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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刘再复：漂流中固守永恒家园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zhang haitao X
@autumnredleaf · May 24, 2026
摘要：刘再复身上有一种难以摆脱的漂流者情结。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载体，而中国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在近百年来的历史，本身就有一定的飘流命运。但是，刘再复在飘流中却能固守一种文化的家园，以个人的品质和学者的良知去加以守护。刘再复叩问故乡的意义和生命存在的意义，应该成为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的记忆。
在报人生涯中，与许多人相擦而过，其中，有的人便「相忘於江湖」，不必再往来的；如果是有缘的，尽管机会很偶然，还是会成为知交，不但变成益友，而且成为良师。
与刘再复相识，然後再逢，似乎都是在偶然之间。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些年自己除了报社里的工作，在外面还参与朋友办的一些刊物，撰写或帮助组织稿件，如老报人郑心永在北京的时候，帮他筹备和创刊了《中国老年》、《法律咨询》等刊物。郑心永是个办报奇才，几乎办一份就成功一份，然而奇怪的是，凡是他办成功的刊物，最後都被人「拿」走了。他在上海就是因为创办的《民主与法制》被人强行「拿」走後，才来到北京。他的女儿郑圆圆是我研究生同学，因此得以认识这个办报奇才。後来，《中国老年》、《法律咨询》也被人「拿」走。这些事会写专文叙忆。
当时还认识一位湖南大学的朋友周继武，是专职做出版的，经常到我家，大家有时会琢磨弄个刊物「玩玩」（那时没有高大尚的语言，办刊办报就叫「玩玩」）。那时刊号不好弄，他手里有一本现成的杂志《微型电脑》，我们想把它改一下，出一本《美丽世界》的刊物。後来，不知他怎麽动脑筋把这本杂志刊号改换成了社科杂志刊号，其他几个朋友参加进来。当时懮国懮天下人多，於是准备创办一份名为《国情研究》的双月刊。这个事情突然「玩」大了，吸引了不少名人。其中《人民日报》的罗荣兴和刘允洲也参加了进来。大家合力去邀请一些着名学者成为编委，当年的人文氛围是很不错的，这些学者还真的肯参加。除了几位顶级政治学家外，还有文学方面的，刘再复是其中之一，也成为编委。
记得第一次编委开会是借《人民日报》的会议室召开的，在建国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上班的刘再复是骑着自行车来的，这就是当时中国知识精英留在我脑中的符号。那是第一次认识刘再复，我是因为此前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刚出版了他的《性格组合论》而知道这个名字的。那个年代出书都很严，店里书不多，但学术份量很重，所以印象极深。 《国情研究》筹备了一段时间，到正式出版时正好是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年，这种杂志不能不摊上大事，尤其是其中一些编委都是名单上的。後来的事情就不难想像了，总之是「玩」大了也「玩」砸了，只出三期便停刊了，而且变成一个不大也不小的事件。不久，听说刘再复去了美国。後来自己来到了加拿大。
一九九四年，我在温哥华时，认识了着名学者林达光教授，他主持了一个名为「中国学社」的社团，我经常会参加他们的活动。他们筹到了一笔经费，想从美国邀请一位中国大陆的学者来温哥华做访问学者，最後把人选定为刘再复。那时，刘再复还住在科罗拉多州。「中国学社」是一个纯粹公益性的社团，几个成员都很认真负责，也很有奉献精神。他们经常开会研究一些接待和安排刘再复的细节。有一次在讨论接机时，「中国学社」的人都说从未见过刘再复，怕到机杨认不出来。我马上说，自己认得刘再复的，於是那天接机我就有了一个「指认」的差事。
刘再复到达温哥华是在晚上，下了飞机我马上认出了他。那天在欢迎他的晩宴上，我和他谈起《国情研究》的事，他依稀记得，但《国情研究》後来发生的事，他知道的详情并不多，只是听到了我介绍的一些情况後，有些感慨和唏嘘。
刘再复刚到达温哥华的时候，我正在筹划「玩」一本名为《文化中国》的刊物。他对这个刊名很感兴趣，我就告诉了他自己是如何想的。我说，当时（九十年代）大批中国学者来到北美，总是抱着一种追求美好世界的梦想，其中也包括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事实上，在北美所看到的西方世界，往往与理想中的世界有极大的差距。一些中国学者一方面想要为民主中国而奋斗，但其本身却陷入一种与民主精神相违背的境地中。於是，民主的中国是不是一种终极的理想？如果不是，民主的背後应该有一种什麽样的价值作为根基？当时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提出了「文化中国」这样一个概念，显然已经觉察到要探讨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成功之处，必须要深入探讨其背後深厚的文化基础，尤其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是建立
相应伦理、信仰和价值等一系列文明基础上的事实。同样，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现代化的中国，不仅仅是科技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问题，最关键的还是要重建或更新中国文化的问题。当时，许多刊物热心於讨论民主中国的问题，但没有一本刊物是讨论文化中国的问题，而我认为，没有一个文化中国，其它政治中国或经济中国就缺乏了最根本的基础。
刘再复很赞同这个看法，他对我说，很多人从中国大陆出来，在美国这样一块土地上想寻找好东西，但是，自己身上所带出来的那些东西还是原来的那一套，即使要学好东西，也会变味的。从他谈吐中，刘再复离开中国後在美国生活，知道他有一种对燥热政治和各种激进主义氛围的厌倦，也因此他突然对温哥华这个地方很喜欢。他在温哥华住了几年，我们在一起聊天时，他对我说，如果能选择，还是喜欢加拿大，说只有加拿大这种地方，才适合像他这样的人生活。
後来，他在《远游岁月》一书中说：「我是一个绝对不适宜在纽约生活的人，我知道在纽约有巨大的音乐厅和无数的大剧院，但我踏不进去，因为，通向大戏院的道路也是高墙绝壁。我害怕这种比悬崖还要陡峭的墙壁，害怕裂缝般的天空。也许因为带着纽约的印象来到温哥华，因此，立即就感到温哥华的轻松、亲切和广阔。一到这里，就觉得时间的长河流经这里的时候，显得从容而和缓，潺潺有序，在纽约的那一种紧张感，真是松弛下来」。作为作家感到的安全感，他所体验的是具有人文和历史的普适性。加拿大就是和美国不一样。
当然，温哥华也不完全是世外桃源，在一个浮燥和激进的年代，温哥华也不能独善自身，但这个地方毕竟相对来说是较单纯一些，文化和学术氛围相对浓郁一些。刘再复很喜欢《文化中国》这种办刊模式，说在北美虽然办刊物很艰难，但还是要想办法把它办成功，能出一期就出一期，一期一期坚持下去。那时，我正在紧张筹备第一期《文化中国》也就是创刊号，很想有一些名家能为第一炮打响，希望他能亲自为刊物提供一篇论文。他说，论文当然有，但想先给我一组散文，他说，自己这几年除了论文写作外，由於对世事感触而发，写了一些散文，拿去给一些朋友看，像李欧梵、夏志清、潘跃明等，都说这散文很有味道，而他也认为自己的散文甚至写得比论文还要好。
我当然很高兴。很快他就拿来了五篇散文的手写稿复印本，题目分别是《天乐》、《二度童年》、《夜半钟声》、《心想平静的书桌》、《恨也难》。他说这些散文是准备结集出书的，就让《文化中国》先发表吧，论文他也会给我的。一本杂志还没有出世，他并不晓得会有一种什麽面目出现，却这样相信我，我当时是很感动。
在发排阅稿中，我才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学者打开的心胸，字里行间充溢着能滋润人心灵的文化甘露。刘再复把自己人生定位为「漂流」，这种漂流之感是来自他到达美国後的那种陌生感、失落感，但是很快就能从中走出来，形成一种他自己所说的「二度童年」，而这又是一个回顾人生并进行反思的时机。「记起童年的图腾，而且发现我的课堂既生长着知识，但也繁殖着蛆虫和病菌，它也吞噬着我乾净的心灵。因为制造病菌的政治运动和理念也走进课室，并且布满墙壁、黑板与天花板，连很美丽很年轻的女老师，口里也发出咒咀爱和人道的火药味……
当我记起这一切的时候，我便感觉到那个遥远的故乡和遥远的图腾又回到我的身边，我又一次进入童年时代」。这种对童年的回忆割不断，其实埋藏了刘再复对世界某种真切的期待，正如他在文中所写：「童年的图腾虽然简单，但也有美丽的故事，还有绝对的命令，这是我长大之後才知道的天籁的命令。它命令我爱怜人，爱朋友，爱老师，爱残疾的兄弟姐妹……」。
後来，在跟刘再复多次交谈中，他总会提到从童年开始的「绝对的命令」，实际就是做人最基本的底线，然後又形成作为一个学者的良知。但最早启蒙的，还是这一组他交给我的散文。当时，他给我这五篇文章时，还给了一篇李欧梵写的题为《展现个人心灵的主体性》，专门谈刘再复的散文如何进行「心灵的忏悔」的。
为了这一组文章，我专门设计了一个「学者手扎」专栏，而且起了一个总题目：「天乐‧天真‧天籁」。第一期《文化中国》出版後，虽然略嫌粗糙，但他仍然给予很高评价，说能在北美出这样一本大型的学术刊物实属不简单，让我尽快物色一批着名学者担任编委，编委也可以为学术委员。他也很认真推荐和联络了一批名单，都是一些在国际上着名的学者，例如，他写给我的名单上就包括李泽厚、李欧梵、夏志清、王元化、甘阳、金耀基等人，後来有人一直惊讶《文化中国》刚创办就有一个很强大的编委阵容，其实很多人都是通过刘再复牵线搭桥的。
同时，他又通过自己所认识的学者，向他们推荐这本刊物并约写稿件，所以，虽然《文化中国》刚创办，许多人对它还不十分了解，但稿源却很快建立了起来。办报办刊的人都知道，一份报刊最关键的两大关，一是要能生下来，二是要能养起来，而且都是「文人的事」，如果没有那种「相濡以沬」的心态，与刊物之缘就「不如相忘於江湖」了。《文化中国》创办初期，可以说是正处在一种「笑文不笑娼」的气压，我们都是两手空空，环顾左右甚至有一种空前的孤立感，刘再复不但提供了最初急需的稿件，而且积极推荐他所熟识的着名学者鼎力相助，一家不设稿酬的刊物还真的得到不少人的关怀和支持。九十年代，是整个中华文化圈万马齐喑的氛围，但仍有一批含辛茹苦致力推动文化的志士从事薪火相传，我想，包括刘再复在内，他们应该作为一笔历史而被记载的。
刘再复那段时间在温哥华好像住了两三年，所以我们有很多时间进行交流和沟通。那几年我们组织了一些学术论文坛，有的比较大型，有的是小型，他除了本人出席外，还经常给我们提供名单，说可以邀请他们来加拿大参加学术会议。那些年温哥华好像掀起了一个小的学术热潮，背後就有刘再复的影子。
他住的地方离我的办公室比较近，有时他会来办公室见朋友或聊天；有时我也会去他住所访谈，当时他的夫人和小女儿刘莲也在一起住（另外一个女儿刘剑梅在美国读书），看到他们一家团圆在温哥华，也是很欣慰的。有时聊到中午，他和我会步行到附近的Metrotown（铁道镇）商场，在美食广场的大排档边吃边聊。
那些日子，他过得应该是很欢愉的。这期间，他还专门邀请李泽厚来温哥华参加学术讨论，我们也有机会在一起见面讨论问题。 李泽厚也是在美国当访问教授，他和刘再复是在美国非常好的朋友，直至晚年，还是经常在一起讨论课题，以及共同出外旅游。在刘再复眼中，「李泽厚是中国大陆当代人文科学的第一小提琴手。」一九九五年，这两个学者以对话的形式出版《告别革命》一书，主张应采取「改良」，而非「暴力革命」。这本书还未出版，刘再复就拿出了其中一篇给《文化中国》发表，题目为《理性与激情──百年狂热与幼稚》。关於「告别革命」，後来在学界曾引起了一些争议和讨论，但就自己从近认识刘再复出国之後的思想演变，他极力反对激进主义，主张回归理性，不但有他的理由所在，而且我认为也是未来解决社会发展中矛盾冲突的重要选项之一。去年，李泽厚以九十一高龄在美国去世，作为挚友，刘再复悲痛不已，写下挽联敬悼 ：「难兄难弟，一起逃亡，一起告别革命，确认改良才是中国出路；亦师亦友，共同表述，共同建构桃源，明了漂流方为世界原则。」
在温哥华期间，我和刘再复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知识份子出国之後在心理状态上的变化。刘再复在国内的文学界本来应该是明日之星的，他从厦门大学毕业就直接进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社科院前身），担任《新建设》杂志编辑，一直倍受培养重用，粉碎四人帮後立即进入新时期最高层的文化重组重建工作。他才气出众，周扬的文代会报告、纪念鲁迅一百周年讲话、纪念左联五十周年讲话等，或者出自他的手笔，或者他参与起草，并四十才出头就担任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一职。当在美国一切重新开始时，他认为是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岁月，一方面是昨天的事件还在折磨自己心灵，另一方面则是需要适应另一个国度、另一种文化和另一套规范。相对他在国内地位所应享受的待遇，自由世界是什麽都得独立自行解决问题，没有能力就没有自由，这种恐惧使他曾经产生想「逃离」自由的想法，并把这种恐惧感写成一篇散文《逃离自由》。这篇散文还被斯坦福大学编入中文教材。
当然，他最终没有被恐惧击倒，而是走出了他自己所说的「二度人生」。据说，国内一位部长曾发狠话说，要把刘再复这样的人「憋死、困死、闷死、饿死、气死」，结果，反而促成了他在心理上站起来，终成为一个心灵的强者，而没有被孤独打倒。 在这里，关键在於一种心态。事实上，从一开始阅读刘再复交给我的那一组散文，我就感到是一种心灵的震撼，它直击了我们往往不能摆脱的一种纠结，在一个旧的国度和一个新的国度的选择中那种患得患失的枷绊。
刘再复在新的国度里得到了新的生命，用他的话说，「人可以有数度童年，可以有多次诞生。每一次诞生都会给生命带来新的晨曦与朝霞，新的生命广度与厚度。每一次内心的裂变都给人带来两种方向，一种是走向衰老，一种是走向年轻。能够把裂变变成童年的源泉，是幸福的人。他在裂变中扬弃过去，告别主体中的黑暗，及时地推出一个初生的宇宙。每一次诞生，都会剪断一次脐带，从而赢得更大的自由」（《童心说•西寻故乡》）。
着名作家苏纬曾对刘再复的第二人生有过这样的评价：「『再造童年』，就成了刘再复在他的『第二人生』中非常真实具体的自我救赎之路。扔掉名利得失的外在包装、扔掉意识形态的积习包袱，也包括扔掉各种有形无形的忌讳和牵挂，刘再复首先恢复了一个真实的自我，然後再在这个自我上重新开拓、挖掘出以往没有的或业已丢失的真率的本真本性。这样，所谓人生的大自由，思考的大自在才算真正出现了，所谓『第二人生』，才算具备了形式的质感和血肉的形态而真正落到了实处。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小心，这个『第二人生』，很容易混淆於另一个极权主义话语的熟悉字眼。」
刘再复的散文是独具一格的，我总认为它不仅是文学的经典，也应该是哲学的启示，不仅文字优美，而且闪烁过一个经过精神炼狱的哲者的思想之火。《文化中国》那组散文发表不久，刘再复的《飘流手记》就出版了，他比我年长，更是学界前辈，送我书的扉页却写着「志业吾兄览正」，令我诚惶诚恐。这本书之後，他又出版了杂文集《人论二十五种》，也立即送我一本。然後，又连续出版了《远游岁月》、《西寻故乡》、《漫步高原》等，每次送书都写上「志业吾兄览正」，慢慢知道送别人书也这样写。於是，後来乾脆自不量力地随意和他「称兄道弟」起来。现在想想，这已经无关乎论资排辈，而是刘再复这些人终究没能走脱中国老式文人那种单纯和朴素，君子之交既谈如水，何须又论谁兄谁弟？这随意之中，见识的是真正文人的胸怀和品格。这以後，自己凡遇稍有文化气韵的，无论男女老少均以兄称之。
再复兄离关温哥华後，一直关注《文化中国》，只要他认为重要的课题或文章，都会向我推荐。这个时候，他已经从个人情感的磨难转向更深层次的哲学、信仰和灵魂的拷问。到二零零二年，他与林岗合着的《罪与文学──关於文学忏悔意识与灵魂维度的考察》由牛津出版社出版，他马上给我寄来一本。拿在手中，不但书纸的厚重，更是一种历史的沉重。在这以前，我们在交谈中曾讨论过佛教中的「共业」问题，他率先提出了一个「共犯结构」的视角，而这本书就全面对此总结，提出了「无罪之罪」的概念。
刘再复认为人间悲剧的发生，不是仅仅某个「坏人」作恶的结果，而常常是人际关系的结果，是共同犯罪的结果。人生活在「共犯结构」中，无意识地获得一种「无罪之罪」，忏悔意识就是去领悟这种「罪」。文学有这种领悟，就会进入更深的精神层面和人性层面。後来，刘再复在相关着述中，从共罪意识、忏悔意识与人性中引出对文学的见解，探讨这种意识在中国的阙如所造成的局限，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多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空白。刘再复在形成中国文学整体的罪与文学的忏悔体系时，正是在讨论历史共业中，逐步提出了从共犯结构到无罪之罪的中国文学忏悔意识。
「忏悔意识」在中国文学的语境中往往是很敏感的，但在世界文学史上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甚至作为经典文学的一种底线思维。《罪与文学》不仅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首次以此为主题所作的重大探索和论述，也是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这一历史断链，在新的方向展现在我们的时刻，出现了有可能重新恢复或重新建立连接的契机。正如刘再复自己所说：「尽管书名是《罪与文学》，但通过忏悔意识这一切入口，我们对文学的本性，对文学的自由与责任，对文学的世俗视角与超越视角，对中国文学的宏观长处与短处，对东西方文学特徵的基本差异，对人类精神价值创造『永恒』之谜，等等，都有了比以往更深也更真切的认识」。 刘再复在谈到当代中国文学时，提到叩问上帝的出现，有一种类似欢呼的预见，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情绪：像以「雷锋」作为符号的道德主体死了，上帝复活了。
一个长期脱离神、仇恨神的时代结束了。像许多从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家和作家一样，刘再复在重启了中国文学的忏悔意识之後，把目光投向了更深远的终极之域。可能由於篇幅的关系，也可能由於事涉重大，刘再复没有用更多的笔墨去论述宗教和忏悔意识的关系，或者坦白说，也许在碰击这个问题时，出於对终极的敬畏，刘再复的谨慎和小心还依然明迹可见。
许多人期待刘再复在继忏悔意识的揭櫫後，会继续积蓄思索的火花和感悟的成果，让读者看到在这个事涉终极的层面上会有一个新的「超越」。也许，终有一天，「众里寻她千百度，蓦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毕竟，我们从「历史共业」中走来，看到了「无罪之罪」，每走一步，每思考一次，总是离终极近了一步，这终极并不是可望而不可企的。中国文学的终结和更新，可能是同时完成的。
後来，再复兄随着年岁增大，特别是近年身体欠佳，我们也不敢多打扰他，然而与他在文化上的心灵相通始终没有断。前两年我在组稿中，想寻找一些英文论稿，作者品单中出现了一个刘剑梅教授的名字，她就是再复兄的大女儿。以前再复兄在温哥华时，他身边有一个小女儿叫小莲的，而剑梅是大女儿，当时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现在已是作为教授和作者进行联络了。我感慨时光的迅变，而且，更感慨的是，剑梅不但早为人母，而且儿子Alan也即再复兄的外孙，已长大成人，正在大学攻读人文学科，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在美术创作中也屡有佳作问世。我很喜欢他富有现代意境的画，挑选了作为刊物封底画所用。於是，这个故事不是一般的故事，而是三代人与文化的中国的情结相连，心中想起的是一种人文关怀的咏叹。
困难时刻最能见证中国知识份子情怀和风骨。像刘再复这样的学者，一方面从不附焱趋势，保持思想和人格的独立，一方面又以极大的热情，等待和迎接中国文化复兴的到来。我只是想到，在世纪性的经济大潮和人心浮躁的年代，一家三代人不为所动，传承地在人文学科这种被视为「清水衙门」中的接力，实在是当代人文学界不多的现象，理应向他们致敬的。
近期同刘剑梅联络中，得知再复兄身体状况已不如前，尤其是患了老年人常有的帕金氏综合症。这种疾病是很容易损伤人的记忆力的。但是，无论如何，再复兄那些优美的散文书籍，恢宏的学术论着，早已充实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记忆库，其价值和意义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高。作为一个曾经近旁接触和观察过他的朋友，我每次想到再复兄时，更多的感受是他身上有一种难以摆脱的漂流者的情结。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载体，而中国文化在近百年来的历史，本身就有一定的飘流命运。
在温哥华时，再复兄谈到中国文化命运时，总会提到一九四九年部分中国知识份子流浪到香港，在那儿与办新亚书院，就是在中国文化「花果飘零」中传承薪火，极力体现生命力的一个典型例子。新亚人的校歌是：「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这种情怀让人伤感，却也感动，毕竟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宿命。中国知识份子对社会的要求很低，正如再复兄中所说，除了吃饱饭外，就是一要良知的自由，二要平静的书桌。这话说得令人感概万分。现在看来书桌是不成问题了，但是，如果书桌不能安放在自己的心灵上，那也不过是身外之物。 再复兄无法摆脱飘流的情结，但是，他却能固守一种文化的家园，以个人的品质和学者的良知去加以守护，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即使疾病能拿去一个人的记忆，但是，再复兄重新叩问故乡的意义和生命存在的意义，一个民族和一个文明应该会始终记忆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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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日「乡庐物语」公号） 作者：乡庐子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