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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霸凌事件背后的“七宗罪”
郑烨
最近几年“校园霸凌事件”不时见诸报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续问题，已然成为当地政府的维稳重点和网宣部门的屏蔽对象。里面涉及到的孩子都是13至18岁，尚处于青春期的在校学生或无业青年。面对一群未成年人的肆无忌惮，学校、家庭、政府、社会，显然都存在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
第一，学校不能置身事外。很多霸凌事件发生在暑假期间，也没有发生在学校，很多人会觉得此事学校“鞭长莫及”，过去惯常使用的“校园霸凌”固定组合应该分开了，下意识觉得应该不会与学校产生责任瓜葛，其实很多“校外霸凌”都是“校内霸凌”的延续和升级。
很多高考生选择师范专业是觉得寒假、暑假至少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可以照发工资而不用上班，其实平时学校忙于教学，恰恰在寒暑假期间是“家访”的“最佳时期”，也可以保持对学生动向的掌握和监管。
那些认为寒暑假期间学生与学校完全脱钩，发生任何问题都是家庭负责的想法，显然不符合国家关于设置学校的初衷。
第二，家庭不能听之任之。很多地方，尤其是劳务输出大省的家庭属于“隔代监护家庭”，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居多，而老人碍于体力和精力，囿于认知和思维，对于家庭中的留守儿童基本上“心有余而力不足”地“听之任之”。
即便是家中有父母，在很多欠发达地区，家庭内部的教育也是简单粗暴或冷漠无视，如今经济形势严峻，很多家庭的收入减少，父母的牢骚满腹和借酒浇愁只会让原本就处在逆反期的青少年更加叛逆，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成为很多青少年寻找“存在感”和“归属感”的方式，势必造成“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生存状态。
第三，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基层政府的工作一般都是被上级的各类工作安排推着走，俗话说的“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如今国务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的颁布，目的就是为了让基层政府摆脱上级部门“打工人”的角色，进而能够“因地制宜”地主动解决好当地的问题、服务好当地的居民。
然而很多基层政府的管理者已经习惯了“被推着走”，“主动作为”的能力严重退化，缺少防范化解不稳定因素的意识和能力，缺少未雨绸缪提前布局的工作思路。只能充当问题出现之后的“救火队员”和“维稳说客”，付出的各类成本反而更高。
第四，教育部门理念落后。寒暑假期间，荷尔蒙旺盛的青少年聚众惹是生非，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治安问题，更反映出咱们国家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理念的落后，显然没有明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即便是很多成年人根深蒂固地认为“学习是给学校和老师完成的任务”。
如今的学校对学生只是为了考试成绩进行教学大纲知识点的“填鸭式”应试教育，不仅让绝大多数学生彻底“学伤”，离开学校之后看到书籍就头疼。更是没有培养出“自学”的兴趣、习惯和能力，才导致寒暑假阶段，放假的学生百无聊赖、无所事事、惹是生非。
第五，弱势群体欠缺保护。很多基层政府觉得给村庄的残疾人办理《残疾证》使其享受“低保待遇”就算尽到了责任和义务，并没有把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纳入到工作范围和服务范畴。
在很多的“霸凌事件”中，被霸凌的女孩子的母亲是聋哑人，父亲也是残疾人，且都是文盲，缺少自我保护的反抗能力和寻求帮助的维权能力，然而基层的民政、残联、妇联、团委等部门则对其采取“自生自灭”的旁观者姿态，如此“不作为”让人寒心。
第六，经济下行失业背景。如果某些青少年并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就进入社会，需要追究学生家长、所在学校、当地政府的责任，毕竟有《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护佑。一旦辍学，成熟的身体和不成熟的心智的结合，很容易让不受控制的荷尔蒙“群魔乱舞”。
过去即便是没有毕业便离开学校，一般也会跟随父母外出打工，身边也具有亲人管束和同乡照拂，而如今进出口制造业经济形势严峻，四川、安徽、广西、贵州等劳务输出大省的中青年都缺少就业机会，更不要说刚离开学校的青少年。迫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无法被吸收进“劳务大军”，旺盛的荷尔蒙无处安放，也就容易引发三五成群的游手好闲和无法无天的惹是生非。
第七，法治漏洞助纣为虐。校园霸凌事件最近几年屡见报端，甚至出现了邯郸未成年杀人事件，都属于校园霸凌的升级版和极端特例。《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屡屡成为施暴者的保护伞，显然违背了制定法律的初衷，即“保护弱者”“惩罚犯罪”的目的。
很多基层执法单位习惯于“看人下菜碟”，漠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或者抱持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热衷于做“和事佬”，还美其名曰是践行“枫桥经验”，结果只会助长施暴者的嚣张气焰，造成更大的不良影响和社会动荡，尤其是在经济形势下行、失业人口增加、收入普遍减少的背景下，小火苗引爆大动荡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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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