那是活该，根本没有照顾这一条。……他怀着戒慎恐惧整整干了三年。晚年的他在回忆录里说，自己一到黑龙江就体会到古代罪犯充军的心情，同时也看清了某些中共干部的丑恶面目和灵魂深处的东西。逢杨音梨三周年忌日，面对一片荒野，半窗寒月，千家驹深感生命的庄严与渺小。除了叩头认罪，唾面自乾，就是忍受屈辱。……
悠游三年死别离，岁暮严霜有谁知？何当共君诉衷曲，九重泉路会有期。怀念亡妻的千家驹，写下了这首绝句。
1972年年底，千家驹回京休假。自己决定不再回去。……态度强硬的千家驹算是“自动结业”了。他属於自我解放，绝大多数朋友不敢与之往来，各民主党派的学习会也不让他参加。这样，千家驹进入了自我进修时期，从四十多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读到《资治通监》，从《鲁迅全集》读到西方政治家的回忆录，还为《管子》一书做了校正工作。……有人形容1949年後的中国社会，像一座铁器作坊。上面只要有人发话，即有人做铁鎚，有人做铁砧。我想千家驹应是在先後做了铁鎚,铁砧之後而猛醒的。（同上书，页104-106）
底下一节的小标题是《我要过自己的生活》。
1976年十月，“四人帮”被揪出，举国欢腾。寄希望於共产党新的领导，千家驹不揣冒昧投书“英明领袖”，。信中提出三点：一，起用邓小平；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三，领袖要有朋友，不要只有部下。信从街头邮筒寄出，便无下落。……千家驹判断，这个“英明领袖”不成气候。……
笔者又要插上两句了。本人对华国锋极度拥戴，不仅因为他“一举粉碎“四人帮””，叶帅和汪东兴固然贡献巨大，但决定性的因素在华。他去世後故乡建起华陵，跟民国国父在南京的中山陵南北呼应，相得益彰。
从华陵下的吕梁英雄广场仰观华陵
华陵顶部的墓碑
1979年，千家驹又投书刚刚上台的邓小平，提出四点意见。—信也是从邮局发出的，……。邓小平也没有回覆，但他看了，并印发给中共高级干部。
继而，千家驹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两篇关於国家必须增加教育经费,改革大学教育体制的文章。再接着，他跑遍中国，到各大城市做了不下百次的报告，听众多达五,六千。报告的内容，多为经济问题和教育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後，千家驹恢复了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在政协会上，头发灰白的千家驹在国务院招待所大厅，一眼看见了灰白头发的母亲。他飞奔到跟前，两手扶住母亲的胳膊，眼圈蓦地红了。……後来，母亲告诉我：“在政协会上，见我落泪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千家驹，另一个你猜是谁？”我猜不出，母亲说：“想不到吧？是李维汉。他说到伯钧时，脸上清泪两行。“
笔者认为，李维汉属於天良未泯的共产党人。他在毛的淫威下不得不把许多知识分子划为右派，或者可以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来解读他的困境。他的资格比邓小平老得多，而邓却是全无人性的共党死硬分子，跟毛独夫心心相印。
千家驹复出後，极力为章罗联盟鸣冤叫屈，对右派改正问题仗义执言。他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发言说：五十五万右派份子（此乃中共官宣的说法，实际应为五百多万—张注），现在只有五人被保留。我是学经济的，用数字来说就是反右运动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是非常荒谬和错误的。为什麽中共偏还要坚持说它是正确的呢？
千家驹其後再婚，但与子女闹翻。母亲劝其要处理好。千家驹表示：“我态度明确，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
下面一节的小标题是《其实，我一直很内疚……》
1985年，在全国政协二楼会议大厅，由农工中央,民盟中央联合举行章伯钧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父亲的老友来了一些，千家驹是第一个。
散会时，民盟中央副秘书长金若年对母亲表示感谢，说：“参加这个会很受启发。李大姐，我想我们民盟也应该给罗隆基先生举办个纪念会。”
三年後，也是在全国政协二楼会议大厅，民盟中央举办罗隆基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发言者包括罗隆基的亲戚，人人举着稿子读。……气氛刻板而冷凝。……旁边有两个女工作人员，在悄声嘀咕：“她（指我）从哪儿来的？还挺有感情。”我掉头即骂：“你们他妈的是罗隆基的什麽人？我要是情妇，你俩就是娼妇！。”
大会十时开始，由楚图南主持。在叶笃义讲话之後，千家驹要求发言，主席同意了。他是罗隆基纪念会上唯一站着讲话的人，手上没有稿子。他说：“……1957年，我们民盟对他的斗争，我认为是错的。……（当时）我是一个积极分子。这件事在我的内心一直是不安的，很内疚。……那个时候划为右派的，绝大多数不是因为他说了错话或过头话，而是因为他讲了真话，老实话。”“现在很多右派都平反了。平反的人包括民盟的费孝通,钱伟长，没有平反的罗隆基在思想上，的确与马克思主义有些格格不入。但他内心是拥护人民政府，从来没有打算推翻它。……他也很想把自己贡献出来，为这个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结果，我们把他定为一个右派！”“下一个问题，是章罗联盟。章罗联盟，我认为是很冤枉的。那时，我是一个积极的批判者。现在我很内疚。其实，我一直很内疚！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藉此机会说几句话。尽管党中央没有对章罗联盟表态，但我认为章罗联盟是千古奇冤！事实可以证明，根本没有这样一回事嘛！”话头突然顿住，千家驹静默片刻，又道“我今天一定要说这样几句话。我很激动，语无伦次，如果说错了1，请大家原谅。”刻板的会场，顿起波澜。我抬头仰望，大厅水晶吊灯像闪烁的星光。如果天国里有罗隆基的身影，如果又刚好打从这里经过，听到了千家驹的这番讲话，我想，他或许会因落泪而摘下眼镜，或许还会笑着说：“老千，何必道歉。你不就是个积极份子嘛！”-目光亲切而怅惘。……母亲发言之後，楚图南宣布散会。许多与会者赶过去和千家驹握手。离开政协礼堂的时候，千家驹对母亲说：“章罗联盟千古奇冤，不但要讲，我还要写出来。”“国内不许发，就拿到海外去发。”（同上书，页114-116）
底下一节小标题是《渐成“另类”》。
“秋风未动蝉先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後期，……渐变为独立知识分子的千家驹在民主人士中渐成“另类”。他敢言,直言,诤言，也因为敢言,直言,诤言而声名日隆。……他多次呼吁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多纳忠言，少唱颂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就一篇讲话稿覆信千家驹，赞扬他对国家大事直言不讳的风格。……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千家驹愈发地引人注目了。
1984年，千家驹听说中共要“整党”，薄一波是整党负责人之一。他给薄一波写了一封信，提出必须整顿文风。……这封信在新闻界引起很大震动。但这次整党，却令他失望，……他说效果恰如老百姓所言，是“认认真真走过场”。
这一年，几家日本媒体和学术团体，请千家驹到日本做学术讲演。……呈报国务院批准後，……不想节外生枝，中共通过民盟中央，说服他不要出国。那天，既是民盟中央的三个副主席,也是三个中共党员的胡愈之,萨空了,高天约他谈话，说日本不安全。千问：“前些天，不是费孝通同志还去了日本回来了吗？”答：“孝通与你不同啊……”
1986年，千家驹在全国政协大会发言，讲物价问题和修建三峡大坝问题，…….会场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一些中共干部不刊发他的讲话全文，还在背後整他的材料。……
1988年，千家驹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了“关於物价,教育,社会风气问题”的发言。就是这次三十分钟的讲话，博得三十一次的掌声，连政协会场的工作人员和新闻摄影师，都放下手里的活儿，使劲鼓掌。宣布散会，各路记者涌到千家驹跟前要求采访。……这篇轰动大会的发言刺痛了官方，中央各大报均未刊出全文。（同上书，页118-120）
底下一节小标题是《可怜寂寞无穷恨，憔悴江湖九世魂》。
1988年十月，民盟举行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我被推为代表，……中午在京丰宾馆刚吃过午饭，……便迎头碰上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千家驹。他约我一会儿到他房间。……他问起母亲的身体，对於修改盟章，他说应标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他讲了宋美龄的信被蒋介石拆阅後三天不理蒋的故事，说它告诉我们民主与专制的区别是什麽。章诒和说现在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千家驹嘱咐她要向他父亲学习，还有努生（罗隆基）。……在这次大会选举中，千家驹以最高票当选为新一届民盟中央委员和副主席。
1989年春全国政协召开大会，事先，民盟中央便有人对千家驹说：本届政协大会民主党派成员发言，应代表组织，而不是个人。换句话说，千家驹要发言的话，必须先要通过民盟中央。见政协大会民主气氛日益稀薄，这次会议他藉故请假了。（同上书，页122-124）
四月，《世界经济导报》发表的两篇文章，引人注目。一篇是温元凯写的关於政治改革。……另一篇则是千家驹的《倒退不是没有可能——读李鹏“政府工作报告”》。文章就像当年储安平抛出的“党天下”，惊天动地，雷霆骤鸣。《新民报》老板陈铭德对章诒和翘起了大拇指。
一语成谶。六月四日，天崩地裂，栋毁梁摧。千家驹所言很快应验。……一天晚饭後，全家照例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电视里出现费孝通和其他民主党派头面人物慰问戒严部队官兵的镜头。……第二天，文化团体的一些老盟员聚会，提起民主党派慰问戒严部队，个个无语凝咽。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老教授，双拳紧握，失声而呼：“耻辱，耻辱！我要退盟！”隔了几日，一天深夜母亲让章诒和把她丈夫马克郁找来，说打算在金水桥前自焚抗议。克郁说我们拿着汽油能走到天安门吗？母亲闻言，垂首弗应。“可怜寂寞穷途恨，憔悴江湖九世魂”。四周万籁俱寂，窗外明月如水。（同上书，页125-128）
底下一节的小标题是《满腔心事向谁论》
局势丕变，千家驹绝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他对家人说：“杀人还杀出理来了！”“乃国民党统治时代所未见，亦北洋军阀政府所未见”。於是，愤然而走，怅然而去。有人说，他是一以“走”来做无声的抗议。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1989年7月初，千家驹投书台湾《传记文学》主编刘绍唐先生。信尾有这样一句：“弟日内将有远行，待行踪定後，国内外传媒或会有发表。”7月10日，人们从台湾的《联合报》上读到一则“大陆着名经济学家千家驹逃离大陆，八十高龄受点名批判，前天经港转往安全地点”的消息。知情者释然於怀，不知情者目瞪口呆。而千家驹的“走”和美术家的“退”（盟），则应视为是保持血性和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人类尊严的维护，同时也是对现行政治的失望。
离开大陆的三年时间里，千家驹回望旧事，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七十年的经历》，一本是《发愤集》。前者为传记性质，後者属杂感文章。有人评价说：“千先生在这两本书里，不讳言早年沈浸马克思主义，也不讳言他早已决定跟共产党走。最值得敬佩的是他垂暮之年，毫无顾忌地写出他自己想说的话，无论是对国民党,对共产党以及对中共领导人与在“反右”“文革”中的种种……”千家驹抵美後，没有参加任何的民运组织与活动。他翻检半个世纪以来的人生经历後，沈痛地说：“我为了新中国的实现，为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奋斗终身，结果落得一场空，真叫“枉抛心力作英雄”。我现在还追求什麽呢？虽然，我深信祖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一个有四,五千年文化的中华民族决不会被开除“球籍”，民主终将取代专制，自由终将取代奴役，理智终将战胜愚昧，但我这一辈子也许是看不见了。一个人再没有比为之奋斗终身的理想，竟被实践证明原来是是一场春梦，醒过之後更为痛苦的了。”
夕阳在野，彼岸的景致当是苍凉又静谧的吧！“满腔心事向谁论？可怜天地无家客。”他在抗拒着时间，也在反抗着命运。……酒阑烛跋，追怀述往。……这里面，有倔强自负，悲凉寂寞；也有慷慨大义，英勇无畏。
1991年3月，七届全国政协举行第十三次会议常委会，会议撤销了千家驹全国政协委员及常委职务。在此前後，民盟中央也“吊销”了他民盟中央副主席,常委等职务。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叫做“一撸到底”。……风起雪飞，茫茫如烟如雾。……醒对潇潇夜雨，梦游无限江山。流血的地方，没有了痕迹。金水桥畔，已是车水马龙，红尘万丈。
撤了千家驹，民盟清净了。八个民主党派争相输忠尽智，办实事，办好事。比如，建国五十周年大典在即，中共内部有人撰文，感叹五十年之风雨苍黄。而某民主党派的一个副主席则提议建座有永恒意义的中华世纪坛。两厢对照，颇有角色互换之感。
不久，我去闽南出差，进了一家餐馆。那里面，有八个侏儒做服务生。一个福建戏剧史专家问我：“诒和，你看他们像谁？”“像什麽？”我反问。“像不像现在的八个民主党派呀。”
这一年的十月，千家驹发表了着名的《致中共元老陈云,薄一波的公开信》,针对中共提出的所谓“反和平演变”与“反西化”方针，明确指出，唯有和平演变才能救中国。他对社会上层腐败的指责，措辞尖锐，态度激烈。虽关山万里，远隔重洋，但我依然感受到千家驹昔日那股飞扬之气，感受着他维护到最後一刻的清明理性。
後来，从海外传来他在星云大师主持下皈依佛门的消息。乍一听我是不信的，转而又想：在极端复杂的政治环境里，此举也许是近乎明智的选择。（同上书，页131-132）
底下一节也就是最後一节的小标题是“悄然落地，凄然而死”
1992年，经江泽民,乔石,李瑞环签字，同意千家驹返回大陆。此举我认为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回家，回家，就是要回家。……记得父亲在1949年以前，曾多次流亡海外，逃日本，避香港。返回大陆时，国民党,蒋介石好像没要求他写过什麽悔过书。据说，千家驹给官方高层写过信函，只是请求回家。
一日刚吃过晚饭，我哥哥电告电视里千家驹正在讲自己学习“三个代表”的收获。……我以为九旬老人自当静卧床榻，生命难道真的是件无可推诿的苦差吗？再一细想，也好。千家驹的萤屏露面，当众表态，正如一盘对峙多年的棋局，总算收场了。
返回大陆的千家驹在深圳生活，他最後几年是怎样过的？我四处打听，却无从知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罗隆基死於孤绝，章伯钧死於孤绝。时间跨越了半个世纪，千家驹仍死於孤绝。
千家驹2000年9月3日病逝於深圳。……深圳是特区，属於国土，算是叶落归根，这符合他的心愿。……千家驹追悼会定於九月十一日在深圳举行。……因所有的花圈均为纸质，令家属无法接受，使丧事又推迟了一日。听朋友说，千家驹在深圳看病欠下许多药费，是李瑞环得知才准予报销。……
山之陬，水之涯,埋没英雄几许？……乡亲们爱戴千家驹，将骨灰安葬在青山绿水之间，……千家驹魂归故里，子女们感念不已，他们决定在家乡设立千家驹教育基金。……
千家驹已然远去。那些消失的名字，自然带走了他们曾经发出过的声音。……从我的记忆里，读到的都是泪。（同上书，页133-136）
2026-3-18下午11:42完稿
- 🔥免费PC翻墙、安卓VPN翻墙APP
- 🔥灵魂之谜|中华文化|治国大道
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