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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不尽的储安平
张成觉
章诒和所撰《最後的贵族》（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一书中，以《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为题，描绘了储安平的形象。
端木露西与储安平结婚照
章诒和把她父亲章伯钧跟储安平比喻作“两片落叶”，饶有深意。这两位知名人士“五七反右”时遭到大陆中国全民共讨，正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从之前的高位落到泥潭，紧挨在一起蒙受没顶之灾。不过，此非他们本人的意愿，乃时也命也运也！
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章诒和写道：
在我所结识的父辈长者当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储安平。（《最後的贵族》页30）
窃以为，储安平应属章诒和“所结识的父辈长者当中”最敢言的一位。例如，上世纪抗战胜利後国共相争胜负未分时他写道：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1947年3月8日，《中国的政局》
十年後中共已经稳坐天下八年多的1957年6月1日，他竟斗胆向毛周公开进言。
储安平在统战部最后一次座谈会上以《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表了千字左右的意见，他认为三大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在于“党天下”。据参加会议的记者说，储安平发言时，北京大学校长、着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坐在沙发上击节赞叹：“VERY GOOD！VERY GOOD！（非常好！非常好！）”储的发言见报的当天（6月2日），本报编辑部有人拍着桌子叫好：“这篇发言顶得上八篇社论！（摘自殷毅《香花毒草任凭说—〈第一朵迎春花〉背後的故事》原载《光明日报新闻内情》）
笔者1957年6月初（差半年才满十八岁），作为交通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首次读到储安平那篇振聋发聩的发言时，就被“党天下”这三个字扣动了心弦。岁月流逝，此刻已是2026年，新世纪过了四分之一了。身为八十有七的老朽，仍然对之拍案叫绝。但想深一层，储安平本人更值得读者思考：为什麽偏偏是他“太岁头上动土”，出了这个风头？弄到毛几个晚上睡不好觉？笔者以为这当中一言难尽，概括而言应归因於：
一，家庭环境使然；
二，本身的天赋；
三，留英所得；
四，胡乔木看走了眼；
五，国际国内大小气候的影响。
下面仔细道来。
储安平出身於宜兴望族。其十二世祖储昌祚、九世祖储方庆、八世祖储大文皆为进士。他出生後六天即丧母，14岁丧父，依靠祖母、伯父储南强抚养成人。储南强肄业於江阴南菁书院，与吴稚晖是同学兼挚友，曾官南通知县。1916年，储进入伯父在当地办的武庙小学。他很小就离开家了，高中是靠伯父的资助在南京读书的。就在他 17~19 岁的这段时间，功课之余，开始化名写小说。他的作品在《申报》上连载，拿到 200 多元稿酬。用这笔钱，储安平只身到上海，报考光华大学。他的小说后来集成一册出版了，名为《说谎集》。1928年9月，储安平考入光华大学文科政法系，爱好文学创作，是为「新月派」後起之秀，与徐志摩等人均有往来，徐也是这个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大学期间储曾担任《光华周刊》的主任，为之後在传媒的工作打下基础。当时胡适、徐志摩、张东荪、罗隆基、潘光旦、田汉、邵洵美皆在光华任课，储也因此与之相识。在光华，端木露西是比储安平低两级的校花，两人相识相恋。1934年，端木露西与储安平结婚，先後共育有四个孩子。储安平大学毕业後，任《中央日报》编辑。1935年4月24日，《中央日报》副刊《妇女周报》创刊，端木露西（笔名路茜）任主编。1936年底，端木露西随储安平赴英国学习教育学，储安平比端木露西早一年到英国。
1938年，储安平和端木露西因抗日战争爆发，学业未完成即双双归国到重庆。储安平任《中央日报》国际版主笔，端木露西同在《中央日报》任职。《中央日报》社社长程中行追求端木露西，最终得手。储安平得知後，向同乡、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告状。吴稚晖将此事转告蒋介石，蒋介石乃痛斥程中行，程中行请辞《中央日报》社长，於1940年秋下台。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惜才，认为「风流无罪」，乃将程中行安排至监察院当秘书长。
1940年11月，储安平获聘为国立师范学院教授，端木露西与储安平一同来到湖南省安化县，端木露西在国立蓝田师范学院附中教书。在此，二人开办一家出版社，名为「袖珍书店」。1943年5月，储安平主编《袖珍综合文库》丛书出版，其中收有端木露西的《海外小笺》，内有她致储安平的十余封信。未几，储安平与端木离婚，四个孩子由储抚养。之後，端木一直用「端木新民」这一名字。1946年，她任教於上海市立敬业中学，深受学生爱戴。後和上海水产学院教地理课的孙西岩结婚，1964年，端木露西因病提前退休。1960年代後期，她因直言不讳而屡遭打击。晚年，丈夫孙西岩逝世後，端木露西独居在陕南村寓所至1998年病逝。
1944年豫湘桂战役爆发，储安平随学校逃难。1945年11月，与力报的主事者张稚琴创办《客观》周刊，任主编。《客观》一经出版便洛阳纸贵，但因和副刊编辑聂绀弩笔战，1946年春离开《客观》杂志，1月6日，在重庆筹办新刊，定名为《观察》，任社长和主编，并使得《观察》成为国共内战时期着名的自由主义刊物，8月，任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并在新闻系兼课，讲授《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9月1日，《观察》半月刊创刊，这本杂志的宗旨是「代表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对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做毫无偏袒的评论」，基本立场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以「高级知识分子」为阅读对象。储安平对国民党有批评，比如称其「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也对共产党有批评，比如称「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还对美国也有批评，他的《中国的政局》一文对两党，还有自己所属的自由思想分子，都提出批评，其结论是，「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在《观察》上『中间路线』的代表人物发表了大量讨论『第三条道路』的理念和主张。
1947年2月，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上主张清查孔宋产业，并发表名文《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轰动一时，储安平也向傅斯年约稿，很快便在《观察》上发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一文。储安平非常感谢傅斯年的文章，对其盛赞不已，而且期待中国政治界能出现更多的傅斯年一改中国的政治文化。这年学潮汹涌，储安平也在《观察》上连续发表文章支持学潮。7月，国民政府发布『戡乱总动员令』，11月，「民盟」也被归为反动团体解散，这些事件也让储安平的思想有所转向。
1948年10月，《观察》发表张申府和杨人楩两篇反对内战的文章，这时正值辽沈战役接近尾声，而这两篇文章呼吁停战，这也引起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不快。11月27日，《观察》刊出的张今铎所撰的军事通讯《徐淮战局的变幻》，报道了国军统帅部在徐蚌会战中的战术改变和新武器的大量使用，以及「分析陈布雷之死与翁文灏之拖」，蒋中正说：「我们的军事机密已经被人家在杂志上泄露了，还打什麽仗？」，下令追捕该文的特约记者。1948年12月25日，查封《观察》和逮捕《观察》工作人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观察》事件」。此後，王造时出面，以自己的影响力多方奔走，给当局施压。并於1949年2月，亲自担保和营救了包括美术家朱宣咸在内数位《观察》人士出狱。储安平在查封之前就已逃往北平，12月30日，北平的警察闯入《大公报》社等待抓捕储安平，这时储安平於楼邦彦、王铁崖等好友家暂避，未被逮捕。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提出的元旦求和文告提出和平谈判八项条件，北平有多位知识分子和社会人士表示支持，储安平也联署通电表示拥护。4月22日，参加『民主人士东北参观团』考察中共控制地区的情况。归来後被安排住进了远东饭店，正式成为内定的政协代表。1949年11月1日，《观察》正式复刊，但封面上的Independent（独立），Nonparty（非党）字样不见了。1950年，《观察》终刊後，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下半年由潘光旦和费孝通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9月，加入九三学社。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5月由胡乔木安排下到达青岛度蜜月，其後开启了为期两年的新疆之行。1956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
1957年4月1日，经胡乔木推荐任《光明日报》总编回到北京工作，他在赴任之前借用主编的身份说服许德珩，接过了《九三社讯》的主编，在他手中这本杂志也变成了九三学社鸣放和整风的阵地。
1957 年 4 月 1 日，储安平正式上任。完成这一形式的，正是对他 “不好拒绝”的章伯钧。请看他自己的回忆:
上午 9:00，章陪我去了光明日报，到了报社，各部主任都在欢迎我们。章伯钧说:“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 停了两三分钟，他又和别人闲聊了几句，坐了五六分钟，他就先走了。
接着当然是新任总编致辞。储安平此时抛却了 1946 年办《观察》时的作派， 不再强调自由、民主、进步、理性。他开场的一番话至今光明日报的老职工都记得:
“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 。”他们还记得，在后来的编辑部大会上，他也一再重申:“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以后若是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
他开始上班了。当时，共产党支部在光明日报的活动是地下的，组织生活总是在下班后进行，而且是在常芝青家。但民盟的组织生活在报社内完全公开。4 月 9 日，储安平回娘家一般地参加了民盟支部的组织生活，还发表了讲话:
4 月 1 日来时，心情很平静而从容。和大家相处如家人感觉。为什么?是否胸有成竹?是否有大政方针?是否拉了多少稿?是否摸了底?我却什么也没有。 只准备和大家商量。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待人，向人学习。
在讲了对这张即将接手的报纸的印象之后，他又说了一番其实不该在这种场合说的话，后来都成了揪住他打个不停的辫子。不能说他对这种“受命于非常时刻”之凶险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对凶险将来自何处显然估计错了地方:
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无困难，这是规律。民主党派多，一定要挨驾。我们要估计到这些困难，做得尽力，骂也不怕。
办报就在风浪之中。是否符合事实，风浪也不怕，要登。要精神，要沉得住气。
接着，他开始一一拜望各民主党派的宣传部长和大学里的着名教授。前者属于例行公务，如民进的冯宾符，农工的严信民，民盟的罗隆基、萨空了，民革的王昆仑等等。后者当然都是一些声气相通者，包括数十年旧游:袁翰青、金克木、 杨入楩、费孝通、钱伟长、彭子冈、王恒守等等。这些人后来当然也一个不漏地同时被激发起来，又同时遭到反击。就在这前后，他开始与编辑部的同人交谈— —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他“见了94位同志，其中26 位是个别谈的”。虽然这 在后来也成了罪行:“施展卑鄙伎俩，企图从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这个环节上来拉拢、收买青年，篡夺党的领导，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准备着后备力量 。” 不过，这种干劲，在光报创始至今的十多位总编辑中是绝无仅有的——当然，这也有说道，“反革命热情高涨”云云。汉语的遣词与思维逻辑到了这个分上，真个是“无声胜有声”了。
当时，常芝青还未撤出，作为原任，储安平对他起码在表面上是很尊重的。 比如第一次向社长章伯钧汇报工作，就是在与常及总编室主任高天充分商量并取得一致意见之后。但此时他一定感到当初勇气十足的单枪匹马上任是有些唐突了。这感觉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毛主席共产党这种宏大的气势面前，他的班子有点力不从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也是他后来最大的罪状之一——“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党)鼓励大家鸣放，而光明日报在鸣放的报道上落在后面 ”， 费孝通当时是这样描述他的:“很起劲，把光明日报看成他办的企业。”
他开始拉人。首先盯住的当然是大公报，他就商于常芝青，能否在保证光明日报领导层有 4 名共产党员的前提下，请王芸生在这要紧的时刻帮一把。然后是亲自出动拉人，为光报拉有学问、有能力、有影响，还要有色彩的人。最先盯上的是潘光旦与费孝通——他这时肯定已经完全忘掉费先生 50 年代初在他的复刊的《观察》上发的那一串既无学问也无色彩，而且自己决不会将其选入文集的那些准垃圾，他更看重他真正的人，而不是作给人看的人。他向他们交待政策—— “政策”是储安平之流说了算的吗?这实在滑稽，也实在堪怜——拉稿，责备费先生不该把《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样的好稿给了人民而不给光明。他计划给费专辟一个专栏，甚至要将费调到光明日报社，已到问费一个月拿多少薪水的程度。
他深感光明日报缺乏笔政人才，罗隆基向他推荐陈新桂，说这是民盟总部干部中理论水平比较高的一位。储进一步打问此人为人作风如何，是不是容易共事。 罗隆基说:“这一点要说清楚，陈这个人很直爽，有话就当面说，不顾别人的面 子下得了台下不了台。”这种特色(或称缺点)储安平绝对不在乎的，但章伯钧不同意，只得作罢。后来事态发展证明，陈新桂确是一名干才。他的言论与态度，仅从1957 年暮春的版面上看，如果不是最突出，也仅次于章乃器。反击时那些常用的词对他都失去了效用，只好给他套上一顶无可无不可的帽子“荒谬绝伦”。
他还曾与章伯钧多次权衡，能不能在社委会之下设个常委会，要么多设几名副社长?他还想成立杜委会的顾问团和编辑部顾问组……尽管时刻想着“分寸”，想着各种势力的协调——这事实在够累人的，而我们中国人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他的急切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简直到了不避嫌的程度。不幸的是 (或者说，幸运的是)，他的这些想法，没有一个兑现，包括他带着几乎孩童般的快乐执意要发表的钱伟长夫人与周培源夫人推荐来的一篇小品文《公开征求拼音专家，请将左文译成拼音文字》。储安平直到辞职的时候，还是单枪匹马一 人。
这篇征求译为拼音文字的小品文的标题是《施氏食狮史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氏适市，适十硕狮适市，是时氏视是十狮，恃十石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试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食时，始识是十硕狮尸，实十硕石狮尸。是时氏始识是实事实。试释是事。
19日，《光明日报》的中共党组正式撤出，这也标志着其成为一份真正的民主党派的报纸。5 月 7 日，在向章社长作了全面汇报的基础上，他第一次在编辑部全体大会上公开他的改进报纸工作的几点意见。
首先，他提出在新的政治形势下要更进一步把光明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报纸。
怎么办?他提出双轨。一方面团结、组织和联系全社会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另一方面努力反映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和要求。他认为 ，“光明日报应该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进行监督”。布置要闻部的工作时，他要求他们多“搞人民生活(物价等)问题的报道，要主动去发掘，体现政治监督，代表普通百姓讲话 ”。或许是在与高级编辑人员谈心时，他曾发表过“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一类评述。可以认为有所指，也可以认为是一般议论，到后来都被原封揭发出来，令与会者个个义愤填膺。
对他的办报方针的批判是严厉的，已没有丝毫可回护的余地:全盘否定党的领导下的成就，怀着重大阴谋，实践一套完整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至于双轨，那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要搞的当然是单轨，是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的另一条轨道。
应该说，储安平提出的种种方针，不会是他信口开河，老实讲也没有多么了不起的独创性，其内核，主要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在 4 月里召开的第七次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李维汉明确提出，“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后来这一精神衍化为让光明日报与人民日报唱对台戏。李维汉作人一生惟谨慎，很难想象这种字眼会由他首创。遍查文献，终于找到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过，这种严肃又戏谑的话，还是出自毛泽东。但李维汉的态度是明朗而坚决的， 他坚信“对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一个根本性的安排。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之内，享有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和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不仅是党的政策要求，而且是宪法赋予的权利 ”。而且，作为一种信条— —如果不说是策略的话——从理论上讲，他也并没有改过口。不仅在 1957年4月间如此，就是到了夏、秋，乃至到了他口授自己的回忆录的80年代中，也是 如此。不幸因为汉语的无比丰富以及多义性，上面的一段话，在不同的局面下， 是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的。
接手光报，储安平最拿不出办法的恰恰是他最看重的社论，对此，他曾向各民主党派宣传部门彻底交底:
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社务委员会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委会授权。在没有授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
此外，对于始自延安新华日报改版，而降至1957年甚至降至今日都不惮其迂（？）的“问题写作”，也成了他“改进”的目标之一。对于报纸通过“搞问题”而指导工作，他并不是不知道，但他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已有所不同。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鼓励大家独立思考，对报纸指导工作的要求已经减少了。”他对报纸的理解是:“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对于重大问题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他的底气似乎太足了点:“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 那么，他此刻是不是不再认为“(共产)党是我的后台”了呢?应该说并不是。笔者甚至倾向于认为，自 1949 年至今，很少有谁的言行不认为“党是我的后台”。就比如读者诸君正在读着的这篇文章的写作与发表，就是“党是后台” 的直接结果。问题党不是一个人;就算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死了的人;就算是死了的人，也总有不只一篇白纸黑字的文章留在世上。储安平太相信党对他作为一个囫囵个的、有思维与创造能力的活人来相信的程度了，更忘记有人或许还会想到他的祖父，他的师傅，还有他在国民党里的私人朋友。以此来对储安平的智力水准下判断是不公正的。他太着迷了，迷到犯傻的程度。
或许并不是这样，他其实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考虑进去了。但他答应下来的既然是“做事”而不是“做官”，就顾不得那许多了。而且，就在他主持光报的短短 70 天中，这种情绪也没打算隐瞒，几乎所有的人都记得他说的那番颇带了 一点感情的话:
光明日报让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办，这句话说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么样，看看我到什么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进。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风浪，担一担斤两，我要看碰上多少暗礁。
共产党向全社会正式通告自己的整风，是在 5月1日，即毛泽东天安门城楼座谈会的第二天。也正是从这一天起，被伟大领袖和中共的诚意所感动，觉得再沉默就太太太对不起党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 ”，包括他们之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开始正式鸣放。
头几天，大家不怎么想动;或者说，还不知该怎么动;要是对中华文明【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的路数比较熟悉，就知道，这时大伙正不约而同地按照中国的老例，先看看再说。真正着急上火的，只有那些自以为对帮助党整风负有重责的人，如储安平、钦本立等。为发动鸣放，或者换句话说，为了“把报纸引向资产阶级方向”，他们真是煞费苦心。储安平“最恶毒的”九大城市座谈会的主意，就是在这绝境中逼出来的。
到了5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开始召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各部门、各省市和各高校，也都档次递降地依样召开，请大家帮助党整风。 一开始，当然还是启发、鼓励;渐渐地，有人发言了;渐渐地，发言愈加尖锐起 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则把其中最“精彩”的送上版面。虽然后来储安平遭到众口一词的指斥，说什么“恶毒”他登什么。这实在有点冤枉他了。他只是追求言论自由，追求不受限制地表达这一原则。某些重要的反驳意见，如马寅初认为“高校就应该设党委，没有党委书记我这个校长没办法做”这类言论，他都照登。
今天的读者大约只知 1957年有右派却不大知道他们怎么个“右”法。择其要而述之:
1.党委治校抑或校委会(教授)治校(黄药眠); 2.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作风(章乃器); 3.民主党派参加协商应有名有实(罗隆基); 4.文教界共产党员负责人不称职1(陈铭枢); “不称职”说当时遍及各界，如经济界。原话为:听说一些领导财政的同志曾公开宣称，根据几年来的经验，总结出来这样一条规律，即是国家的财政收支如果不能平 衡，势将导致物价上涨和物资供应的紧张状态。其实这是经济常识。连这样的常识也要从亲身经历里面去总结，我们的财政政策就未免过于盲目了，我们的财经工作也未免太儿戏了(陈振汉)。
5.共产党以党代政，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黄绍竑); 党政不分，中央是根(杨玉清);
6.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李伯球); 党员特权造成党与非党之间的墙与沟(龙云、张云川); 7.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协制度需要改造(叶笃义); 8.三大主义(官僚、教条、宗派)限制新闻自由(张友鸾); 9.要求人生三大事:物质生活保障、精神的民主与自由(章伯钧); 10.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是政治设计院(章伯钧——这话最初是毛泽东讲的); 11.群众鸣放得越彻底，党的威信就越高，把鸣放重点放到基层去(王造时); 12.成立平反委员会(罗隆基 ——他作此语的出发点是怀疑现有的党政机构自我改善的能力);
13.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大学学生); 14.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套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荣子正); 15.我们对当前经济科学的意见。这是陈振汉等六位经济学教授特地聚在一起认真讨论之后准备上呈的，事后对他们进行的概括性批判为 :“会上六人都发 表了意见，污蔑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教条主义，国家经济工作中有很大的缺点错误却不准公开讨论。企图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国家的经济建设，说政府应该吸取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来制定政策，制定经济政策时应请经济学家参加设计，政策制定后应公开讨论监督。”(陈振汉、徐毓楠等);16.共产党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群众不敢信任共产党，因为他们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若你们再不争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路，总有那么一天了。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大家也不会卖国(葛佩琦——这就是后来 被概括的“要杀共产党”的那段话的原版);
17.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定息不是剥削(章乃器); 18.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储安平);
（之一，未完待续）
2026-4-8下午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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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