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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书摘】《知识分子为何犯错？：诡辩、观念洗白、同温层取暖、盲从「大师」……知识最渊博的一群人如何破坏我们的社会？》
转自：新世纪，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思想坦克 / 书摘 2026-7-9
第七章 为什麽知识分子会与侵略者同一鼻孔出气
一项研究的受试者要观察萤幕上出现的符号。他们可以按下按钮来控制符号出现的顺序。几乎所有受试者，包括那些操作没带来任何实际效果的人，都认为自己成功控制了这个流程。这个研究结果（许多其他研究也陆续加以证实）显示，人类会高估自己对事件进程的影响力，并低估偶然或自己无法掌控的因素的作用。这种对自身行动能力的错觉，可能是为了满足内心深层的心理需求。在另一项研究中，受试者坐在一间房间里批改一篇文章，每隔一定时间会响起尖锐的铃声。其中一半的人有遥控器，可以用来降低铃声音量，不过他们被告知不要使用它。结果：这些人的焦虑程度较低（出汗较少），比其他人更能妥当地批改文章……而且他们碰都没有碰过遥控器！光是相信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让我们可以更安然承受负担。这就是为什麽我们习惯於低估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只用我们可以控制的因素来解释某种情况。
想像自己手里就掌握着解决问题的方案，或许能让我们心理上感到安慰，但也可能让我们忘记，其他人手里也都握有自主选择权，也都能够塑造历史。在知识分子群体里，当他们的国家遭受外敌攻击时，这种控制的错觉也许更是格外显着。由於在这类情况下，他们都是掌握「遥控器」的人（因为他们在公共辩论中有影响力），所以他们想像自己手里有个按钮，只要按下去就能安抚侵略者。（监於敌人的态度是他们的国家左右不了的变数，他们也就更愿意这麽想像。尽管唯有有利的军力差距才能保证和平与安全；但如此一来知识分子就失去重要地位了。）因此，当他们的国家遭受攻击时，很多知识分子会试图证明，如果自己的国家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就不至於惹怒敌人。他们为了扞卫自己这种本能反应，就不得不寻找论据，有时甚至与敌人同一鼻孔出气（就连敌人没有提出的不满，他们甚至还代替对方声张）。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麽欧威尔会说，西方的「和平主义者」向来「不会公平地谴责交战双方，而是将所有非难对准英国和美国」。
史达林、普丁、辛瓦（Sinwar）与希特勒握有自主选择权吗？
为什麽有些人会暗自将非西方人视为被动的行动者，从来只能被动应对西方的行动，控制错觉偏误可能是一种解释方向。在整个冷战期间，许多知识分子似乎都认为西方阵营有责任不与苏联为敌。早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美国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就询问过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西方能够做些什麽来让史达林满意。李维诺夫回答说：没有。一九四六年六月，他向一位西方记者（这位记者渴望知道西方错在哪里，以及怎麽忏悔改过）说明，这场对峙的首要原因在於「苏联当前的意识形态观念」，是它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无可避免。」困惑的记者继续追问：「假设西方愿意放手，满足莫斯科当局的所有要求……这可以让紧张局势缓和吗？」李维诺夫表示不行：「西方在一段时间後又会面对一连串新的要求。」一些评论家相信西方可以自行选择避免战争，认为只要展现足够的善意就能促成和平；如果和平没有到来，那就再次做出妥协。历史学家康奎斯特提到，在整个冷战期间，一些知识分子不仅将所有讲述共产主义实情的演说、书籍、节目或文章视为对和平的伤害，他们还赞同敌人的指控，例如主张西方的防御军力会培养出进犯的动机，使苏联感受到威胁。总之，许多评论家似乎忘记了，苏联集团内部充斥的意识形态激情是自主的，与西方任何行动都没有关系。正如康奎斯特所提醒的，「苏联人相信，所有其他类型的生活和政治观点本质上都与他们敌对，这种信念正是冷战的主要原因。」此外，史达林早在一九四七年就表明过立场，他引用并赞许列宁（Lénine）的这段话：「从长期来看，难以想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与基督教国家并存。最後终有一方要胜出。在这个结局到来之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势必会有一连串的激烈冲突。」苏联已不复存在，但某些思维模式延续下来。现今有人会认为，为了缓和与普丁执掌的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西方理所当然能够做出一些选择（事实上并非如此），言下之意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对西方所犯错误（道德上或战略上）的回应。例如，皮耶．勒卢什（Pierre Lellouche）就解释说：「没有人重视後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我们忽视它，没有给予经济上的援助。这导致普丁上台和这个可怕政权的出现，我们对这些事负有绝大部分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关心，我们将俄罗斯视为一个落魄的国家，而不是欧洲大家庭里的一员。」在这类论述中，普丁的俄罗斯在文化上或意识形态上的内在因素（美化过去的帝国主义，窜改历史，反西方的仇恨，对欧洲小国在二十世纪所受苦难毫无悔意，出於攻击性偏执而始终在找藉口正当化自身的侵略意图等等），统统都被低估漠视。
同理，在二○二三年十月七日之後，许多知识分子呼吁大家省思哈玛斯（Hamas）发动袭击的「根本原因」。在这些分析当中，导致暴力的根由几乎都在以色列这方，巴勒斯坦的社会内部因素从未被纳入检视，比如伊斯兰主义、文化反犹太主义（一名恐怖分子打电话给父母得意高喊：「我亲手杀死十个犹太人」，他对自己的行为无比自豪）、否定以色列的存在、赞扬「烈士」行为等。十月十一日，莫娜．肖莱（Mona Cholet）在她的部落格上写道：「当然有解决方案，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必须撤出西岸！」哈玛斯宣称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除；肖莱不认为这是巴勒斯坦人的自主选择，她知道这只是他们对纳坦雅胡（Netanyahou）政策的本能回应。这是落入控制错觉偏误，认为只有西方这一方（肖莱的例子里是以色列）掌握促成和平的权力。正如美国评论作家苏西．林菲尔德（Susie Linfield）所写的：「巴勒斯坦人只被视作无能为力、被动的受害者，而不是能主动行事的行动者。」换句话说，知识分子陷入一种错觉，认为西方国家能够选择不要有敌人，而且只有西方手里握着书写历史的那枝笔。一场冲突的「根本原因」从来不在敌人那方。这当然让我们想起朱利安．费朗（Julien Freund）在其论文答辩时对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说的话：
你就像所有和平主义者一样，以为是由自己来指定敌人。你推论，只要我们不想要敌人，就不会有敌人。然而，是敌人来指定你。如果他想要你当他的敌人，你大可以用友谊作为最美好的抗议。但从他想要你当他敌人的那刻起，你就是他的敌人。他甚至会阻止你脚踏实地过生活。
因为知识分子将敌人视为纯粹被动的反应者，他们有时会颠倒因果关系。例如，以色列在加萨走廊实施的封锁被指为引发巴勒斯坦人怒火的原因，但实际上，这是以色列因应哈玛斯控制该地区、将其转变成恐怖分子後方基地的结果（当然，原因与结果後来可能互为表里，形成恶性循环）。同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OTAN）的扩张政策被视为引发俄罗斯不满的原因之一（比如亨利．盖诺﹝Henri Guaino﹞写道：「美国和欧盟推动的北约扩张，唤起俄罗斯人被重重包围的感受，而这种感觉也是许多欧洲战争的起因」），但北约这个防卫性联盟的扩张也许正是对俄罗斯侵略野心的回应，是源於多个前苏联小国的要求，它们因邻国的言论和军事行动（车臣﹝Tchétchénie﹞、乔治亚﹝Géorgie﹞、克里米亚﹝Crimée﹞……）而担心受怕。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再度武装经常被视为苏联再度武装的原因，而不是对苏联再度武装的回应。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年，美国主要报纸用「好战」形容雷根（Reagan）达两百一十一次，用来形容柴契尔夫人（Thatcher）达四十一次，用来形容布里兹涅夫（Brejnev）只有五次，而该时期内发生了阿富汗战争。如果只有西方才有能力书写历史，那麽率先扰乱平衡的一方就必然是它；是它犯下错误才导致敌人暴力相向。将敌人的暴力一概视为一种被动反应的话，再进一步就等於在说，这种暴力从根本上是一种正当抵抗。
这种控制错觉的偏误似乎不只发生在西方与全球其他地方的关系上。在一九三○年代，当希特勒针对法国和英国发出挑衅言论时，这两国的和平主义知识分子也以为只要反思自身就能解决问题，於是法、英两国就对这些紧张局势负有全责。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希特勒上台满一个月之际，英国首相在日内瓦提议削减法国和英国的军备。当时赫赫有名的社会学家巴耶对此提议赞赏有加：「必须不计代价防止德意志帝国再度武装起来，为了做到这一点，《凡尔赛条约》里不需裁军的国家，都必须接受大幅裁军。」一九三三年，英国工党主席乔治．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宣布他的计画：「我将会关闭所有募兵站、解散军队、解除空军武装，并变卖战争物资。」罗素大表赞同：「﹝如果我们解除武装﹞，那麽我们就威胁不了任何人，谁都没有理由对我们宣战了。」他还说：「人只有在遭遇抵抗时才会变得凶恶」：抵御纳粹主义的作为被视作导致纳粹主义的元凶，这无疑是控制错觉偏误的一个极端例子。《泰晤士报》记者乔治．道森（Geoffrey Dawson）认为，报刊媒体的编辑方针要为紧张局势负一部分的责任：「我每晚都尽我所能，以免自家报纸刊出任何可能触怒德国人的内容，而且还会偷偷塞入一些安抚他们的话。我相信，和平取决於我们能否与德国建立起更合宜的关系。」邱吉尔表示，在一九三二年，当德国要求解除武器限制时，「它得到英国报刊的大力支持……《泰晤士报》表示『不公得到纠正』，《新政治家》杂志认为『承认所有国家的平等地位至为重要』。」欧威尔指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些年，在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圈里，大家不仅流行强烈抨击《凡尔赛条约》，而且如果你说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仍然负有一小部分责任，你会被唾弃。」雷韦尔的作品里处处可见他对人类心理的绝佳洞察和理解，针对那些赞成任何单方面让步的社会运动者的心态，他这麽描述：「他们理所当然将和平置於所有其他利益之上，以致最终会认为和平取决於自己应放弃自卫；这是他们对此情况唯一能控制的因素，也是他们在任何谈判中唯一能大量给出的东西。比起得到对手的让步，由自己让步会更容易。」雷韦尔接着又说：「有时候，我们民主主义者眼中的头号敌人之一就是我们自己，甚至说是唯一的真正敌人也不为过。」
作者为法国评论作家、《费加洛报》（Le Figaro）专栏作家，也参与创投。着有备受注目的《虚构创作里的觉醒主义》（Woke Fiction, Le cherche midi, 2023）。
书名：《知识分子为何犯错？：诡辩、观念洗白、同温层取暖、盲从「大师」……知识最渊博的一群人如何破坏我们的社会？》
作者：赛缪尔・菲图西（Samuel Fitoussi）
出版社：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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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26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