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专页
粉丝交流群
RSS/FEED订阅丁学良《从大饥荒到文化大革命：一个红卫兵的告白》内容连载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博客来
从- 作者： 丁学良口述, 戴志勇整编 新功能介绍
- 出版社：联经出版公司 新功能介绍
- 出版日期：2026/04/30
- ISBN：9789570880007
内容连载
2. 「八一八暴动团」成立
第一步，我们独立自主地成立了一个红卫兵造反组织，不再受学校里统一的红卫兵系统支配，那是文革一开始学校的党团领导主办的官式团体，是变相的共青团。在这之前的中共党政制度下，各种民间自发成立的小组、学社、团体，都是会受到严厉处罚的。当年，应该是中共和苏联意识形态大辩论的初期，郭沫若的儿子被判死刑枪毙了，就是因为他在北大物理系当学生的时候，觉得苏联成了修正主义，那中国会不会也变成修正主义呢？於是他们自发地成立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本来是红二代和自认为坚定的马列主义信徒，结果却被认定是成立了反动组织，被公安部当成重大的反革命组织案件，把领头的郭同学逮捕了，判了死刑。马上有人劝郭沫若跟周恩来说说情，但郭沫若都不敢。当时，公安部长是罗瑞卿，老郭也认识他。所以，在一九六六年夏天以前，人们都不敢擅自成立组织，都是被组织的，工会、妇联、工商联、统战组织如华侨联合会等，每一种大的职业或专业领域，皆有自上而下、从北京到基层的组织系统。只能在这个系统里活动，被重视或者不被重视，搞什麽活动，全靠上面领导的意见。老百姓是不可以有独立自主的组织，否则会有杀头之罪。
从大串联回来後，我们就发现当下的革命形势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麽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影响那麽大，翻天覆地。我们一回来成立的这个自发组织，叫「八一八暴动团」，这名字是我建议的，红卫兵战友们都热烈接受了。当年毛泽东发动的湖南农民秋收起义，又叫做秋收暴动，我们组织的名字有毛主义的革命根源。我建议一定要带上「八一八」，群众一听就知道是红卫兵造反派取的名字，很有象徵意义。凡是规规矩矩的学生和职员成立的组织，名字也都是规规矩矩的，不敢太刺激。多半是叫毛泽东思想造反队，或者带个红字，叫红色革命造反队之类。最激进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宣言，表示这不是党政系统领导批准的，而是我们自己创立的。「暴动团」就是自下而上推翻现有秩序的意思，我们的「八一八暴动团」成为整个宣城地区第一个自我组织起来的红卫兵团体，发誓要把北京红卫兵的精神和做法在宣城和皖南推动下去。
「八一八暴动团」成立之初，成员里我的年纪最小，宣城中学初二年级的学生只有我一个参加了，其他大多数都是高中的。我又是提前上学的，比通常的初二学生还小一点，但因为我带队出去串联，对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精神领会得好，成员们就让我把宣传工作抓起来，首先是印制革命传单，接着是编辑红卫兵战报。我很快就把这两个任务干起来，报纸的名字就叫《八一八战报》，用的是毛主席的手书集字。一旦文革成为全社会民众参与的全国运动，整个气势就大不一样了，运动就获得了自身的动力。越往後我们就越明白，毛泽东发动文革，鼓动革命小将起来大闹，为什麽一开始就那麽大得民心？因为一九四九年以後，不管搞什麽运动，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自发参与机会的，都是各级党团组织让你做什麽就做什麽，老百姓统统是被操作的。文革的发动阶段是第一次允许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搞一场政治社会革命，而这个机会也是毛泽东与他的同事们分裂後，才落实到基层的。按照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的中共中央文件《十六条》，在校学生能够成立文革组织，社会上还不行，普通老百姓没资格，党政系统一贯怕老百姓成立自己的组织会闹事。这些年来NGO为什麽在中国被全面打压？就是不能让民众有独立自主性。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开始红卫兵组织能够发行传单和办报纸，不就是民办媒体了吗？按照文革前和文革後的官方思路，你们下一步不就是要推翻政府、要夺权了嘛？
文革很快扩散到社会，没几个星期，运动就明显获得了自发进展的能量。宣城中学的学生像全国的青少年一样，没经历过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历次政治运动，我们唯一经历过的就是大饥荒。此前的政治运动是社会上的成年人才会经历的，比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和一九六○年代初的四清运动，後者被刘少奇弄成了清帐目、清财务、清工分、清仓库，跟现在的反腐败有点像。一九五○年代的三反五反运动，主要针对资本家和商人；土地改革，针对的是农村，跟我们学生也没关系。只是到了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中国老百姓第一次主动介入一场规模宏大的政治动员和革命运动，从学生运动起步，然後老百姓也很快就自组织、自联合、自串联，快要天下大乱了。但毛泽东信心百倍，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说，乱的是敌人，让敌人自我暴露，军队在我们手里，不怕乱。後来毛下令实行军管，就是这个思路。在军管之前的一段时间，毛发现乱得太厉害、时间太长了，他也掌控不住局面了。一九六六年的年底之前，当时中共党政领导层第一线的人，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虽然毛已经私下里告诉周关於文革的某些步骤）等，都很担忧乱得不可收拾，毛泽东却鼓励大乱。
把文革闹成一个社会运动後，普通民众包括售货员、店员、医生护士、交通运输部门职员、工厂职工，都自发成立了各种革命造反组织。他们的组织不能称为红卫兵，叫工人造反队或白求恩战斗队之类。当时还不允许农村人口介入文革，大饥荒过去还没几年，周恩来提心吊胆，不想让文革影响到农业生产。这阶段还有另一个界限没被打破，就是民众只能在本地成立地方性的革命造反组织，不能跨越广泛的地区。一旦各地区的组织相互搭建，就可能成立跨省、跨大区、甚至全国性的造反派组织，这样的状况很可怕，所以不允许。当时，同一个地方的社会上造反派组织都想跟本地的红卫兵团体联络协调，因为红卫兵是毛主席亲自支持的，有神圣的光彩。而且红卫兵不用上班，全部时间闹革命，能量特别大。其他民众必须白天上班促生产，业余闹革命，可以稍微提前一点下班，但不能完全不上班。那时还不允许停产闹革命，都是国营单位，都不上班就会让全国的城市经济瘫痪。
每一个地区都会形成大的派别，通常是两大派，每个派别里面有很多中小型组织，这是全国现象。但一个大派别内部的结构是松散的，主要是协调的关系。宣城是大县，派系出现得要早一点。我们「八一八暴动团」被好几个造反派组织邀请，教他们怎麽搞文革，以便让他们的行动能在本单位、本系统里步步上升，一直闹到最上头打倒头号、二号走资派。不但普通的工作单位成立了造反派组织，不久公检法的成员都敢於出来成立自己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了，以前这麽干是要杀头的。现在他们知道江青在北京讲过要砸烂旧公、检、法，胆子就猛然放开了。
和全国的格局类似，宣城两大派的成员们主要是以文革前的处境来划分的，有明显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根源。一大派被中立的群众称为「老保」，由文革前比较听话的、政治待遇比较好的、没有受过严重虐待和打击的人们组成，许多是优秀共青团员、党员、劳模，红五类出身为主。所谓「老保」，意思是他们不是真正的造反派，而是保守派。宣城的这一大派名字叫「红色造反派总部」，简称「红总」。我们这一派把他们称为「红肿」，又红又肿，快腐烂了。我们这一派比他们更为激进得多，成员们多半是文革前在单位里不受重视、与领导的关系不好、甚至被打击和迫害过的。我们这派的名字叫「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对方就把我们污蔑为「脸紫」。一派是脸上发紫，另一派是身上红肿，两派互相污蔑，很像中国内战中的两大党，国民党称中共为「共匪」，共产党称国民党为「蒋匪帮」，都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
北京规模大，派别更是五花八门，红卫兵组织的一大派叫「天派」，是以北京航空学院学生为主。另一大派叫「地派」，是以北京地质学院学生为主。还有第三派，但没闹出很大的名堂。後来安徽省闹出了「好派」和「屁派」，是以对省会合肥市两大派夺权（夺省委、省政府的大权）引发的冲突划分的。先下手夺权的一派说他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夺了走资派手里的大权。另一派被排斥在夺权行动之外，骂对方的行动「好个屁」！我们这一派是站在「屁派」一边的，更激进得多。
这些自发成立的团体的名字五花八门，但基本上能区分出某某组织是更激进的或更保守的。还有一些团体的名字非常搞笑。宣城中学那麽多学生，有的不愿成为我们「八一八暴动团」的成员，只愿意是我们的盟友。有个组织叫「鬼见愁」，十几个成员。还有单个人的组织，姓乔，他刚开始不愿跟任何人成立组织，但也得有一个，否则很多活动参加不了，於是他一个人弄了个红卫兵组织，叫「孙大圣」。毛泽东对孙悟空的评价很高，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毛的诗词里孙悟空是个造反派。大部分不很激进的组织的名字是循规蹈矩的，比如红旗战斗队、红色接班人造反队等等。
由於「八一八暴动团」是宣城中学最早成立的、也是最激进的学生组织，後来就主导了全校和整个宣城地区的学生运动。刚开始我们并没什麽严格的架构和领导层，红卫兵和造反派要落实毛所推崇的巴黎公社的组织原则，坚持一人一票的普选民主制。全社会的文革气氛形成後，最普遍的做法就是把每个单位的一把手、二把手揪出来，那时还没有出现强烈的惩罚比如吊打人，主要就是给他们挂牌子、扫地，有时要站在马路边做自我谴责，对路过的群众说「我是一个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我思想堕落！」等等。
3. 文革中的激进派和保守派
很多後来关於文革的报导文章和成本的作品，没有区分红卫兵和造反派对「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在政治上和人格上的羞辱，以及他们受到不同待遇後面的深层原因。我所经历和调查过的案例告诉我，这些区别是重要的，背後有非常深刻的社会原因，绝对不能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释文革中对干部的批斗。那些被最严厉对待的，通常都是在文革前对本单位的群众最狠的当权者。早先那些以前受到打击迫害的人没有机会报复，现在有了。比如挂牌子就很有讲究，如果本单位的人对这个走资派没有特别的仇恨，就搞搞形式主义，就像新冠疫情期间各地搞核酸检测一样。造反派拿块硬纸板，左右一个孔穿进绳子，把他的名字写上，王某某、张某某，通常不能把他的名字打叉叉，如果用红笔打叉叉，那对他就是政治上判了死刑，以後遭到的批斗更狠。如果走资派不是被群众特别的痛恨，就用软绳子给他挂牌子，牌子很轻、绳子很粗，他脖子周围不会受到伤害。如果他有强烈的民愤，那群众在挂牌子上就有很多花样技巧、折磨的办法。戴高帽子也是一样，如果你没什麽特别的民愤，高帽子就很轻、通风、靠近头皮的地方是软边的，不会严重伤害头皮。戴高帽子的做法，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就有榜样，给地主们戴上高帽子游街。如果走资派的民愤很大，那给他挂牌子的群众，就尽可能找一些比较重的厚木板。最花心思的，是套在他脖子上的大牌子两边的绳子。如果他的民愤到达中等程度，绳子就会很细，皮肤会拉破，汗水渗透进去会很疼。脖子的皮肤被拉破後，有人还会长蛆。如果民愤更大，群众折磨他的手段就更厉害，不仅是脖子上挂木板，木板後面还装个框框，铁做的，很重。最残酷的，是用一根很细的铁丝套在他脖子上，不要说几个钟头，十分钟就受不了。根据他的民愤程度，高帽子里面还会放进不同的东西，一层层的，里面有树皮或木头，很重。民愤最高的走资派，头上高帽子那层挨着头皮的东西就不是软的，是硬的。甚至套住头皮的那个圈圈是铁皮做的，真正把他的脑袋用紧箍咒紮紧折磨。这些对待走资派不同程度的细节，很多文章书籍都不会认真系统地写。必须澄清的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对待走资派的各种手段，根本不是一刀切一视同仁。
一九四九年以後，各种政治运动太多，一直没有基本的法治和公正，中国社会里积累了太多的冲突和仇恨。文革爆发了，民间的仇恨才有暴露出头的自发管道。这是文革浪潮自下而上、汹涌澎拜的一个根本动力。那些社会上後来才参加革命造反组织的，文革以前多数是循规蹈矩、听上面话的，是正规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来找我们最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学习造反经验，他们找的是文革以前那些五好学生成立的保守组织，人以群分。到了文革中後期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我们红卫兵才知道，毛泽东现在开始发号指令，全国清理造反派队伍，说造成社会大乱的都是阶级敌人。毛真狠，他利用完造反派後，又反过来收拾这些激进分子。到了这个时候，文革自发自愿的群众运动阶段就过去了。
毛泽东的文革之所以被西方左派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就是他们以为，毛是让人民群众自发起来扞卫自己的利益，主导自己的命运。文革开始的时候，对红卫兵运动的早期积极参与者，最大的灵感是听到来自毛主席革命司令部的号召，要批判和否定「奴隶主义」！要知道，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份，红色中国所有的学校包括校内的少先队、团组织和党组织，教育学生的政治读物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里面的基本伦理，是让你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听本单位领导的话，反对领导就是反党！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强化了这个伦理教条。全国学雷锋运动，每日每时都在告诉每一个人，你们从小就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做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个人的自由选择这样一些人之本能，必须彻底灭绝。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青少年，每日每时都在这样的洗脑过程中，你还会有任何非分的想法吗？文革一来，号召学生批判和否定「奴隶主义」，让我们感觉，天下正在大变，一个崭新的时代到来了！
对一些普通民众来讲，的确感觉到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造反机会，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去打倒那些当权派。当时两句口号最能体现这种精神，一句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北京的红卫兵揪斗刘少奇，就是喊着这句口号。但那时似乎没有人想过，毛泽东才是皇帝。另一句口号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是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喊出的豪言壮语。文革中的这两句口号，让普通民众感到自己也敢把皇帝拉下马；让红卫兵感到，我们是国家的主人。直到现在我对文革都不是全部否定，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因。
文革中小规模的群众组织形成两大派以後，各种资源就能被全面动员起来，原来的公家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出来用。比如，交通系统的两大派各自可以把交通运输的资源都拿过来，粮食系统的可以把粮食运来，供销社等商业系统的能把日用品都拿来，医疗系统的能把药品拿来。文革中的两大派於是就形成了各自做主的两个小社会。我们红卫兵每天都要写大字报、大标语，墨水、浆糊、纸张的消耗量很大。出门去贴大字报的路是很长的，我们还需要铁笔、油墨、蜡纸、三轮车、自行车等等。特别是，每天得有伙食保障，出去串联时才有接待站，我们在本地时是没有免费伙食供应的。如果没有两大派形成的拥有多种资源的动员机制，我们就很难维持下去，稳定的後勤供应是革命斗争的生命线。两大派在意识形态上是对立的，斗争是火爆的，但相同的是，它们都有自己的後勤系统和指挥系统，有自己的总部基地。就像打仗一样，每一大派成立了最高政治决策小组，不到十个人，安排文攻、组织武卫、专门收集情报资讯、专门到外地进行联络、专门负责卫生救护等等。越往後就越复杂，组织系统就越稳定。我们都是从军事角度进行认真研讨选址，非常担心被对方刺探、袭击，领导班子给端了锅就完蛋了。两大派都有自己的特别行动小组，就是设法悄悄摸进对方的基地，刺探情报，甚至绑架头头，作为人质。
4. 需要与批斗对象协商的批斗会
在武斗还没有成为常态大规模的阶段，最重要的革命操作是每一大派都要表现，我们这一派才是真正听毛主席话的革命造反派，对方一派不是的。於是双方都要拿出真正的行动，证实本派最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没有放过一小撮走资派。於是就要组织大规模的批斗会，靶子就是最高地位的当权派。如果没有抓到那个地区的一、二把手，批斗会就搞不成，因为没有最够格的批斗对象。现在的中国党政系统有很多块牌子，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及一些辅助机构。文革以前的中共党政系统，主体就是两个委员会，一个是党委，一个是人委即人民政府委员会。所以文革中开批斗大会，红卫兵去找本地区当权派的时候，必须抓到党委一把手和人委一把手。
文革真是个政治和社会的大课堂，我们红卫兵小将发现了中共党政机构这个大组织系统里，有很多挺具趣味的奥秘。当时，本地区的党政一、二把手都成为两大派抢夺的批斗对象，他们怎麽保护自己呢？这些当权派没有资格也没有管道跑到外地老不回来，也不能待在自己家里和单位里，那样太容易被造反派抓走。他们已经养尊处优多年，更不能像要饭的那样躲在外面野地里或者大桥底下路边沟沟里。那躲到哪里去呢？躲到地方驻军院子里，这是最聪明的躲法，但很快引发了尖锐的冲突甚至巨大的动荡。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的军队分为野战军和地方驻军两大块。後者是从省级军区、地市级军分区一直到县一级，县里的地方军队领导机构叫人民武装部，现在又恢复了。按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党政系统，每个地方的党委一把手也是当地驻军的名义上的一把手，省委第一书记就是省军区的第一政委，正军级。地市的是正师级，县里的是正团级，党委书记在部队里的职务都是兼任的。一开始红卫兵不敢冲击地方部队大院，原则上站岗的卫兵是可以对冲击军营者开枪的。当地党政一把手在当地部队里也有自己的老同事、老朋友，吃住和医疗条件都很好。这样一来，我们红卫兵造反派要揪斗躲在驻军大院里的当权派就非常难办，真的是绞尽脑汁。
我们想尽办法派代表去跟他们谈判，说你们是党政领导干部，不能不听毛主席的话。文革是毛主席亲自发起和领导的，你们必须配合，否则就是抵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权派他们也有压力，也知道不能顽抗到底。於是就跟我们的代表谈判，要事先搞明白批斗会的地点在哪里、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批斗会有哪些主要内容等等。他们怕被栽赃，批斗他们的哪些错误要跟他们讲清楚，不能让他们承认自己没干过的大坏事。自己身体不好，批斗中间要允许吃药；不能不让上厕所，不能尿到裤子里；不能打他，要打也不能打要害部位；不能跪在碎石头上，罚跪几个钟头膝盖都会磨出血，短暂的象徵性下跪认罪是可以的；要打耳光自己打。
双方要为这些细节认真谈判，谈成了签字达成一致，最後要写个收条，到时间把当权派领走去开批斗大会，这是文革政治上的必要表演。所以，要开成批斗大会，事先要经过很多协商。要是有两大派都计画在同一天（比如五月十六日）开会就更麻烦，谁都希望当天本派第一个举行批斗大会，都希望在本地最好的场合举办，效果最好。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希望最好是能在宣城中学大门口前面的正规运动场举行，那是举办体育大会和最重要政治聚会的唯一场所。那是在宣城最好的位置，叫鳌峰，全场中间和周边可以聚集二万人以上。运动场里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司令台，一边是宣城中学校园，一边是革命烈士陵园，场面很庄严，是露天的，可以大声呼口号。
第二选择是宣城东门大桥旁边的大剧场，是历年演出革命话剧、传统戏剧的地方，是室内的，音响效果好。当时宣城主要有四条大街，交叉口十字街是全城的中心，东南西北四个大门，中原的老城市都是这样规划的。剧场里有椅子、凳子、戏台，可以贴标语，很好安排，有喝开水的地方，有卫生间，但消防的安排要做好。每场批斗大会，双方都要抢夺首选之地。因为希望本地群众尽多参加，时间就不能定在大白天，大家要上班，只能是在下班以後，或者周末，但那时只有周日一天休息。所以更多的批斗会是在东门大剧院里举行。
- 🔥免费PC翻墙、安卓VPN翻墙APP
- 🔥灵魂之谜|中华文化|治国大道
批斗大会之前要尽可能动员，让更多人知道是哪一大派要举行批斗会，内容有哪些是新的，有新披露的内容才会更精彩。要安排喊口号，把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和新材料展示出来。一般两、三天前，就要在东南西北四条大道沿路进行群众游行，宣传批斗会的要点。每次游行组织也挺费事，那时的通讯技术水准很低，都要靠人跑腿。好在我们这些红卫兵都不上班，但经常也会发生一些意外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