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四帮份子」刘智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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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翔
原刊於《众新闻》 2021年4月10日
转自 消失的档案
历史学家易中天教授曾经着书谈及中国文化人的种种丑恶嘴脸,他从孔子时代追溯文人的源头,探求文化人的品格和品类的分野,在对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类型的区分中,考量其风骨、气节、担当、性情、学养和理想,排列出文化人的精神光谱,指出很多「知识份子」在历史和当下社会中扮演的帮忙、帮闲、帮腔、帮凶等四种角色。所谓「帮忙」,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吟风弄月是「帮闲」;歌功颂德是「帮腔」;为文字狱提供「证据」,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1。他的结论是:「没有文人,单靠皇帝,根本就实现不了『文化专制』。《韩诗外传》说,君子要『避文士之笔端』,并非没有道理」。
笔者议论时政,一贯以事为主,究其是非曲直,甚少月旦人物,盖「人各有志」也。无奈近日港事,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每多与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协理副校长刘智鹏先生有关,究其言行,堪称完美地演绎了易中天笔下「四帮分子」的丑陋面目,故不得不破戒评论一下人物。
一曰「帮忙」
易中天定义的「帮忙」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最近刘教授改变「通识教育」为「公民与社会发展」,就是典型的「为皇权或当局服务」。
众所周知,中共视通识教育(Liberal Studies)为香港社会动乱之源,所以一直要求废止这个学科。刘智鹏就被委任为「香港新通识课程发展委员会」主席,专司其事。
被废除的通识教育科的课程内容涵括六大单元: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能源科技与环境等。六个单元,使学生对自己所处的世界有个充分的认识。当年主其事者梁锦松,程介明及戴希立(此三人皆知名亲北京人士)说:「我们需要有广泛、创新和全球观点的毕业生去维持我们在新世纪的竞争能力」。
「被改革」後只剩下三大单元:「『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及「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总课时由以前约250小时大幅缩减到150小时,约有三分之二的内容为「中国国情」。其中「『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主题包括教授《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及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等。「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顾名思义不会碰触让中共难堪的文革等恶迹,即使只谈改革开放後,也避开「法治」及「社会治理」等重点(这都是中共的弱点),刘智鹏以课时不足为理由(笔者按:因为上述大幅度缩减课时)不谈政治。至於原来的「当代世界」则内容再「浓缩」。关於新课纲如何戕害学子,时事评论人区家麟有详细的分析2,这里不赘。
刘智鹏强调,他不否认「改革」後的课程可被视为「国民教育」,并振振有词地说美国都有国民教育。他改革的目的,是使学生「首要明晰究竟自己是什麽人、国籍是什麽、我的国民身份的意义何在等,然後去了解香港、内地以及世界的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从回归的那一天,香港已经不再是英国管治下的香港,实实在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单位,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市民和国家的关系、市民的国民认同却一直没能明晰」3。可见得他是努力在「帮中共的忙」来对香港青年学生进行「洗脑式」的「爱国主义教育」。他甚至提出要请国安处向教师提供教材说明如何维护国家安全。
二曰「帮闲」
易中天说「吟风弄月」是『帮闲』」,笔者引申为「为当权者讳、为当权者隐恶扬善」也是帮闲。最近刘智鹏作为三名主要编辑之一的《香港志》面世,在这套书中,人们充分认识他在重大历史问题上的「帮闲」角色。笔者已撰文指出《香港志》偏颇失实以及为当权者讳的特点4,这里不赘。即使中共自己承认的,「建国」以来曾经在香港问题上犯了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5,《香港志》都不敢登载这一事实,则可见其「为当权者讳」、「为当权者『隐恶扬善』」的用心。
《香港志》固然不敢记载中央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犯错误的历史事实,就连本地左派在「六七暴动」期间的错误,也愿意配合去洗白。2018年他接受一个专门游说北京及特区政府为「六七暴动」平反的组织的20万元捐款,要在岭南大学建立一个所谓「六七暴动资料库」,岭大发新闻稿形容为「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由刘智鹏主理的「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承办,其资料不言而喻都是强调香港左派的观点。於是我们发现,有关六七暴动期间由北京直接指挥的「沙头角枪击」事件(发生在1967年7月8日,是香港历史上除日本侵华之外仅有的一次边界军事冲突6),在《香港志》中无影无踪。从这一事实,联系到刘智鹏接受左派的捐款去洗刷其历史污迹,则刘教授的帮闲角色也实在太露骨了。


这种「帮闲」的心态,亦可见於其对「六四事件」的态度。在关於新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对「六四屠城」事件作出轻描淡写的叙述:「中央与学生对话失败後,至6月4日凌晨,政府下令军队进行清场,以武力驱散示威学生和群众,运动最终平息」。对这个改变中国当代历史的重大事件作出这种轻描淡写的做法,刘智鹏认为合理,他说:这些字眼描述六四合适,属事实陈述,「几合理、深浅合适」,不会引起太多「不必要的猜想」。至於课本正文旁设「课堂讨论」问题「中央处理六四手法惹来国际社会的谴责,事件对中国发展造成什麽影响?」他认为影响分国家内外层面,比较复杂,要论「造成影响」,可能今天都未「结案陈辞」;又说中三程度应深入浅出,而非「抬高历史去政治、国家高度去思考」7。
三曰「帮腔」
易中天说,歌功颂德是「帮腔」,诚然,但帮统治者骂人也是「帮腔」。
2020年5月14日,在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历史科的考试中,其中一题要求考生回答及解释是否同意「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於弊」,惹来争议。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声明,认为试题的资料极为片面和「严重伤害了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的感情和尊严」。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则发声明,强调一如其他科目考试,历史科设有「审题委员会」,委员的背景有大学教授、具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学教师及/或校长、课程及学科专家等,依据该科《课程及评估指引》与《评核大纲》拟定试题及评卷指引。当时已经考虑不排除评卷员的家人可能曾经受日军不人道对待,因而有机会令评卷员受情绪影响。经详细讨论之後才正式定稿。换言之,试题已经在考虑到各方对此试题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定稿的,因而是一个集体决定而不是个别人肆意妄为或者独断独行的。但是在左派舆论压力下,考评局被迫撤回试题,而且有两人因此辞职。在这件事上,作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历史委员会主席的刘智鹏,虽然本人未必需要对该试题负直接的责任,但在整个事件中,他显然未能维护考评局的专业性及独立性,而是屈服於民族主义的压力,从而「帮腔」谴责该试题。他在5月18日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认为试题是「非常不道德」及「令人震惊」,赞成取消争议试题,他认为「题目提供的两则资料立场均偏向正面,『利多於弊』属引导式提问,而且题目牵涉年份太广,认为题目设题不理想」。
四曰「帮凶」
易中天说:「为文字狱提供『证据』,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刘智鹏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竟然在所谓「国安第一案」中,担任控方「专家证人」,论证被告唐英杰电单车上挂有旗帜写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八个字具有「分裂国家」的意义。哈!一个历史学者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法证专家」。控方透露刘的报告指,被告挂有「光时」旗帜电单车,犹如古时战士插上战旗,骑马上战场。罗织罪名,莫此为甚。
据控方说,刘智鹏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来提供这个「鉴证」,可惜连法官都无法接受他的「鉴证」,只准许部分内容(只限於他对八个字的解释)作为呈堂证供,刘教授枉作小人了。

如果刘教授能够从「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八个字悟出「分裂国家」的意图,那麽面对中共曾经公开地、明确地提出分裂、颠覆国家的宣言、决议,刘教授又是否应该论证中共是分裂、颠覆国家的犯罪集团呢?请看看以下例子:
例子一: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1922.7)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在是次会议上,通过决议加入第三国际,其决议案明确指出:「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决议案并附录加入的条件十多条,除了要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外,还要「全力拥护苏联」、其政纲必须经共产国际批准、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必须执行等。(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合编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页134-5)
请问刘教授:中共这种行为是否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例子二: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1923.6)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其中强调:「⋯⋯8. 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的关系由各该地民族自决。(同上引,p.253)此草案通过於第三次中国共产党大会,作为底稿,交由出席国际大会代表带往第五次世界共产国际大会作最终之决定。(同上引,p.255)
请问刘教授:中共是否煽动少数民族独立?是否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而本党党纲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这是否甘愿成为外国傀儡呢?
例子三:
1922年7月中共通过《关於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1922.7),声称「苏维埃俄罗斯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和劳动群众应该尽力保护苏维埃俄罗斯」。因此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p.136-7)
请问刘教授:中共自己承认苏联(而不是中国)是他们的祖国,这是否数典忘祖?这种行为说明什麽?
例子四:
1929年11月苏联因「中东路事件」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第60号通告《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方式就是要在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农民运动要向城市发展和红军攻占大城市等。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中直白的表示,「执行武装保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是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换言之,就是通过在中国全国发动暴动来保护侵略者。
请问刘教授:这是否资敌行为?是否里应外合来灭亡中国的行径?
例子五:
毛泽东曾经多次表示感谢日本侵华,都记载在中共正式档中8,请问刘教授,如果 DSE 试题令您觉得「非常不道德」及「令人震惊」,那麽毛泽东的这些话算不算「汉奸」、「辱华」?
以上几个例子,都是中共正式档记载的,其文意都非常清晰,不必劳烦专家去「解读」或作「鉴证」,清楚无误地说明中共的卖国本质、及其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刘教授,您会根据中共自己的文献,撰文揭露中共这些本质、谴责中共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吗?
所以,刘教授是易中天笔下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四帮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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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见易中天《斯文︰帮忙、帮闲、帮腔、帮凶及其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 见区家麟:<通识科弃屍 国民教育还魂>,载《众新闻》,2021年2月8日。 ↩︎
- 见2021年2月4日刘智鹏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的讲话。 ↩︎
- 见拙作<《香港地方志》失实偏颇>,载《信报》,2021年1月14日,及<《香港地方志》欠缺史德>,载《信报》,2021年1月21日。 ↩︎
- 见前国务院副主任李後撰写《回归的历程》,三联出版社,1997年。 ↩︎
- 沙头角枪击事件,多年来官方说法都是民兵擦枪走火的意外事件,但笔者引用官方材料证明是中共中央军委直接策划,详见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141-152页。 ↩︎
- 见《明报》2021年4月5日报道。 ↩︎
- 关於中共官方文献记载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的详情,见拙作《难得机会认识中共历史》,载《信报》网路版,2020年5月2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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