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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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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
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 Identity and Belonging in Xi Jinping’s China
- 作者： 冯哲芸
- 原文作者： Emily Feng
- 译者： 洪慧芳
- 出版社：卫城出版
- 出版日期：2026/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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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9786267835241
内容连载
八 书店老板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香港书商林荣基徒步从香港跨过边界，进入中国。通关程序通常很快，队伍不长，只要检查完证件、搭上地铁就能进入中国。在那里，共产党管控严密，但林荣基始终觉得自己还有香港当作後盾。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是金融家与异议人士向来能自由进出、各行其道的地方。至少在二○四七年以前，人人都能在英式普通法体系的保障下在此随心所欲，享有公民自由与活跃的独立媒体。
林荣基常常刻意让这条界线变得模糊。他的身材瘦削、戴着眼镜，过去已往返於香港与中国数十次。他会偷偷携带各种中文书到中国，包括煽情的惊悚小说、政治人物传记与通俗言情小说。这些书因为涉及中共高层内幕或揣测敏感党史，在当地常遭到查禁，因此十分抢手。他只有在二○一三年一次差点出事。当时，中国的边防官员发现他偷运书籍，拘留他几个小时。不过在他塞了红包、开了几句玩笑後，他们还是放他走了。此後，他改以邮寄方式，从香港把书寄给一批匿名的客户。
林荣基在香港开设的实体书店名为「铜锣湾书店」，店面紧邻一家内衣店。这家店是中国游客的热门去处，他们会来这里探听最新的政治八卦。香港其实有多家专门贩售「禁书」的书店，但林荣基的书店人气特别旺。他常年待在狭小的办公室，每天工作长达十三个小时，有时事情一多就乾脆直接睡在店里。尽管中国近在咫尺，他却觉得做这一行很安全。「一国两制」的政策就像一道坚实的屏障，在中国诸多限制与香港的蓬勃生意之间筑起一道滴水不漏的法律防火墙。他相信中国会继续尊重这道界限。
正因为如此放心，那天他从香港过境前往中国时，心情格外轻松。这趟行程是为了私事，他要去东莞探望中国女友。东莞这座制造业的重镇离边境仅约八十公里。然而，当林荣基刷卡通过第一道闸门，准备离开香港时，前方的闸门却未如常开启，他被卡在两道闸门之间。突然，十多名中国警官将他团团围住。林荣基认出其中一人，那人曾在二○一三年审问过他。这次对方的态度严厉许多。这名警官连同其他十人，把林荣基强行推上一辆等候在旁的厢型车，随即把他载往深圳派出所。林荣基在那里坐了一整夜，手脚都被绑在椅子上。次日清晨，他被戴上手铐、蒙住双眼，押上火车，整整坐了十三个小时。当他下车时眼罩微微滑落，他从路标认出自己身在宁波。那是位於中国东海岸的港市，离香港极为遥远。他向随行的警察提问，但对方都置之不理，没人告诉他为什麽会被带到这里。
在宁波，林荣基被带到一间宽敞、四周铺着软垫的房间。房里有扇窗，可以看见天空。他回忆道：「我这才发现，隔着铁窗听到的鸟鸣与自由时听到的完全不一样。」两名警卫全天候看守着他，每四小时轮班一次。他留意到房间里所有东西都被固定住了，连牙刷也不例外。
在此之前，他已被迫签下文件，放弃会见家人及自行聘请律师的权利。他之所以签字，是因为饮食和饮水全掌握在这些来历不明的人手中。後来，办案人员终於表明身分，他们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负责调查反党活动，这次他们要追查的是林荣基贩售的禁书。他们质问林荣基为什麽向中国读者销售那些书籍、如何将书寄给他们，以及每年从中国的订单中获利多少。他们反覆强调，从香港贩售这些书是在破坏国家稳定与抹黑国家领导人。林荣基听了错愕不已，他实在无法理解像中国这样庞大又强势的党国体制，为何会如此在意一家小小的书店。
但显然，他们极其在意。因为这些书籍，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些得以出版的书籍正象徵香港张扬的本土意识，那正是党日渐担忧的。最初，这片前英国殖民地只是一座多岩的岛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积弱不振的大清帝国惨败给英国等西方列强，被迫割让香港。一八九八年，为了容纳激增的人口，大英帝国迫使清廷签下九十九年的租约，租下新界。这片广阔的土地涵盖林木茂密的山丘与海岸线，与维多利亚港隔海相望，直接与中国大陆接壤。由於签订租约的关系，香港的范围大幅扩张。
一九八○年代初期，随着租约即将到期，此时中国早已告别帝制，由共产党执政。中国要求全面收回对香港的政治主权，经过多年的漫长谈判，中英两国的领导人最终签署协定，确认移交主权，并为这片即将回归中国的土地制定一套新的宪制架构，後来称为《基本法》。在这段谈判过程中，香港人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一九九七年，这片殖民地在滂沱大雨中正式「回归」中国。英国的国籍伴随着礼炮鸣响缓缓降下，红底黄星的中国国旗冉冉升起。当时雨势之大，几乎让威尔斯亲王的讲稿湿透了。根据移交协议，中共承诺以较为宽松的方式管治香港，让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维持独立的司法制度与公民自由。这项承诺至少会维持五十年，直到二○四七年，届时双方将再重新评估情况。私底下，英国外交官也期望到彼时，中国其他地方也会逐渐开放，变得更像香港，亦即保有中华文化底蕴，但在政治上更贴近西方的民主体制。
中国接管香港後，香港人开始摸索出新的身分认同。他们逐渐凝聚出一套核心价值的共识，包括自由、人权、民主、法治，以及廉洁透明的政府。从一开始，香港的身分认同就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族群血缘上。这些核心价值，让香港人跟几乎未曾享有这些价值的中国大陆同胞存在差异，也与过去未曾赋予港人这些权利的英国殖民统治者做出区隔。不过，尽管《基本法》的起草者曾暗示「一人一票」普选是香港的「最终目标」，但在《基本法》下港人仍未获得普选权。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表达民意最确切的方式始终是走上街头与游行发声。
香港人确实也一次又一次走上街头。从一九九七年主权移交後，香港接连出现大规模抗争。二○○三年，数十万人走上街，迫使一项将赋予中国更大执法权力的国安法草案暂时搁置。二○一二年，民众再度集结，反对歌颂中共、贬抑多党民主的新课纲。二○一四年，当中国公开宣告普选无望，并表明将由中共预先筛选香港特首候选人时，港人再次感受到被背叛而涌上街头。
在那些风起云涌的岁月里，像林荣基一般的香港书商依然照常营业。他们就像矿坑里的金丝雀，只要这些书店还能自由存在，就代表香港的核心价值尚未消失。这座城市有如为替中国减压的阀门，它紧贴着边境、开启让压力得以释放的政治缝隙。帮中国观光客去香港度假时，他们会涌入林荣基的书店，一头栽进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无论是前中共高层将领的秘密内幕、权贵精英的私生活丑闻，都能被以白纸黑字印成书。一些从中国的大学图书馆下架的史料与书籍最终也流入香港，呈现出一段更黑暗、赤裸，也更详尽的中共掌权史。林荣基长年与多名中国作者合作，深知中国的新领导人习近平正把中国带回意识形态挂帅的党国体制。但他和许多人一样相信这种改变会在「一国两制」那道防线前止步。那是中共二十几年前对英国和香港人民许下的承诺。那承诺具有不容忽视约束力。他相信法治，也认为自己在香港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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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林荣基被囚禁在宁波那间贴满软垫的房间时，他浑然不知香港还有几位书商也在短短几周内相继失踪。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长期投入禁书的出版与贩售。最早失踪的人之一是桂民海，他是一名身材微胖的作家，同时也是巨流传媒公司的共同创办人。这家在香港注册的出版商後来收购了林荣基的书店。
桂民海出生於宁波，也就是林荣基此刻身陷囹圄的城市。他在年少时离开思想闭塞的中国乡村，考上北京最负盛名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从此踏入一个充满活力的新锐知识分子圈。然而，他骨子里始终都是一名诗人，在这些前卫的圈子里，他开始探索一种情绪张力十足的写作风格。曾被派驻北京的瑞典大使、後来与桂民海成为朋友的外交官马思中（Magnus Fiskesjö）回忆道：「他写的东西非常大胆、有冲劲，让人读来热血沸腾。」在一九八○年代的自由化风潮下，桂民海的许多同学留在中国，直到天安门事件为那个时代划下血腥的句点。在很早以前，桂民海就已远走他乡，落脚在瑞典。後来他入籍成为瑞典公民。由於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他很快就放弃了中国籍。之後，他短暂回到香港投入出版工作，推出通俗情色小说，也出版政治调查书籍。二○一五年，根据传闻，他与巨流传媒的员工正在编辑一本有关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私密情史的书。
那本书始终没有出版，因为桂民海在泰国度假时失踪了。当时，中国已加强从第三国秘密引渡本国公民的行动，但桂民海的遭遇显得极不寻常，因为他被带走的部分过程被拍了下来。泰国芭达雅公寓的监视器拍下他失去自由前的最後身影。透过模糊的影像中，我们能看到一名中国男子在桂民海外出采买返家时拦下他。桂民海把手上的杂货交给大楼警卫，便上了那名中国公安人员的车，从此失去踪影。两周後，同一组监视器拍到另外四名中国男子。他们宣称是来帮桂民海收拾行李，说他人在柬埔寨赌博。当他们等待电梯上楼时，其中一人在大厅的盆栽里捻熄菸头。当时，尽管泰国移民局没有保留桂民海的出境纪录，但他早已被悄悄押回中国。一周後，林荣基在边境遭到拘留。接着，如同骨牌效应一般，巨流传媒的另两名员工，包含股东兼总经理吕波，以及业务经理张志平也相继下落不明。他们的家属随後向香港警方报案。
铜锣湾书店的股东李波是一名外表斯文的男子，他平时也住在香港。那年十二月，他想必也意识到自己身处险境，而写了一封电邮给桂民海正在英国求学的女儿安琪拉表达担忧。他写道：「我写信是想询问麦可（桂民海的英文名）的下落。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得知，他失踪二十几天了？我们担心他是因政治因素被中国的公安人员带走。」後来，安琪拉在Skype上收到来自父亲帐号的讯息，但语气显然是出自他人之手，内容是要求她停止为父亲失踪一事奔走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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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後，持有英国国籍的李波成为最後一名失踪的书商。他最後一次现身是在十二月三十日，也就是桂民海失踪两个多月後。当天，他前往公司位於香港的仓库，之後就再也没有回家。几天後，他的妻子接到一通陌生来电，电话那头是李波。他说他在深圳，正在协助警方进行调查。通话时，他没有使用母语广东话，而是改用中国通用的普通话。他也叮嘱妻子不要对外谈论他的事。後来，香港入境事务处向他的妻子证实他们没有李波离境的纪录，但不知何故，他也到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