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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郭文贵与习近平的同质性──「半文盲」与「半农民」

2026年07月01日 7:06 PDF版 分享转发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作者: 余杰 

上报 2017年05月28日

史学大师余英时一向严厉批判暴政,他认为的本质是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最大逆流,他称之为现代化的「光棍」集团。诉诸中国近代史,中共的产生,虽源於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救亡图存之情操,然而在中国现代历史复杂吊诡的发展路径下,一则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内在谬误,再加上列宁主义和史达林主义以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夺权的路径;二则因为在共产革命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逐渐边缘化,代之而起的是「社会边缘人的集团」(便是其代表人物),使得这场轰轰烈烈的共产革命沦为「抢地,抢粮,抢女人」的「痞子运动」。

 

毛泽东与洪秀全如出一辙

 

毛泽东早年在长沙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师从岳父杨昌济学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曾在书上做了一万两千多字批语,其中有莫名而癫狂的一句,近年来常被人引用:「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这原不过是毛泽东怀才不遇的一句牢骚,意即吾乃上乘之才,不幸生得卑下;跟相隔不远的清末广西僻壤那位天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如出一辙。余英时从毛泽东的这句话阐发开来:「毛泽东是集多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他出身於,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边缘;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当边缘人占据中心的位置之後,他永远不安於位,於是政治斗争终其一生不断。

 

在早期的造反生涯中,毛一度遵循正统的马列主义原则,竭力煽动工人运动,那张《毛主席去安源》的着名油画,即是那段历史的写照。但中国尚是一个前现代国家,工业化不足,工人的数量和力量相当有限,无法承担革命的「领导阶级」角色。安源工人运动很快在军阀的打压下失败,毛不得不率领数千残兵败将窜入井冈山,成为中国古已有之的「山贼」。历史的吊诡将毛送回边缘人的世界,特别是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村的边缘世界,他的生命本质终於能发扬得淋漓尽致,领导一群暴民一步步席卷天下。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结果。由此,余英时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史上,毛泽东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负面;在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他则和希特勒、史达林是一丘之貉。」

 

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共政权合法性

 

毛泽东爲中共政权打上了深刻的个人烙印,中共与毛的同构性,不仅仅是天安门城楼上悬挂毛像那麽简单。邓小平等毛泽东的继任者深知,否定毛就是否定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虽然心中恨毛,但表面上一定要尊毛。而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任何渴望成功的人,无论是「工农兵学商,东南西北中」,都必须「以毛爲师」。在这个意义上,何尝不是缩小版的毛泽东?这两人的身份其实可以互换:若郭文贵步入政坛,就是习近平;若习近平纵横商界,就是郭文贵,他们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首先,郭文贵和习近平都是未受过系统教育的「半文盲」:如果以是否识字爲标凖来衡量,他们当然算不上文盲,他们毕竟还识字;但如果以是否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爲标凖来衡量,则他们都是文盲——他们只有初中文化水准(虽然後来习近平得到了清华大学博士学位,但其博士论文是由枪手代劳的,其博士帽也是纸糊的)。所以,用「半文盲」来界定他们是恰如其分的。

 

当代中国原本就没有贵族阶层,绅士集团早已在土地改革中被消灭。共产党的高级官僚,若往上追溯其家谱,其父辈或祖父辈,哪一个不是土匪、兵痞、流民?所以,郭文贵以极佳的口才、俊朗的外表、眩目的财富等掩饰其学识之不足,混迹於中国的上层社会亦泰然自若、游刃有余。据马建在视频中的供述,郭文贵文化程度不高,言谈举止经常用错成语,词不达意,写作能力也比较低,「他的内心应该有很强的自卑感,但又极力掩饰,由於文化水准不高,所以他对公司的经营理念比较混乱」。马建在供述中还说:「郭文贵追求享乐奢靡生活,从他购买私人飞机,并对飞机进行豪华装修,他也很注意自身仪表等方面看,实际上就是图慕虚荣。」看来,马建确实是郭文贵的知己。

 

豆大的字不识一箩筐,习近平更是如此。在外宾云集的公开演讲中,习近平将「宽农」念成「宽衣」,在民间赢得「宽衣帝」之绰号,可见其文化修养十分有限。当然,此事发生後,习近平不会公开道歉,只会推卸责任——爲他撰写讲稿的秘书因为使用这个并不生僻、却让主子丢脸的典故而被逐出南书房。习近平的教育程度远低於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他极度缺乏自信,在出访西方各国时,拼命以「报书单」的方式显示自己手不释卷、博览群书,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让自己成为天下之笑料。那些西方文学经典他不可能一一读过,若是读过,他的言谈举止岂会如此粗俗不堪?习本人缺少文化薰陶,一方面欲盖弥彰地用文化装点门面,另一方面对有文化的人充满嫉恨和仇视,所以连西方儿童绘本也不准翻译出版——既然昔日我在少儿时代没有书读,今天的孩子也不准读来自西方的书籍。

 

郭习二人是半

 

郭文贵和习近平的第二大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半农民」。所谓「半农民」,意思是他们不是被农村户口死死限定的、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的农民,而是此前生活在城市,因为个人或家庭在政治运动中挨整,被当局从城市发配到农村,在农村生活过相当一段时间,以後又成功脱离农村、重回城市的「准农民」。以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而论,此类在农村吃过苦、浸淫了农村底层社会弱肉强食生存铁律的人士,存活和发迹的能力最强。他们往往胆大包天、无法无天,後来在很多领域成为无往不胜的「人上人」。

 

郭文贵在推特上宣称:「郭文贵是草根出身,农民出身,不怕死。」其实,郭文贵不是成色十足的农民出身,他的父亲算是知识分子,是国安系统的中层干部,後来因为在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全家被贬斥到农村生活。所以,郭才有过在山东、河南之交的农村生活的体验——那里是中国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沉淀最深厚、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地区。有意思的是,郭文贵在对外发布讯息时,常常不用第一人称「我」,而用「郭文贵」或「文贵」,有江湖上的袍哥特质,又宛如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在讲话中「自我引用」那些「萨达姆·侯赛因的名言」。若对此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作心理分析,即可发现其内心深处剪不断、理还乱的极度自卑且极度自恋的情结。

 

《新京报》对郭文贵的报道虽是「奉旨讨伐」,其内容倒也不无真实之处。该报道描述说:在盘古公司多位前高管的眼中,郭文贵具有多面性,既有「人情味很浓」的一面,又会随时翻脸,威胁恐吓员工,暴力性侵女员工,是「独裁者」。一方面,郭「孝敬父母」,「家庭责任感很强」,自称「虔诚的佛教徒」(据传,郭逃亡美国之後又皈依基督教,与福建特大走私案远华案的主角赖昌星被引渡回中国之前,在加拿大宣布受洗的情节颇为相似);对待下属,有时十分和善,会嘘寒问暖,还常常以人生导师自居,加之郭文贵外形俊朗,非常健谈,「员工们看他都像看神一样」。

 

多位受访者都谈到,郭文贵只要在北京中午都会尽量回家陪父母吃饭,在公司和家里都设有佛堂,每天拜佛。但在其温文尔雅的表像之下,则是不择手段、厚黑无形之本质。郭文贵曾经的合作夥伴曲龙评价说:「他喜欢张冠李戴,将这个人的话接到那个人身上;他是一个性格扭曲的人,生活在扭曲当中,是一个心理扭曲的好演员;他没有老朋友,只有新朋友;就是两种手段,一种是利益输送,另一种就是抓住你负面的东西来要胁;求人的时候特别能放下身段,委曲求全,给人舔鞋都行,但是一旦得手就翻脸不认人。」这些说法大概并非空穴来风。

 

与郭文贵相似,习近平也是一名「半农民」。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农民子弟,在陕北带领一群农民造反,与刘志丹一起创建了这个「革命根据地」。後来,习仲勋贵为中共政权的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也仍保持了诸多农民习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後,陕西当局整修习仲勋故居,将整个村子里的居民全部外迁,在人文及自然生态意义上的村子不复存在,仅剩下一所翻修得富丽堂皇的习家大院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习家地位之高远非郭家可比,在毛时代残酷的党内斗争中跌落得也比郭家更惨。习家虽未臻於「人亡」之地步,却也几乎「家破」——父母被秘密关押多年,子女离散到各地。少年习近平的正规教育被中断,从红色贵族沦为受同龄人唾弃的对象。他在年仅十六嵗时即被流放到延安梁家河村,一度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跟史达林时代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农村劳动改造的「敌人的後裔」无甚差别。

 

粱家河与北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2004年,贵为省级官员的习近平在一次采访中说:「我迈出人生的第一步,就到了梁家河。开始是格格不入啊。我刚一去了以後,看到我们这个窑洞在半山上,星星点点的煤油灯,我跟我的同学说,『我说你们感觉有没有像山顶洞人的感觉?』但是後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住了七年。」习近平当然不会对此现实作出深刻的思考:为什麽在号称「工农是领导阶级」的国家,农民的生活如此悲惨?

 

延安生活造就习近平的世界观

 

苦难有可能将庸人锻造成英雄,也有可能摧毁庸人的良知和道德底线,将其形塑爲司汤达《红与黑》中的「於连式人格」。2015年,已是党国元首的习近平在「回延安」时对乡亲们说:「我走的时候,我的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这句话对应着此前他在接受采访时的一番表白:「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我现在所形成的很多基本观念,形成的很多的基本特点,也是在延安形成的。」习近平後来访问美国时停留短短数天所遭遇的「文化震撼」,怎麽能与他在延安七年挣紮在生存綫上的生活经验相比?延安的农村生活造就了习近平的世界观,他成为支撑共产党掌权的最为落後、保守、停滞的西北农民文化的代表,即便他後来长期在福建、浙江和上海这些较为开放的东南沿海地区任职,也不能改变这个已经成形的人格形态。

 

中共自始至终就是一个流氓痞子集团。郭文贵和习近平,当然还有王立军、令计划等人,在争权夺利时可能是苦大仇深的政敌,但在知识结构、文化素养、道德观念、思维和语言方式等方面,他们却如出一辙。他们是毛泽东时代批量生产的「残次品」,是「缩小版的毛泽东」。

 

※作者为中国流亡海外异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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