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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抗战时期四川省主席王缵绪的五子王泽东中校营长
王凤昌
国共内战任“反共救国军”司令
王泽东，1930年出生重庆，后改名王立新（是本人不愿与毛泽东同名）。1935年王泽东在父亲王缵绪创办《重庆私立巴蜀学校》读书，高中毕业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本校在成都）；该校同为黄埔军校第二十二期二总队步七队学习。毕业调任台湾东南长官公署，此时，蒋中正派大公子蒋经国和余济时到其父家（治易公馆），转达蒋意是：“特派二架飞机让其父把家眷和大批家藏文物字画运送台湾。”因其父拒绝去台，王泽东也就放弃赴台，由国防部改调贵阳宪兵十二团任少尉队长。而其父是时任重庆警备总司令、军事委员会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国民政府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副主任。于1946年7月进行改革，成立“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仍任副主任（主任程潜）；管辖范围：河南南部、湖北、湖南、江西四省；下属机构：第五、第六绥靖区及武汉警备总司令部；核心职能：统筹地方绥靖区、接收日军投降物资及改编伪军，恢复战后秩序及协调军事行动，以及制定对中原军区等中共武装作战方案，召开绥靖会议针对中原军区作战计划。由其父不断向蒋上书提供策略，经中枢讨论通过，但参加抗战多年的官员们，这时只图享受，没有执行力。
1948年1月1日，因王缵绪上将恢复四川战后重建，功勋卓着获颁三等《宝鼎勋章》；再次当选“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委员，出席大会发言：“政府与党意志之不齐一，已于此次国大会中充分表露无遗。而政治改革之无实效，亦可于铲除豪门资本，举办救济特捐等例中概见。故欲挽回国事之颓局，非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力去敷衍塞责之官僚作风，努力做出成绩。尤于铲除豪门资本，安定人民生活一点，非彻底做到，不足以压人心，挽颓局等。”
自抗战以来至国共内战，其父始终是记者们追访的重要人物，同年5月17日刊载，王缵绪上将被推为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6月任“成都战役”主帅；6月13日向记者发表时局感言：“我对国家政府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说的都是病结所在，民间疾苦。三四年来，曾与总裁上书不下七八万言，如政治之贪污无能；财政上无限制发行钞票；党团人员全在做官，不下乡工作；教育腐化；司法较过去军阀还贪污，剥削平民；征兵尽是兵贩子；曾主张胜利后不能裁兵……等。可是这些办法国府官员都称好！却都没被采纳，千言万语等于石沉大海……痛之深、言之切！”
在国共内战前，其父兼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上将副长官及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兼总指挥。进入内战后，蒋再次放权省政府职能，二次把其父王缵绪推上省主席位置及军政一身（撤掉抗战后的，被多年抗战将领已架空的省主席王陵基（虚职）；王缵绪成了蒋在委会上钦定的驻守西南最高军政统帅，宣称“非他莫属”！并命他手持“国民政府八千份委任状”，将“国共三大战役”败退到四川上百万国军官兵纳入麾下。原胡宗南部在西昌镇守，在“扶眉战役”遭到重创，部队分散从西安逃到秦岭大巴山地区，已全被王缵绪纳入，胡宗南外逃。最后，蒋把所有未带台武器装备交付其父王缵绪，已组成强大军事实力，成为“成都战役”不败之将。
1948年12月王泽东奉父命在云南“执行蒋令捕捉龙云”，可龙云从南京逃到香港。不久，王泽东从贵阳返回成都任“治总司令部”警卫团中校营长；因其父川中声望，他受到川民及大量袍哥组织成员们的拥戴，成立数万人“反共救国军”任王泽东司令，并率军向西昌方向，沿新津、邛崃、大邑地区进行剿共，共军固难攻川。蒋为除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召三人见面抓捕，但他们不想落入韩复榘的下场，慌忙出逃。为此，三人被撤职通缉成犯，炸毁刘文辉住所，刘狼狈不堪，是从城墙地沟爬出去的。而蒋特命王缵绪携蒋经国在三人聚集点捉到，经王担保他们性命，劝说返回，可三人不想信老蒋会放过他们。王认为人各有志，便放了他们。带蒋公子和部队返回，面蒋说：“对无职无军三个逃犯而言，现人人诛之，是掀不起什么波澜，经苦苦哀求，已落到如此下场，让他出省暂避，就随他们心愿了。”蒋怒气大发说：“就知你对他们往开一面”！骂蒋经国“没用！责令他定要抓捕”！后由军统发现三人在彭县小镇联名通报中共求救；蒋立即派军将彭县搜了个底朝天，也没见其人。所称“起义”两字，不过是贴个标签而已，是利用三人让其他军国效仿之意！
四川易守难攻，中共曾先后派地下党郭曙南、钱文华、杜重石及贺龙书信等，对王缵绪策反毫无成效；以被俘其长子王泽浚为条件劝说起义，却惹怒他扣为人质，宣称“还我儿子，释放中共干部！”
其父王缵绪召开记者会表明立场及态度，1949年3月4日《新新新闻》刊出王缵绪公开给毛泽东一信：“润之先生足下，蠢子泽浚负伤被俘获承优待，以军人生死当不足道，在先生育不嗜杀之亡，感甚。往读先生沁园春及水调歌头词，以风雅闲情而兼英气概，佩甚。迩来所谓和谈，并非少数豪门贪吏之恐怖，因其已备安全地域，目前当局，仍是放任若辈，逃飞港台英美，尚未自我清算。今日渴望和平，乃是大多数民众难保自家者。既是面蒙民主口号解放，则当以民意为依归。天道忌盈，日满则缺，适可而止，不为已堪，乃中庸之道【小编推荐:揭秘儒家中庸之道的真正内涵】。昔日希特勒才胜英法，便转向苏联，日本人得我东北，即犯珍珠港，恃胜而骄，乌有不败。今天下健者，岂特苏联、林彪。国共两党以外，尚有广大群众。和谈岂独两党之事，苟不合全国要求，大多数人民，焉能束手待毙，甘为牛马。斩木揭竿，未始不能周旋到底。总之徒恃军事，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政治须用政治方法。人类社会，进步原如登山，先由迂回曲折而上，今欲复古，当寻途径。若一跃而降，其不颠仆死亡者鲜也。何去何从，惟先生熟思，而审处之。
即颂时祉。王缵绪
载拜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三月四日《国民公报》”
蒋在离开大陆前，已想到抗战入川以来，由王缵绪抻出援救之手入川落脚，是他力挽狂澜竖起维稳大纛，砥柱中流，又承担起抵御日寇的封疆大吏！如今对守川，更是信心满满，其强大内心与淡定从容，为我托付之人，承担起成都战役主将，把所有带不走重型武器装备及上百万兵力交付其手中，驻守西南不成问题！
而国共三大战役之后，中共最不愿提及的《成都战役》和《金门战役》二大战役之惨败。王缵绪泰然军事行动与布局，使蒋对危战所厄增加信心。就在共军不断向西南发起猛烈进攻前，国民政府及军事部迁台就绪，蒋临行前为何与王缵绪单独面商，是凭王缵绪八年力拒日寇川外的战实与信心，对其抱着无限期望告诫称：“治易兄坚守最后阵地周全，我将很快配合西南军事反攻大陆。”摘当时每日电台播报：“坚守大陆国民党最高军政统帅兼《成都战役》主将王缵绪，为“治总”司令负责各项重任。经共军不断作战，都难已突破。为维护阵地治安，插着“治总”旗帜的所有大型军车，都满载手持机枪国军将士，一天到晚各地巡逻。而王缵绪上将代表国民党军政，向全川公布执行五大任务：一、收容散兵，供给食宿。自昨日起，派出八路国军巡逻大卡车日夜在各地收容，今天又派出国军二十几多辆大卡车，进入各城巡逻，进行收容工作。二、规定部队集体进出，一定经过“治总”，原则不准进出，因为军力足以维持治安，但考虑军需供应及民食缺乏问题，向“治总”报批。三、水电厂、邮电局、广播电台，“治总”派部队守护安全，不得有所损毁，并确保都江堰电厂，昼夜供给电源，不得无故停电。四、军用物资均大部查封，派军队严密管理，免有散失盗卖情事。五、对于部队撤走后的军眷运到安全之处，必免流落街头，即组织收容站予以生活帮助。
尽管毛泽东亲点刘伯承、贺龙、邓小平部攻打西南，让久居香山的毛泽东大失所望，始无攻下可能。无奈在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称“全国解放！”
实乃，从1949年11月初，共军第二野战军及第四野战军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攻云贵；共军第一野战军转隶第二野战军建制由司令员贺龙指挥，于12月初追击南撤胡宗南部及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第16兵团，以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属第15兵团和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第20兵团；由湖北保安部队编成第3兵团加上宪兵团部队共32万国军，经三大战役失败已退到四川近二百万官兵纳入到王缵绪的麾下。胡宗南部从西安、宋希濂部从鄂西纷纷撤守，胡、宋二将溃逃台湾，曾在台46名“监察委员”联名弹劾胡、宋“贻误军机”；蒋面临傅作义的背叛，1949年12月7日下达总统令“国民政府迁设台北，并在西南设立大本营，统率海陆空军在大陆指挥作战”；12月8日，在王缵绪保护下蒋安全撤台。
据国民党史册记载：“坚守在大陆国军上将王缵绪接管军政一身，为方便起见，将各机构改称《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简称“治总”），以总司令担负起国民党在大陆最高军政统帅，王对属下说：“这比我抗战时，指挥几大战区武装军力充实得多。本官就盼毛匪把全部兵力都调来与我相战，不但达不到目的，对蒋反攻大陆计划起到至关作用。”直到1949年12月13日“治总”司令王缵绪颁布十二条军令：“凡抢劫、杀人、强奸、闹事、纵火、偷盗、趁火打劫者，一律格杀勿论。”为护卫民众抓了不知厉害的抢匪，让社会治安如同往常，无一人胆敢撒野。经王缵绪所控四川阵地，仍照旧正常开展各行各业日常工作，更加坚定稳固的支撑作战局面。
在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后，近三月来《成都战役》共军久攻不下，为避免扣为人质，中共特派王缵绪嫡长孙王复加（被中共拉入民盟委员），派他回到祖父王缵绪身边，奉命完成劝说起义重任。最终在1949年12月25日，王缵绪已是国民党驻守大陆（在职任上）唯一的军政最高权力者，出于痛惜民众及不分裂国家为“一国三制”局面，以悲天悯然境界，以国民和平原则着想，才放下抗衡决心。并在成都召集党军政各界几十万人大会上，由王缵绪上将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四川和平解放”！致电中共函内容：“中国近三十年人民生活多在战争扰攘中、贪吏剥削中。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因遭兵灾水火、瘟疫饥馑流离等浩劫，已减去一亿以上。绪抱缩短战期，减少损害，及时兴国予民休养之愿望，于抗日胜利后，辞居要职，请求进言，冀有所改变，革新一切。唯我以远，终因人微言轻，时事绝望。回忆我四川父老十余年贡献国家三力罄尽，且培养缵绪六十四载，至今日地位，毫无补报，愧疚难安，莫逾于此。近从事自卫工作，为民服务以图安定于万一，奈未得所。今见人心惶惶，百万生灵，恐遭糜烂，而武器流入民间，为害滋巨。缵绪爱国心长，不忍重苦人民。现率所部，暂维当地治安，静待改编调遣。此项官兵，皆国家优良子弟，不能谓为无用，全使失业。至于缵绪个人，会列入战犯，待罪山间，静候处置。陈言真实，并颂劬安。
王缵绪载拜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摘1949年12月26日成都《新新新闻》载“治总”当局原文）
于1949年12月31日国民党驻守西南上将王缵绪，同意中共贺龙、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陆续入川。从1950年起，王缵绪自愿解除国民党授予驻守大陆最高军政权力，及“治总”总司令等军衔，将属下第一军、第三军、第四军、第五军、第九军、教导旅和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外；另含王缵绪在儿子被捕后新组建的第四十四军（下割：第一五0师、第一六二师）4万余人；以及掌控约两百万军队与全部美式武器装备，全部移交给贺龙、邓小平、李井泉等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分别由解放军第18军、第60军、第62军、第7军等部队进行整编各部。同年王泽东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就读。
1950年1月中共执政党任王缵绪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成都市人大代表等诸多头衔。但王缵绪持军人风骨，挽拒中共授予各职，却始终拒绝参加中共安排的各类会议，这让中共首脑十分头疼。
供1950年2月8日贺龙在西南局第一次会议发言（原文如下）
首先，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报告。实际工作中证明，过去西南局所决定方针完全正确的，不但是过去，而且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也还是正确的，这一点很重要，它关系到今后如何建设西南，扎根坐稳的大问题。其次，讲一讲我们这一时期的工作情况，主要讲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改造九十万起义投诚人员问题。他们之中有胡宗南的副长官裴昌会的部队，有西南“剿共”游击司令王缵绪的部队等等。我们已把这批部队集中起来，他们对共产党的改造，表面上表示“欢迎”，但实际上“哭脸来把笑脸装”，内心是很不情愿的。所以，有的说：“我当了三十来年军阀，现在作了阶下囚”，表现很伤心。有的说，他的军已有三十多年历史，被共产党去改造感到痛心，并表白自己过去对各党派都有帮助。有的在发起义通电和签字时流着泪，表明他起义是迫不得已的。还有的说他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一贯进步，对中国共产党很同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一方面都以起义有功自居，企图以此为资本，保持其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对共产党改造他们的部队表现消极甚至抵触。再加上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军官的破坏，所以对这九十万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改造，是一项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
西南局对改造起义投诚人员的指示很明确。首先，要把我们党的方针对这些人讲清楚：第一、你们过去对人民是有罪的；第二、共产党无个人恩怨；第三、要从组织上、思想上按照解放军的标准彻底改造；第四、在政治工作制度上，政委有决定权。要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这是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不同之点。总之，我们对起义投诚人员，无论是个别谈话，还是开大会小会，要反复宣传党的方针，并向他们指出：政治改造是痛苦的，进步慢则痛苦的时间就长，进步快则可以缩短痛苦的时间。有的起义将领对我们的改造有抵触，开始故意穿得破破烂烂，当我同他谈了第五次后，他开始转变了，之后头发也理了，好衣服也穿起来了。有的起义将领开始还带钢盔，有的穿得比街上摆摊的人还难看，真是无奇不有。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表明他们原有的阶级立场还没有改变，在谈话中也表明了这一点：有的说：“共产党要打乱血统，首先把我的打乱；有的说：“刘（伯承）先生来我相信，贺（龙）先生来有点怕，徐（向前）先生来不欢迎”。还有的对他部下讲：“共产党杀人，我挨第一刀。你们挨第二刀。”上述言论，都暴露了他们的阶级本质。所以，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改造，也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有人在广安就有三千人的血债。如果不首先把下面的起义部队抓紧，就谈不到对他们的改造。
其次，选择好先从哪个部队开始改造？我们利用起义部队之间的矛盾，首先，改造王缵绪的部队。我对王讲：“你很有功，有功必有奖，但我只能作穿针引线的人，请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但你的部队必须改编。”这样，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也不会恐慌。第二步，改编川鄂绥靖公署杨森的部队。第三步，开大会把改编的部队调开，一是便于解决粮食问题，二是有利对起义部队的改编。我十八兵团原有九万余人，一下扩大到二十几万人，无法熔化，后来照西南局指示分成两股。最后，改编裴昌会兵团，我们派了一个工作团，由黄陵青同志带领三四百名干部到裴兵团去，由一野副参谋长李夫克带领军政干校的三四百名干部，到董宋珩那里去。我们发了两个命令：第一、明确职权，给予军代表很大的权力，明确规定：“军事代表不签署，对上对下皆无效，军代表可以直接召开军官会议。第二、部队中建立战士委员会，取消反动组织，特别是取消特务的政治工作，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第三、要建立一套组织。特别是对电台，政治机关要把所有电台人员集中起来训练，并割断他们的横向联系。”
根据我们的工作实践证明，西南局对改编起义部队的方针是正确的。同时，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注意克服急躁和怕麻烦的思想，其表现是：一部分同志感到与起义部队在一起搞不惯。一部分同志主张把伪军官拉出来，或要枪，或要人，简单从事，这两种思想都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了解，改造好旧军队，特别是改造好那些土匪武装，的确是很不容易。川西在二月份已把工作重点转入农村，对成都的特务还未开始抓。总之，大乱子未出，小乱子不断。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改造，让他们流散到社会上去，有的会变成新土匪，就会妨碍社会治安，影响群众生产。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如对改造起义投诚部队的工作搞不好，就会给我们今后革命工作带来损失。
第二、关于接管成都问题。我们对城市工作缺少经验，干部多是农村或小城市来的。第一无经验，第二与旧职员搞不来，有的同志认为“最好是一脚踢开，我来。”以后经过开会批评，这种思想慢慢克服了。接管对象有伪国防部一部分及省的一部分，省的归军管会接。接管要有重点，银行及造币厂应首先接，其它如学校等可慢一点。已接的差不多了，二月间可以大体接管完毕。
第三、关于公粮问题。接西南局指示后，曾作了调查研究。有人反映，广元城郊不出粮食，川北对粮食问题有讲价钱的味道，但执行西南局指示无问题。川西搞了个征粮条例，经西南局批准后，一公布马上就有反映。首先杨尚伦反映公粮重，因他是代表地主“国大代表”，所以，对他反映并不怕。但是党内一老同志张秀淑也有反映，虽然尚未听到农民的呼声，却引起了我们的重视，便组织几批同志下去调查。一号已回来一个组，据说按一般的比例，农民是交得起公粮的，但顾虑是一下交不出来。灌县有二个村，一个村地主交百分之四十几，另一个是地主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如讲民主评议，则川西的粮食是可以拿出来的。西康的粮食，曾和刘文辉谈了一下，他也搞不清楚能出多少，总之比较困难。
征粮是件很大的事情，搞好了，今后困难就少，财政、生产等问题都可解决，否则就会增加我们困难。走群众路线，民主评议是个很好的办法，不但完成了公粮，而且发动了群众。另外保管也是个大问题，要把仓库、口袋、生虫子、老鼠吃等等问题解决好，把消耗减到最少。一颗小米须经十八道手续，因此要加以爱护，防止损失。
第四、关于军队工作问题。西南局提出反倾向斗争，十八兵团某些方面比较严重。有的说：“我们对上级对得起，就看上级对我们怎么样?”在大陆战争结束后，他们还觉人少了，你要二千万人干什么用?过去战争时期我们拚命扩建部队，壮大野战军，但今天还要这样多部队如何养的起？不是要扩大，而是如何减少军队问题。到西康去的同志没有生根打算，我要求去的干部要作二十年准备，因为去的越久，就能学到更多东西，比新调去的干部要好得多。有的提出到成都的是一等军，到川北的是二等军，到西康去的是三等军。这是根据生活条件提出来的。此种思想不克服，对工作会有妨害，人虽然在西南，心还是水上浮萍，未扎下根。这次会开的很好，我们要很好教育干部扎下根、安下家，西南就是家，只有下决心好好作工作，才会作出成绩。
第五、关于进军西藏问题。正如小平同志说，我们对西藏情况很生疏。我曾找一些人谈了一下，其中有道士、和尚、博士、留洋学生，男的女的都有，搜集到了一些情况，有些情况很有用。从已了解到情况看，有两个问题最困难：第一个是运输问题，要比用兵困难好多倍。地是冰冻的，雪很厚，卡车很难进去，好的卡车一小时只能走五公里。修路须有特别工具，路比崖还坚硬，路修不起来，运输就很难解决，因此，对修路及运输要有一个长远计划。据了解，西藏还有帝国主义势力，故兵可以多去点，但要精，电影队、剧团等可以慢点去。多路进军也是一个办法，可能比较容易些。接济没有问题，但有的东西可能搬不进去。第二是政治问题。情况了解得太少，这个人这样说，那个人又那样讲，因此，要组织一个学习委员会，把对边疆有经验的人组织在里面，集中学习民族政策约法八章。同时，准备藏文的宣传品。他们对民族问题有些意见，首先要把国民党的汉化方针丢掉，国民党要夷人变为汉人政策是失败的。其次是国民党放官放大了，卡不住了。第三是政权未弄清楚，他是政教一体，政为教服务。一般农民无地位，当了喇嘛后才有地位。政教分开的提法不好，还是提信仰自由为好。西藏有的人文化水平很高，有的还懂英语，英国在那里培养了几千青年，他们把老年人抬起来，而实权在青年手里，所以主要是政治问题。我们必须把以上两个问题很好解决，如果搞得不好，还要被打出来。
第六、关于财政问题。节衣缩食口号要提出来，成都公教人员生活水平最低，十分艰苦，开座谈会时他们向我们诉苦，结果我向他们诉了一顿苦，因此，要提出过“节衣缩食”的生活。财政搞不好，其它一切问题都不好解决。但西南地区地广人多，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得好，财政问题也是容易解决的。
铺摊子安家，首先要解决干部问题，有两个来源：一从军队中调，只要西南局作了决定，保证不讲价钱，无论从三五兵团或十八兵团调都行；二是从川西北军政委员会调。
我听了小平同志报告后有两点感想：第一是方针明确；二是坚决。这表明我们西南局领导很好，我坚信有西南局正确领导，西南地区的工作一定能做好。
（请在2020年7月16日【文史博览】甘肃政协办公厅官方澎湃号：了解朱德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后统战工作方面内容介绍。）
所称“胜者王、败者寇”！可针对王缵绪而言，他绝非是国民党战败之将！他所宣布“四川和平解放”之举，乃彻底伤及到蒋中正反攻大陆的最后希望！随中共举国浪潮，王缵绪将“私有收为公有”，他不得不收起‘以教救国’的终极心愿意，把自己一手创办了23年的着名《重庆私立巴蜀学校》（今巴蜀中学、巴蜀小学、巴蜀幼儿园等），以及创办了12年的《西充巴蜀分校》（今四川省西充中学）由私充公。当年，由中共特派接收大员邓小平，在当观看了着名巴蜀校，是赞叹不已，与王缵绪签署捐赠国家时，邓小平公开作有保证及指示：“该校一切不变，不许改名，只许办好，不许办坏。”另在学校账目上还有28万校产出租店铺现款，巴蜀校董事长王缵绪没有取走，他很担心接收学校的，因没钱影响学校正常运行，特向邓表示留下此款，还要求用在学校教育事务上，保证学校继续开课。
据媒体报道：“早在23年前，川军宿将王缵绪是在军阀战乱时开创教育事业，对改造社会起到了重大作用。他曾不断强调：“国家兴亡系于教育，改造人便是改造社会；若能坚持普及教育便能影响国家变革趋向，拯救国家与民族水火之中。他在从事军政以来，身兼《重庆私立巴蜀学校》董事长，却始终要求校长及教员本着他的教育理念一脉相承。该校也正是本着创始人王缵绪确定的校训“公正诚朴”、“手脑并用”教育目标，以及“儿童本位”教育原则和“教养兼顾”教育模式，经教育实践，仅四年就赢得社会各界普遍认同显着办学成效，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代表国家肯定，赠该校“成绩斐然”金字招牌。该校董王缵绪聘请47位教育名家，如叶圣陶任国文教师，曾为该校作词普写精典校歌，每周年校庆活动时，歌声仍旧空中荡漾。
从1950至1952年间，王缵绪已将祖上家藏与毕生收藏全部文物字画，乃是不可复制的上万亿遗产；分别三次（每次用卡车、共装四卡军）送交川西人民博物馆（今四川博物院）和西南博物院（今中国重庆三峡博物馆，以及西充文化馆（现西充博物馆）。
经历次运动席卷后，现藏四川博物院字画存有23件（套）、印章100枚（主要为齐白石、曾默躬、姚石倩所刻）、瓷器8件；现藏三峡博物馆历代字画、碑帖395件（套）；其中为国家一级文物46件、二级116件、三级233件；图书360余种，另有拓本及印谱等230种，包括《黔南丛书》、《汉魏丛书》、《惠风丛书》、《邵武徐氏丛书》、《槐庐丛书》、《湖海楼丛书》、《文渊楼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粤雅堂丛书》、《海山仙馆丛书》等珍贵物品。
正如重庆三峡博物馆“景仁怀德”展览前言所称：“王缵绪将军生前收藏文物价值首屈一指，现有300余件套书画，经国家数字特级专家鉴定，全为价值连城的珍贵宝物。其中含有独一无二最珍贵的文物有：南宋马麟《院画册》、元佚名《仙山楼阁图》等精品称作镇馆之宝。”据当时馆长回忆：“因王将军对文物热心，在解放后王缵绪身边原提任的部属人士依旧很多，如刘子华、杨啸谷、王国源、芮敬誉、陈宜庭等大批人员，仍陪同他到川西人民博物馆，参加建馆初期文物鉴定和馆藏文物清理工作。由王将军给博物馆人员讲述文物知识与收藏课程等，当他看到库房保存字画被虫蚀霉滥，却感到十分心痛”。据王将军说：“早在蒋中正决定去台之前派蒋经国、俞济时“治园公馆”，传嘱迅速收拾家藏文物字画及家眷运往台湾。在军官一票难求时，蒋总裁要派两架专机让我运台。但本人没有听从他的安排，坚持表示留守大陆；其长女王泽瑜在香港知父珍爱家藏来电“速携文物去港，办妥移居美洲”。我同样没有采纳女儿建议说：“不要把我说得那么撇哟！我这些家藏珍贵是绝不可能带出国去，到头来流到洋人手中，岂不哀哉！所以，我每天来传授你们保护知识，教你们如何对文物字画进行收藏，以及提高你们对物文及字画方面鉴别知识。”
当年人人皆称“王缵绪是川军将领中唯一‘儒将’，塾读兵法及史书，爱好书法、诗词和收藏；不乏有众多高官和文化名人与他交往甚密，甚至长期得到他帮助过的卢作孚、陈济棠、傅斯年、扬全宇、余英时、梁漱溟、黄炎培、黄宾虹、齐白石、陈子庄等，以及不少知名人士不计其数。
因王缵绪五言诗写得非常好，书法习颜体，生前留下较多墨迹在“文化大革命”遭到破坏与毁灭。目前还保存王缵绪将军部分诗词及题字传世已不多见。如四川省高峰山风景区：它坐落在西充、蓬溪、射洪三县交界处，有“一山坐三县”之称，民国时期由西充和蓬溪共管。西充是王缵绪老家，是他那显赫地位和个人爱好，让高峰山道观盛极一时，有许多军政要员均受邀来过高峰山敬香、题书赠匾。先后有：王缵绪、林森、于佑任、冯玉祥、何应钦、孙科、白崇禧、陈立夫等人为高峰山题书赠匾；目前存留匾额300余块、楹联40余幅，堪称《民国牌匾第一乡》。如此众多国民党军政要员到此赠匾，实属全国罕见。现有民国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所赠“山中逸士”和“接武重阳”蔚为大观，是当今全国难得一见的书法珍品。
又如民国15年军阀防区制时，王缵绪驻守资中扩建重龙山公园，早就闻名蜀中。除名胜古迹外，经他修建的永庆寺、来鹤亭、葺山房殿舍等建筑，与北岩君子泉连在一起特殊景观。因“山势盘屈，隐若龙转”为游览胜地，现是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缵绪有部分诗词题字传世，现为资中永庆寺牌匾“令我见佛”；资中银山镇题“古银山县”；以及他创办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原取名题写“诱诲堂”、“棫园”等，至今都保存完好。
在中共执政后，也正是因为王缵绪不像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这类人讨好与取悦中共，像这类人后代要比刚进城的农民起家中共干部有文化，借此刘、邓、潘之后大多安排在省市文史馆部门任职。
经历次运动后，尤在王缵绪被打倒时，中共将其排除在抗战历史之外，并抹杀掉王缵绪及王泽浚历史功勋，把抗战史已改得面目全非，甚至毁掉与之相关的四川军民大部史料，况且是一些旧军阀之后，却利用工作之便改写历史，将王缵绪所作功绩，扣在自己长辈的头上。
最不幸的是，王缵绪与所有家人都受到迫害，大多蒙冤死于非命。而1951年3月27日，以“反革命”将王泽东被捕入狱，流放到阿坝州劳动改造、走遍雪山草地、每天干着超强度的苦役，共30多年。直到1981年释放回成都，已过60岁（超工作年限），他未婚入狱，出狱无家可归，父母早被谋害双亡。在一无所有情况下，靠国外亲友资助及学友帮忙。因与社会隔绝大半身，很不适应，尝试多行糊口。在困境中，王泽东为其父冤屈不停上诉，所写上诉书稿几十万字之多。因劳改落下多病，晚年无生活来源也无医保，最后是自生自灭，病死在成都一破旧小屋，了却一生。
（附：经王泽东几年上诉，由四川省公安厅回函内容。）
王泽东先生：八五年七月，你们致函邓小平同志，要求对王缵绪平反。中央将此信转来我厅。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复查和调查，王缵绪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携带大量本人书写的反革命材料，越境外逃，被边防军逮捕，尚未判刑，王便病死狱中。因此，报经中共四川省委、公安部批示同意：对王缵绪本人不存在平反、纠正问题，也不存在发起义证的问题。对子女亲友不受影响。特此函复。四川省公安厅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
作者：王凤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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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