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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短评（十四）
郑烨
在极权体制之下，习近平绝对会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如同崇祯煤山自缢之前在《罪己诏》中写下的“群臣误我”。
在与其他公司的合作框架中，华为始终处在“赢者通吃”的位置，华为的“赢学”已经脱离了简单粗暴的“双赢”范式的桎梏，而是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流程、每一个意向，都能赢一次，予取予夺，随心所欲，责任永远是别人的，权利永远是自己的，恐怕这就是习近平经常说的“收放自如”吧，显然已经达到了“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天赢境界”和“永赢模式”。
人作为参与者和接受者进入一个系统的线条是遵循时间线的，不能同时从好几个路径进入，排列组合则是空间的，也就是说空间是为时间服务的，空间的复杂性为时间的多样性提供了基础，复杂的空间排列组合为不同维度的时间线提供了多样的路径。
意义来自于感受者和创作者。创作者的确有想传达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创作者会进行时间线上细节的选择和空间领域事件的分布，比如想要带给读者世事无常、祸福相依的感觉，如果像录像机一样巨细无遗地实录现实历史，如果感受者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观看和阅读，也会得出世事无常和福祸相依的感觉，如此显然太浪费时间和精力，于是创作者就通过自己的剪裁组合选择加工材料，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可以容纳的篇幅中呈现出同样的底色描述和氛围营造，让阅读者感受到。
在此基础上，意义首先是由创作者赋予的，至于感受者得到的其他感悟和意义，则来自于自身经历与文本材料的碰撞呈现出的旁逸斜出，属于感受者自身参与的二次创作了。
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受害者有罪论”被应用于每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个体，以此掩盖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和森严的等级壁垒的大行其道，与此同时“受害者优越论”则会被国家和政府用以煽动极端排外的民粹主义，两者奇妙的组合构成了扭曲变态的个体“三观”，归根结底是极权政体对于常识、理性和人性的扭曲。
最近看到董明珠的言论说自己的公司不要“海归派”，说“海归派”都是间谍，实际情况则是近现代历史中“海归派”对国家建设居功至伟，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不遗余力，孙中山的同盟会成员基本都是“海归”，反而是中共建政之后，大批欣然回国建设国家的人才在“反右”中被残酷迫害，在“文革”中九死一生，也使得中国陷入到崩溃的边缘，可见对“海归”的认知决定着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也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柴静的访谈录《看见》被禁，让更多人“看见”了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不管身边围绕多少敏感的宵小之徒用自己的愚昧和无知展现自己奴才的忠心，柴静依然用一颗感同身受的心和一句句心同此理的话倔强地闪着善良的光芒，温暖冰冻的脑，照亮阴冷的心，感动麻木的神经。
希望某些海外的“自媒体”不要一听到“反共宣言”就趋之若鹜，未经任何核实就自以为捡到了一个增加流量的“爆点”，殊不知无意中沦为了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想要扩大海外影响力进而获取“政治庇护”资本的工具。比如关于那位名叫“王靖渝”的调查报道值得看一下，部分揭开了某些打着“反共旗号”借以达到个人目的，甚至以此招摇撞骗者的“画皮”。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怕不怕战争？要知道战争可是要死人的。
2001年9月11日上午，基地组织袭击美国本土，美国怕不怕继续死人？要知道本拉登后面可是有塔利班政权为其背书的。
失去了“正义”的旨归，企图靠让台湾人民“害怕” ，从而屈从所谓的“一国两制”，不是所有人都是“正义凛然”的“软骨头”和“慷慨激昂”的“投降派”，总有人会为了自己和子孙后代的自由、民主而选择义无反顾地“斗争”和“牺牲”。
被贴上“不了解美国”的标签难道就应该对中共的极权统治保持沉默，这是什么逻辑？犹如一个自诩为“道德高尚”的人意识到自己内心也存在“恶念”，就选择对世间的邪恶保持宽容和缄默？
在中国，有大量俗称“无知少女”的结构性干部，即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干部、女性干部，如今又加上了一个“年轻干部”，都属于体制内独特的“上升通道”和“快车道”。如今提拔省市党政“一把手”又加上了一个一二线城市主政的“履历”，就像是提拔县委常委需要具备乡镇“一把手”履历一样，体制内已经逐渐被构建成为一个标准化晋升的金字塔。
在中国这样一个“逆淘汰”的社会，如果不变成魔鬼，很难攀爬到金字塔尖，如果进入不到上层阶级，便很难占有更多的稀缺资源和拥有分配资源的权力，由此促使每一个掌握些许资源的体制内人员疯狂变现，甚至瞒天过海、点石成金，成为出卖灵魂换取利益的“浮士德”。华夏大地已然成为充斥着魔鬼的地狱，其原因就是共产极权体制。
2018年6月6日，83岁的演员牛犇入党，6月25日，习近平写信表示祝贺和肯定。
2025年6月30日，92岁的演员游本昌入党，没有等来习近平的贺信。
两个人还都入选了18、25年度的“感动中国人物”。如今中共的“吉祥物”是要“越老越妖”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经有一句话特别流行，那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当时还觉得为了经济发展，连文化都成为“幌子”了。如今才发现，文化不仅仅可以用来赚钱，还是统战的手段，而且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更可以随时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在土匪眼里，文化、经济皆是生财的手段。
在中国，不懂“政治”的“商人”永远成为不了“企业家”。
中共最擅长用“零成本”或“负支出”的宣传作为“鱼饵”使其掌握社会资源及分配权力，然后再以救世主的姿态去“施舍”被剥夺者，用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民众的鼠目寸光和急功近利则成为共产极权方兴未艾、大行其道、所向披靡的温床。
很多家长知道政治的残酷之后选择给孩子营造理想主义的岁月静好，害怕自己的孩子过早知晓真相之后到处乱说，给他（她）自己或家人惹来麻烦，记得莫言说过他小时候捡到台湾飞机撒下的传单之后当众夸赞台湾生活的优越引来村长对其父母的训诫。
在中国，家庭认知和教育呈现出精神分裂的状态，归根结底是共产极权的压迫造成的生存扭曲，也是蝼蚁艰难求生的无奈选择。
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前夕，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以硕果仅存的元老身份帮助江泽民成功阻击了乔石，立下了七十退休的党内共识，成为薄熙来被江泽民器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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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