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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牧笔谈】行远自迩，登高自卑
文/田牧
2026年5月，中国民主党欧洲总部在伦敦宣告成立。对於英国、德国、荷兰和法国的欧洲民运朋友而言，这不仅是一个组织架构上的调整，更是一种新探索与新尝试。
记得在2022年10月柏林中国民主化论坛会议上，荷兰的陈忠和、王国兴、英国的黄华、法国的刘伟民与德国的我相聚，有人提议「要建立欧洲4国反共轴心，每年的项目与活动尽量协调与合作」，大家一拍即合。这些年来，我们努力了，虽然组织松散，但行动协调。2024年10月的柏林中国民主化论坛大会前夜，陈忠和先生病逝了，可说是壮志未酬身先亡。而如今在伦敦举行这样的会议，实现了大家当年的约定，也算是告慰天国的忠和兄，我们迈出了约定的一大步。
回顾海外中国民主运动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既应看到坚持与付出，也应正视不足与局限。如何在总结经验中寻找新方向，在反思问题中开辟新道路，已经成为摆在海外民运面前的重要课题。此文是笔者与英国民运主帅王冠儒、黄华、王蕴溥的谈话内容的摘要，算是对中国海外民运工作的总结、思考与探索，与民运朋友交流与分享。
建立中国民主党欧洲总部，实现了四国民运朋友当年的约定，左起：王国兴、刘伟民、陈忠和、姜福祯与笔者当年合影。
英国民运团队主要领导概述
英国民运团队中代表性人物主要有：王冠儒、黄华和王蕴溥。
一、黄华：英国民运资深人士
黄华是英国民运中的资深人士，参与民运活动已有30余年。
20世纪90年代初，黄华曾与流亡英国的高沛其（原深圳市刑警队副队长）同属一个民运团队，并曾与王炳章等民运人士有过合作。90年代末，他加入中国民主党，是中国民主党早期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民主党圈内拥有较广泛的人脉和影响力。
作为英国民运中的老一代参与者，黄华见证并参与了海外民运的发展历程，其经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王冠儒：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主席、欧洲总部主席
王冠儒现任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主席。此前，他曾担任辽宁省人大代表、辽宁省民营企业负责人。
2016年，王冠儒因涉及辽宁省人大代表选举相关案件而受到牵连。当时，中共官方将该事件定性为辽宁省「拉票贿选案」，并称其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发生在省级层面的重大政治事件。官方通报称，该案涉及多名省部级官员、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
王冠儒是该事件相关涉案人员之一。此後，他经历了审查过程，并表示自己长期处於高压力、禁锢状态，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後来王冠儒因身体健康原因赴德国慕尼黑接受治疗，之後流亡海外。
谈及当年的经历，王冠儒认为，当时的选举过程是一次真实的民意表达，只是没有按照中央设定的方式进行，因此最终被定性为严重政治事件。这一经历让王冠儒深刻认识到体制内政治运行的问题。他表示：「我亲历了这些年的政治黑幕，也经历了个人权益受到侵害的过程。来到英国自由世界後，我决定投入中国民主事业，与大家共同推动海外民运工作。」
三、王蕴溥：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主席、欧洲总部副主席
王蕴溥曾在军队服役五年，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毕业於中共党校本科，曾在国有企业担任党委书记。离开公职後，他从事商业活动，经营私人企业。
王蕴溥是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创建成员之一。他表示，自己投身民主运动，与近年来中国社会经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关。
他认为，新冠疫情期间实施的长期「清零政策」，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影响，尤其是在封控环境下，一些普通民众承受了巨大的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白纸运动」等社会现象，也让他感受到民众对社会变化的诉求。
他说，自己在商业领域拥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长期关注社会发展，并希望参与推动民主进程。
2024年，王蕴溥又经历了一次重大人生转折。他因涉及一起高级官员案件而受到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王蕴溥说：「留置」虽然在形式上取代了过去的「双规」，纳入国家监察体系，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严重侵犯个人权利的问题。
据王蕴溥介绍，自己在留置期间受到严格监管，长期处於高压环境之下，包括持续监视、限制行动、反覆接受询问和撰写材料等。他表示，这段经历给自己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後来，王蕴溥因身体原因获得保外就医机会。在相关政策调整前的窗口期，他离开北京，经深圳、香港前往海外，开始流亡生活。
他说：「加入民运组织，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会尽自己的力量发挥作用。」
四、英国民运的新一代力量
王冠儒和王蕴溥都曾拥有企业管理和社会组织方面的丰富经验，也经历过中国政治环境中的重大变故。他们认为，推动民主、人权和公民社会建设，是自己未来努力的方向。
与早期海外民运人士相比，新一代民运参与者更多拥有企业经营、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方面的经验。他们试图将公民参与、社会诉求以及现实政治议题结合起来，在长期规划与具体行动之间寻找平衡。
从这一角度看，英国民运正在经历代际更替。新旧力量交汇，既延续了过去的理念，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正如一句常被引用的话：「长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既是时代变化的体现，也反映了海外民运群体持续发展的过程。
坚持抗争，亦需直面成效不足
中国在伦敦市中心推动建设「超级大使馆」的计划，引发英国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议，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组织和参与英国多个城市组织的相关抗议活动。
三十多年来，海外民运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与变迁。无数民运人士在艰难环境中持续发声，推动民主、人权与法治理念的传播。正是这种长期坚持，使中国民主运动在国际社会上始终保持一定的影响力与存在感。
王冠儒谈到：「我是後来者，但参与海外中国民运工作也已有六年多。这几年，我更多是在倾听——倾听前辈们回顾过去、总结经验。大家谈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旗帜不倒，队伍不散，声音不断。』」
我非常理解这句话背後的意义。三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本身就是对理想与信念的坚持，也是海外民运长期抗争精神的体现。然而，在肯定这种坚持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思考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影响力究竟体现在哪里？组织动员能力如何发挥？公众认同度又如何衡量？换句话说，坚持本身是必要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坚持的目的不仅在於延续，更在於产生实际影响、推动现实改变。那麽，如何让坚持转化为成果，如何让理想与行动更有效的连接，正成为海外民运需要直面的新课题。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长期存在的一些现实困境。长期以来，海外民运呈现出「分散多於联合」的现象。中国民运组织数量众多，各有理念、各有方向，各自开展工作。不同组织之间时常缺少有效协调，形成了较多隔阂与壁垒，导致整体力量难以汇聚，行动效果受到局限。
此外，讨论多於行动、组织多於整合、活动多於影响的现象也较为明显。许多活动虽然保持了一定的热度，但更多停留在内部交流和有限圈层中，难以真正触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一些组织之间缺乏长期合作机制，资源无法形成合力，部分传统工作方式，也逐渐难以适应当今社会传播环境的变化。
因此，现实中出现了象征意义多於实际效果的问题。坚持固然重要，但如果坚持无法转化为影响力，就难以推动民运事业持续发展。面对这些问题，仅仅强调坚持是不够的。真正需要的是在坚持理想的基础上，勇於反思、主动调整、不断创新。历史上的进步，往往始於对自身的审视；真正的发展，也往往源於敢於面对不足。
真正的进步，始於自我检讨。
「山头林立」与「内斗不断」背後的结构性原因
海外民运长期存在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民运社团数量众多、组织形态覆杂。面对这一现实，人们往往习惯将其中的问题简单归结为「内斗不断」或「山头林立」。然而，这样的解释并不完整。
黄华对此有自己的观察。他表示：「我参与海外民运工作已有35年以上，长期见证这些组织现象的形成与发展。如果仅仅将问题归结为『内斗』与『山头』，并不能全面反映实际情况。从我的经历和观察来看，其背後存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
首先，中国国内长期存在的高压政治环境，使独立政治组织难以正常生存和发展。这种长期隔离，使海外民运组织与国内社会之间难以建立稳定、持续的联系，也影响了运动的社会基础与发展空间。
其次，海外民运组织普遍面临现实资源限制，包括资金资源、人才资源以及传播渠道等方面的不足。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不同组织往往各自寻求发展，容易形成相对独立的运行模式，也进一步加剧了力量分散的问题。
再次，中国社会本身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媒体传播方式的兴起、青年群体的成长，以及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都对民主运动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表达方式、组织方式和动员方式，都需要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因此，海外民运所面对的问题，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个人矛盾或组织之间的分歧，而是政治环境、资源条件、社会变化以及组织结构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认识到这些深层原因，才能避免简单化归因，才能真正找到推动发展的路径。
从近年来一些实践探索来看，持续性的行动比一次性活动更加重要；具体项目推动比单纯口号宣传更加有效；面向社会的媒体传播比内部讨论更加关键；国际之间的协作联动也比单一组织孤军奋战更具影响力。这些经验也说明，未来的民运发展需要从分散走向协同，从单一行动走向系统建设。
2022年10月柏林会议期间提出的「建立欧洲4国反共轴心，加强年度项目与活动协调合作」的构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探索。经过多年社会实践与跨国合作的积累，如今成立中国民主党欧洲总部，其意义正在於尝试回应长期存在的现实问题，通过洲域布局、力量整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渠道共建以及价值协同，探索一种更加有效的组织合作模式。
这不仅是组织形式上的调整，更是对新时代社会传播环境和政治行动方式的一种回应。
英国实践带来的民运工作启示
2024年11月第92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举办「国际刑法研讨会」，邀请法律、人权和国际安全领域专家参与讨论。
近年来，英国民运人士在工作方式上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与尝试，其核心变化在於：从传统的理念表达，逐步转向社会参与、公共议题介入和实际行动。
笔者与英国的王冠儒、黄华相识相知已有多年。在这段时间的接触中，可以看到他们不断思考如何推动民运工作走出内部圈层、进入更广泛社会空间的努力。他们尝试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政治表达以及社会诉求，与民运工作项目相结合，使民主理念不再停留於口号，而是通过具体行动进入公众视野。
用王冠儒的话来说，就是：「要让社会看到，也要让社会感觉到。」
那麽，民运工作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让社会「看到」和「感觉到」？王冠儒通过两个实践案例进行了说明。
一、参与公共议题，让社会看见民运行动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伦敦市中心推动建设「超级大使馆」的计划，引发英国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议。该项目涉及外交安全、社区影响、国家安全以及潜在的监控风险等问题，因此成为英国社会讨论的重要公共议题。
王冠儒认为，近年来，中共「跨境镇压与迫害」的问题，已经受到越来越多民主国家政府、媒体和社会组织的关注。
所谓跨境镇压，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本国疆域之外，通过威胁、骚扰、监控、施压家属、滥用法律程序或其他方式，对海外异议人士、记者以及特定群体成员施加影响或打击。在英国，这类现象也不断受到关注。例如，一些海外人士遭遇法律程序压力、网络骚扰、持续监控或社会威慑等情况。
面对这些问题，黄华认为，民运组织不能只是表达关注，而应采取实际行动，包括及时向所在国政府和执法机构反映情况，通过媒体公开信息，并以组织化方式参与社会讨论。
基於这一理念，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围绕「超级大使馆」议题，在英国多个城市组织相关抗议活动。伦敦和曼彻斯特等地多次举行同步行动，吸引了不同背景人士参与，并获得了英国社会及国际媒体关注。
这一实践体现了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民运不再只是内部表达，而是主动进入公共议题，通过社会行动让公众看见、理解并参与。
2024年11月国际刑警组织大会的会场所在地。
二、进入国际议题，提升专业化与影响力
另一个重要探索，是主动参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公共议题。
2024年11月4日至7日，第92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国际刑警组织大会是该组织的重要决策机制，每年吸引来自全球成员国的警政领导人、政府官员及安全领域专家参与，讨论国际执法合作与跨境犯罪问题。
围绕这一国际会议，王冠儒、黄华等民运人士在格拉斯哥举办了「国际刑法研讨会」，邀请法律、人权和国际安全领域专家，就国际刑警组织的权力运作、专制国家影响国际组织、跨境追捕机制以及「红色通缉令」等问题展开讨论。
研讨会设置了多个主题，包括：
专制国家影响国际刑警组织决策可能带来的风险；国际组织治理中的透明度与监督问题；海外人士面对「红色通缉令」时的法律困境；国际刑警机制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
活动邀请了律师、国际刑事专家、学者、媒体人士以及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参与。其意义不仅在於表达批评，更在於通过专业讨论，让更多人了解国际刑警机制的运作方式，以及海外异议人士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和应对路径。
这种方式体现了海外民运工作的一种转变：从单纯的政治立场表达，走向专业领域参与；从被动回应问题，走向主动设置议题。
三、从英国实践看未来方向
英国的这些探索说明，民运工作的有效性，不仅取决於理念是否坚定，更取决於是否能够践行於现实社会。
未来的海外民运，需要更多加强社会参与能力、专业化能力和国际协作能力。只有真正进入社会议题、回应现实问题，才能扩大影响范围，提升公众认同。
让社会看到，让社会感觉到，也许正是新时代民运工作需要重新思考的重要方向。
创新，是民运工作发展的必由之路
《大学》有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任何具有生命力的社会运动，都需要在时代变化中不断调整和发展，民主运动同样如此。
创新并不意味着否定过去，而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突破。面对社会环境、传播方式以及国际格局的变化，海外民运需要探索新的工作模式、新的传播路径和新的组织机制。只有不断适应时代发展，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空间。
一、从纪念型活动向项目型活动转变
黄华认为，长期以来，海外民运更多关注的是「如何生存、如何坚持」。而进入新的阶段，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扩大影响？如何推动社会认知？如何让民主理念真正进入公共空间？
衡量一个组织的价值，不仅在於它是否存在，更在於它能否推动社会讨论、影响公众认知，并促进理念传播。
王冠儒以「刘晓波纪念活动」为例说明这一转变。
欧洲之声每年举办「7·13」纪念刘晓波活动，多年来持续开展，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王冠儒认为，在保持纪念价值的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提升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将其从一次性的纪念活动发展成为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公共项目。
基於这一思路，今年7月12日至14日，欧洲之声与英国「中国研究」共同推出「刘晓波人权奖」项目，设立奖金，以表彰中国大陆勇於追求人权与民主理念的人士。
未来，该项目还计划不断扩大社会参与范围，完善奖项设置，提高国际影响力，使刘晓波纪念活动从历史纪念走向现实推动，从象征意义走向社会影响。
二、从「存在」走向「影响」
海外民运过去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保持自身存在。而未来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形成实际影响。
黄华认为，这一转变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中国民运工作需要进一步思考国内外联动的发展方向。海外力量不能仅停留在海外表达，而需要探索与国内社会之间更有效的连接方式。第二，组织建设需要更加注重长期布局和战略规划，只有形成持续性的行动机制，才能避免运动停留在象征层面。
2025年10月，「中国民主党北京分部」在中国首府成立。黄华表示：原先考虑到国内同仁的安全，我是坚决反对的，但是这些志士非常坚决，怎麽劝也劝不听，他们带头迈出了第一步，渗入中共心脏地区，结果遭致全军覆没。黄华说：我们将「北京党部」视为一种血祭，为未来的国内布局与长期立足，汲取了经验与教训，这一步跨出去了，中国民主党不会终止这一步伐，未来还会以更策略的计划与方案向国内推进与布局。
从「存在」走向「影响」，意味着民运组织需要从维护自身延续，转向建设社会影响力；从单纯表达立场，转向推动现实议题。
2025年10月中国民主党北京分部成立，左起：王石、李武、赵强、李云、孙帅、李飞。
三、从圈层传播向社会传播转变
在信息时代，传播能力已经成为社会运动的重要基础。向更广泛社会拓展，不仅需要行动，也需要与传播相结合。「叙事权」和「话语权」决定了社会如何理解一个事件，也影响公众如何认识一个问题。
谁能够解释「发生了什麽」，谁能够提出「为什麽行动」，谁就更容易影响公共讨论。
虽然中国现行法律文本中包含公民表达、出版、集会、结社等相关权利原则，而如何在现实环境中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仍然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过程。
四、从单独行动向协同合作平台转变
面对覆杂的国际环境和长期挑战，单一组织的力量有限，协同合作成为重要方向。中国民主党欧洲总部的成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的一种探索。英国、荷兰、德国、法国等地的相关力量开始尝试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讨论如何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王冠儒认为，未来需要更多专业化研究和战略规划，通过平台化合作，提高行动效率和国际影响。如果长期停留在各自行动、彼此分散的状态，就难以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力。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从分散走向协同，从个体行动走向系统建设。
从象征性存在走向实际影响力，创新，不只是工作方式的调整，更是思维方式的更新。海外民运未来的发展，需要完成几个重要转变：从纪念活动走向持续项目；从内部表达走向社会参与；从圈层传播走向公共传播；从单独行动走向协同合作。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让长期坚持转化为现实影响，让理想追求在新的时代环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今年3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闭门审判了中国民主党北京分部七名党员，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在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抗议活动。
结语：民运未来工作思考
站在新的起点上，面向覆杂而动荡的环境，我曾与王冠儒、王蕴溥、黄华有过不少交流，这里记录了他们的现实想法与期待。
他们强调，民主运动不仅需要理念，更需要行动；不仅需要表达，更需要传播。与过去单纯依靠集会、声明、纪念活动不同，他们更加重视项目化运作、媒体传播和社会参与。
他们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让社会看得见，让公众感受得到。这种思路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任何社会运动的影响力，都不仅来自其理念本身，更来自其传播能力、组织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如果行动无法被社会看见，再正确的理念也难以产生广泛影响。
因此，争取叙事权、提升传播力，已经成为当代民主运动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中国民主事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它不可能因为一次会议而成功，也不会因为一次挫折而终结。重要的是保持反思精神，勇於总结经验，敢於探索新路。
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任何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脚踏实地的积累与实践。对於海外中国民主运动而言，今天最需要的或许不是更多口号，而是更多合作；不是更多争论，而是更多行动；不是停留於过去的经验，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创新。
唯有如此，才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站得更高，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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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