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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督徒不能对政治漠不关心
杨纯华
我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中国民主运动的参与者。近期我参加了王丹博士在海外发起成立的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有人知道我信耶稣以後，问我一个问题：你既然信靠上帝，为什麽还要关心政治，热心中国民主运动？人间的事情不是应该交给上帝吗？这样问的，不乏基督徒。
甚至有基督徒对我说，国家的事情、政治的事情、人间的苦难，都不是人能够真正解决的，只有主才能解决。这句话听起来很有信仰的味道。
我也相信上帝掌管历史，相信人的能力有限，更相信人的拯救最终不是来自政治制度，而是来自上帝。因而，我深刻理解美国总统就职时刻按着圣经宣誓的意涵。我慢慢发现，“上帝掌管历史”这一理念并不能成为基督徒远离现实、对人的苦难视而不见的理由。恰恰相反，如果我真的相信耶稣，如果我真的相信耶稣所说的「要彼此相爱」，那麽我就不能只关心教堂里的人，也不能只关心自己的灵魂得救，而对教堂之外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无动於衷。
我越读福音书，越觉得耶稣从来没有把人的信仰与人的现实生活截然分开。耶稣看见饥饿的人、病痛的人、被排斥的人、被权力压迫的人，也看见那些在社会边缘上没有声音的人。祂不只是对人讲一个遥远的天堂，也没有告诉那些受苦的人：「你忍耐吧，死後上天堂就好了。」祂进入人的生活，触摸麻疯病人，医治病人，与被社会鄙视的人同席，为受伤的人停下脚步。祂所传讲的爱，不是一个抽象的宗教概念，而是一种进入现实、承担他人痛苦的生命方式。
因此，我开始重新理解「爱人如己」这句话。爱一个人，不只是为他祷告；有时候也意味着要知道他为什麽痛苦，要知道什麽制度使他痛苦，要知道什麽权力使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说话，更要思考我们究竟能为他做什麽。
这也是我为什麽开始更加关心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乃至更加关心整个地球村的政治与社会。
我曾经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也曾经从事与财政、税收有关的工作，是政府的一个官员，也是一个学者。过去，我对人生、事业、成功，有过自己的一套理解。我曾经认为，一个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他的职业、他取得了多少成就以及他对社会的贡献。可是信耶稣以後，我开始慢慢问自己另外一个问题：上帝为什麽把我放在这样的时代？上帝给我的经历、知识、能力和人生阅历，到底可以用来做什麽？这个问题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
我後来离开中国，来到澳大利亚。移居以後，我做过许多不同的工作。曾经做清洁工、编辑记者、建筑工、洗衣工、花园工，也做过老年护理、按摩等工作。一个曾经做过政府官员和学术研究的人，到了另一个国家，重新从普通劳动做起，这个过程让我更加接近普通人的生活。我开始更加明白，一个社会真正的重量，不在於那些站在台上的人，而在於千千万万每天早晨起床、去上班、养家、交税、照顾老人和孩子的普通人。我也因此更加明白，政治从来不是与普通人无关的事情。
政治决定一个孩子能不能接受公平的教育；决定一个老人晚年能不能有尊严地生活；决定一个普通人辛苦工作所得到的财富有多少会被制度公平地分配；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决定一个新闻记者能不能报道真相；决定一个学者能不能自由研究；甚至决定一个人在遭遇不公时，有没有地方可以申诉。
所以，政治不仅是中国新闻联播里那些领导人的事情。政治其实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饭碗里、住房里、养老金里、孩子的教育里，也在我们能不能自由说话、能不能选择自己的政府、能不能在法律面前得到公平对待这些最普通的事情里。
如果政治会影响人的生活，那麽基督徒为什麽不能关心政治？我反而认为，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华人基督徒把「不要谈政治」变成一种宗教上的美德。
当一个老人因为贫困而没有尊严地生活，我们说：「为他祷告。」当一个孩子因为家庭贫困失去教育机会，我们说：「求主怜悯。」当一个普通人因为说了一句不同意见的话而受到惩罚，我们说：「人间的事情交给主。」祷告当然重要。我自己也祷告。
但是，如果我们一边祷告，一边拒绝了解造成这些苦难的社会原因，拒绝思考极权制度为什麽会产生不公，甚至拒绝为受苦的人发出一点声音，那麽我们的祷告会不会也变成一种逃避？
耶稣曾经讲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个被强盗打伤、倒在路旁的人，如果今天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但我们恐怕不能只跪在他旁边祷告，而不伸手把他扶起来。
基督教信仰不是叫我们离开世界，而是叫我们进入世界，却不被世界的罪恶所同化。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关注政治，不等於崇拜政治；参与公共事务，也不等於把政治当成上帝。
基督徒应当知道，任何政府都不是上帝，任何政党都不是上帝，任何领袖都不是上帝。人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因为人不是神。正因为人会犯罪、会滥用权力，所以权力尤其需要制衡、监督和约束。这其实与基督教的人性观并不矛盾。
基督教从来没有把人描写成完美的存在。相反，圣经对人的罪性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正因为人可能犯罪，所以不能把无限权力交给任何一个人，也不能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某一个「英明领袖」身上。
一个人可以做好人，但制度不能建立在「掌权的人永远是好人」这个幻想上。所以，民主制度真正重要的地方，不是它假定所有人都是圣人，而恰恰是它知道人不是圣人。既然人会犯错，就让权力彼此制衡；既然掌权者可能腐败，就让人民有监督政府的权利；既然政府可能犯错，就让媒体、司法、议会和公民社会有批评政府的空间；既然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权力伤害，就应该建立保护人的权利与尊严的制度。
从这个角度看，民主并不是基督教的替代品，但民主可以成为保护人的尊严、限制权力滥用的一种制度安排。我参与中国民主运动，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并不认为民主可以拯救人类。民主不是福音，选票也不能代替上帝。但是，一个人信仰上帝，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接受人间所有的不公；相信上帝掌管历史，也不意味着人就可以放弃自己的责任。恰恰相反，我相信上帝掌管历史，因此更加相信人的生命具有责任。
这让我想起一个我越来越看重的词：醒来。一个人真正的自由，不只是有一天突然发现：「原来我可以自由思想了。」自由的第一步，是思想的觉醒；第二步，是道德上的觉醒；第三步，则是责任的觉醒。
一个人开始醒过来的时候，最初会感到一种巨大的释放：原来我可以自己思考，原来我可以问问题，原来过去那些被告诉我的“真理”并不一定是真理，原来一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但是，如果觉醒最终只停留在“我终於自由了”，那麽这种自由仍然是不完整的。真正的问题是：醒了以後，我要做什麽？我越来越觉得，自由意味着责任。
一个人获得了更多自由，不应该只是为了自己活得更舒服，而应该开始问：我可以为别人做什麽？我可以为这个社会承担什麽？我看到不公的时候，是不是愿意说一句话？看到有人倒在路边的时候，是不是愿意停下来？当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没有声音的时候，我是不是愿意成为他们的声音之一？对我而言，这不是一个政治口号，而是信仰进入生命以後产生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回头看自己这些年的生命经历，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人的人生也许就是上帝不断把问题交给我们的过程。
过去我以为人生是不断获得：获得知识、获得职业、获得地位、获得收入、获得成功。後来我开始觉得，人生更重要的是不断给予：把自己得到的东西再交出去，把知识交出去，把经验交出去，把时间交出去，把能力交出去，把上帝给我的恩赐交出去。
如果一个人一生只问「我得到了什麽」，他的生命最终很可能只剩下一张个人资产负债表。但如果一个人开始问「我留下了什麽」「我帮助过谁」「因为我的存在，有没有一个人的生命因此得到一点祝福」，那麽人生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
这也是我今天为什麽还愿意参与公共事务，为什麽愿意关心中国普通人的生活，为什麽愿意参与中国民主运动。
我知道，一个人的力量很小。我也知道，中国社会的问题非常复杂，中国政治制度的改变更不可能靠某一个人完成。但是，基督教信仰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人的责任并不会因为力量有限而消失。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就拒绝解决眼前能够解决的问题；不能因为不能拯救整个国家，就不去帮助一个具体的人；不能因为民主的道路漫长，就认为今天不需要迈出第一步。
圣经里的五饼二鱼，本来就不是很多。重要的不是那五个饼、两条鱼有多大，而是一个人愿不愿意把自己手中的东西交出来。
我也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无力。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不能改变历史的全部走向，但我可以选择站在哪里；我不能决定中国明天是什麽样子，但我可以决定今天自己说什麽、做什麽；我不能替所有受苦的人解决问题，但我可以尽可能理解他们、帮助他们、为他们发出声音。
这就是我理解的基督徒的公共责任。
当然，我也理解那些希望基督徒远离政治的弟兄姐妹。他们担心政治会污染信仰，担心教会陷入党争，担心基督徒被政治激情吞噬，担心人把自己的政治立场误认为上帝的旨意。这些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所以，我并不是主张教会成为某一个政党的组织，也不是主张牧者把讲台变成政治讲台，更不是主张基督徒因为信仰就必须拥有某一种具体的政治选择。
我真正想说的是：基督徒可以不属於任何政党，但不能不关心人的尊严；可以不参与党派斗争，但不能对社会的不公漠不关心；可以不掌握政治权力，但不能放弃对权力的道德监督。
如果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那麽我们就应该关心人的生命、尊严、自由和权利。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所说的爱人如己，那麽我们就不能只爱教会里面的人，也应该关心教会外面的人。如果我们相信真理，那麽我们就应该愿意面对现实，而不是躲进一个封闭的宗教世界。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公义的，那麽我们就应该对人间的不义保持敏感。如果我们相信自由，那麽我们也应该承担自由所带来的责任。
我越来越相信，基督徒不是要逃离这个世界，而是要带着信仰进入这个世界。进入家庭，进入职场，进入社区，进入社会，进入公共生活。
牧者需要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基督徒也需要了解社会；不仅要读圣经，也要读这个时代；不仅要知道教会里面发生了什麽，也要知道教会外面的人正在经历什麽。
一个牧者如果只知道神学，却不知道一个失业的父亲每天晚上怎麽面对孩子，一个老人怎样计算自己的养老金，一个年轻人为什麽找不到工作，一个普通人为什麽害怕说真话，那麽他的牧养也许仍然缺少了某种真实的人间温度。
因为上帝所爱的，从来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那个正在医院里的病人，是那个深夜还在送外卖的年轻人，是那个为孩子学费发愁的母亲，是那个退休以後仍然为生活奔波的老人，是那个因为说了一句话而失去自由的人，也是那个虽然害怕，却仍然渴望自由与尊严的普通中国人。
我今天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自己能够拯救中国。中国不需要一个救世主。人类也不需要另一个救世主。对於基督徒而言，我们已经知道谁是救世主。但正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是救世主，所以我们反而可以更加谦卑地做人，更加认真地承担自己能够承担的责任。
我相信，上帝最终掌管历史。但我也相信，上帝允许我们参与历史。我相信上帝能够改变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坐在教堂里等待奇迹。
也许，上帝改变一个社会的方式，恰恰就是通过一个又一个愿意醒来的人，通过一个又一个愿意承担责任的人，通过一个又一个愿意把自己的五饼二鱼交出来的人。
所以，我愿意继续走下去。不是因为我相信自己伟大，而是因为我相信人的尊严值得守护；不是因为我认为政治可以拯救人，而是因为我不愿意看见人被权力伤害以後，自己却假装没有看见；不是因为我已经看到了终点，而是因为我相信，即使道路漫长，也应该有人迈出第一步。
信耶稣基督以後，我一直在问自己：上帝给我这些年的经历，到底是为了什麽？也许答案并不复杂。也许，就是为了让我在醒来以後，不再只问：「我能够得到什麽？」而是开始问：「主啊，我醒了以後，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什麽？」我想，这就是我今天仍然愿意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关心中国民主、关心普通人疾苦的根本原因。因为我相信——信仰使人得自由，而真正的自由，又把人带向责任。而责任的起点，往往就是看见：看见人的苦难，看见权力的边界，看见自己的责任。然後，站起来，走出去，做一点能够祝福别人的事情。这也许就是一个基督徒「醒了以後」最应该思考的问题。
最後，我想说的是，在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从心目中的典范——刘晓波博士那里得到了启发。我参与的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正是为了实现刘晓波《零八宪章》的理想。作为一位在狱中的基督徒，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为《零八宪章》的理念献出了生命。如今，还有严家其前辈，中国社会科学学者，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的顾问，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风范同样令我景仰。
杨纯华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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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