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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正在有情无思间》
张成觉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面对亡国灭种危机，泱泱中华无数知识精英挺身而出。其中1936年“七君子”案尤其备受国人瞩目。“七君子”就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和沙千里。
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在苏州监狱被释放前的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上述七人中，史良是唯一的女性，而且是“自行投案”的。章诒和在《最後的贵族》（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初版）里，以《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为题作了记述。笔者曾多次重读，近日又仔细翻阅，颇有感触。
一言以蔽之，她的身影毫无疑问将长留在中国当代史中。
史良（1900-3-27—1985-9-6）江苏常州人，律师、法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首任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她於1942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後历任民盟第一届中央常委、副主席，第二、三届中央副主席。1979年10月，当选为民盟第四届中央主席。在担任民盟第五届中央主席期间，於1985年9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维基百科有关条目）
她1927年从上海法科大学法律专门部毕业後，被分配到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1930年，又出任青岛国民党特别市党部训政科主任；1931年，回上海开业任律师。期间与中共高层邓中夏等过从甚密。此後一直是亲共左派人士。
但她和章伯钧的友情持续了二十多年。
在《最後的贵族》的《自序》中，章诒和写道：
“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我仅仅是把看到的,记得的和想到的记录下来而已，一共写了六篇，涉及八人（不包括我的父母）。这些人，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前者如罗隆基,聂绀弩，後者如潘素,罗仪凤。他（她）们有才,有德,有能，除了史良，个个心如天高，命如纸薄。可说而不可看，或者可看不可想。过去，咱们这儿总喊“解放全人类”，却残酷地践踏身边的人。其实，不论贵贱和成败，人既不应当变为圣像，也不应当遭受歧视。”（摘自该书自序）
由此可见，史良并非“命如纸薄”，尽管家庭生活有过波澜，但整体而言夫妻和睦。
史良的人生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经历了大转折。具体地说，是在当年六月十四日晚民盟中央小组会议上。
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这个发言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是她继续帮党整风，给司法工作提意见。史良说：“关於司法，我认为的确这几年来成绩是巨大的，为人民作了很多事情，但缺点和错误是不容忽视的。审判机关历年来在’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中，是错判了一些案件。可是，我常听见一些司法干部，甚至是一些负责的党员干部说：’我们的错判案件只有百分之几。’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自满情绪。诚然，错判案件在整个判案数中是只有百分之几，甚至是百分之一，但对於被错判的人则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不幸了。我是拥护毛主席关於’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的。有的案件判错了经过当事人申请，甚至有关方面和上级司法机关指出，审判人员也明知错了，但不肯承认错误，宣告无罪释放，还要硬找人家一点小辫子，宣判为“教育释放’，其实应教育的不是无辜被告而正是主观主义的审判人员自己。更坏的是本来错了，还迟迟不愿改正，使被屈的人不能得到及时的平反。这是不能容忍的。其次，在对待我国原有的法学家上也是有缺点的。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在思想改造中，对待有些老教授们是很不尊重的。当然，必须肯定，一切法律都是为阶级服务的，所有旧司法人员是必须经过改造的。但是对一切愿意改造和批判自己旧法观点，并愿意为我国社会主义服务的法学工作者也应给予机会，使其发挥作用。可是，在院系调整中，不少地方曾对某些教授在一个相当长期内，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组织学习，闲置一旁，无人理会，形同坐冷板凳。有的即使安排工作，也有安排不当的，或者无法发挥其潜力。我认为这是由於某些党员的官僚主义和宗派情绪，因而对本来想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我国法学事业贡献力量而又不能发挥潜力的教授们的苦楚心情，是领会不够的。因此，我们认为对原有教授和法学家们愿为社会主义法制服务的热诚及其潜力，应有恰如其份的估计，并进一步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这段话，表现出一个着名法学家的水准，一个司法部长的责任心。（《最後的贵族》，页15-16）
笔者不厌其烦地整段转引史良的发言，是因为它滔滔雄辩，无懈可击。“诚然，错判案件在整个判案数中是只有百分之几，甚至是百分之一，但对於被错判的人则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不幸了。”端的舌粲莲花，堪称掷地有声。稳稳站在掌权者的立场，却看似为蚁民请命。“共产党”这个关键词只出现了一次，但句句都浸透了“伟光正”的汁液！什麽叫做“非党的布尔什维克”？这就是活生生的样本！
当然，有爱就有恨。“史良发言的第二段是以储安平为靶子”，语言犀利，一针见血。她说：
现在在我们民主党派中间发现了这样的一种人：一面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另一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硬说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一面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另一面污蔑共产党存在着“党天下”“家天下的清一色思想”；一面说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另一面散播诋毁共产党,辱骂党的领导人的言论，挑拨和煽动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恶感。……同志们，你们一定都明白，我所说的那种人是谁？那就是储安平，还有公开和暗地支持储安平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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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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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良这段话里提到“辱骂党的领导人的言论”，她指的是什麽呢？原来储安平在发言第二段里说了：“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储安平讲的“小和尚”“老和尚”这两个词，出自毛的话，是毛故示“幽默”，指代下面的共干和自己。就像毛自诩“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可以这样说，别人不能模仿。否则便属於“大不敬”！史良深知这里面的奥妙，改用“辱骂党的领导人的言论”表达。大律师字斟句酌，水平真高！
图穷匕见。史良发言至此，话锋一转，进入了最为重要的矛头直指父亲的第三段：
“在这里我要向章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伯钧并没有说明他自己对储安平的发言，采取什麽态度？也并没有分析储安平的错误在哪里？……没有说明储安平是在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调，企图“从根本上动摇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总而言之，伯钧对储安平的批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我要问伯钧，你是不是也有所顾虑，所以故意含糊其辞，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储安平的本质呢？……伯钧是《光明日报》社长，社长应当负报社的政治责任。因此储安平的这篇发言在事前是否向伯钧请示商量，发表以後伯钧有没有向他追问，你有没有向他表示过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意见，像这样的关键性问题，我认为伯钧是有责任向大家交代清楚的。记得上星期六晚间（六月八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社论即指《这是为什麽？》）。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麽意思。……今天我在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史良的结束语，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後，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第二天近午时分，同时送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这篇新华社的通稿是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父亲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後自有定评”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母亲看罢，几乎难以相信洋洋数千言，竟是从史大姐嘴里说出来的。……吃了午饭，父亲对母亲说：“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同上书，页17-20）
该文开头第二段首句写道：“她（史良）是我小时候崇拜的高贵又美丽的女性。”每次到访都打扮得特别漂亮。“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别人也能如此。”下面记述了“一件小事”—她看到章伯钧家中的洗脸毛巾都用到发黄发硬了，就特地送了两包共二十四条给他们，说“一条毛巾顶多用两周”。章诒和问父亲：“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过得有点奢侈？”她父亲说：“这不是奢侈，是文明。”
对比从来不洗澡也不刷牙的“伟大领袖”，史良似乎属於活在另一个世界。不过，作为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她跟山沟里出来的土八路及其领袖都相处得很好。
她的自制力极强。1956年她访问印度，参观一个比较先进的工厂，钻头切削下来的钢丝耀眼又美丽，她伸出左手去拿一根钢丝，随即把手缩了回去。身旁的工作人员问她烫着了没有，她笑着摇了摇头。回到宾馆，章诒和母亲（医生出身）赶紧拿自己带的消肿膏给她抹上。她泰然自若，一声也没叫唤过。
这年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开会。时为交通部长的章伯钧邀请苏联专家乘船去视察秦皇岛，那天风浪特大，好多男人都受不了。章诒和发现整条船上唯有史良正襟危坐，保持着正常的表情和应有的风度，连她脚上的高跟鞋也是那麽地昂然挺立。洋专家非常佩服，争先恐後地要求“和史部长合影”。她摇头说“不行。”理由是：“在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场。遗憾的是，他今天没有来。没有他或者有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
章诒和接着写道：“古书上说：’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我面前的这个女人，却让我感受到有容,有执和有敬。”（同上书，页10-11）
史良的丈夫名叫陆殿东，比她小十岁。她在上海已是名律师时，他还在法巡捕房当文员。小陆年轻英俊，英语流利，法语也不错。孙夫人（宋庆龄）介绍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史良出资让小陆到美国和法国留学。不料他在美国和一个漂亮姑娘关系密切。孙夫人得知十分生气，把小陆招回。选了个良辰吉日，由沈钧儒主婚，他们很快结为夫妇。後由周恩来安排担任外交部的专员。1976年周恩来逝世，在外交部召开的追思会上，小陆谈到总理对他的关怀时，激动万分引发了心脏病猝死。（同上书，页8，23）
1966年冬，民盟中央通知章伯钧去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不料他只是陪斗。原来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关干部，偏要她把腰弯得低低的。他们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写给老罗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麽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史良好像又回到了从前。……今天这个会，最让我心痛的是，民盟会堕落成这个样子。”……而这个如此下作的批斗会，成了他们最後的会晤。（同上书，页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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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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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2月，趁着春节拜年的喜庆日子，章诒和陪母亲拜访史良，打算搜集一些章伯钧生前的照片。秘书说史委员长的所有资料都概不外借。临别时史良送了五元钱给章诒和做压岁钱。
“清禽百啭似迎客，正在有情无思间。”1985年史良病逝。她没有子女，几个侄辈认为史良的首饰可能值些钱，便提出分割,继承的要求。经请示，先去珠宝行监定其价值。结果是全部加在一起，也就值个三千块。後辈一致表示放弃要求。珠宝行的监定着，不知道这些假首饰所有者，是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首任司法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一个叫史良的女人。即使晓得了姓名，他们也未必知道史良是谁。
2026年3月27日上午3:36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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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