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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会庇护、王立军叛逃、香港遗址、星宇股份塌房论“洋人”对“国人”的重要性
郑烨
2012年2月6日，被顶头上司薄熙来逼得走投无路的酷吏王立军乔装打扮驱车数百公里闯进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寻求政治庇护。
2026年8月，被星宇股份压榨吃干抹净后一脚踢开的107名实习生被迫给公司下游厂商宝马、奔驰、大众等欧美车企以及欧盟、港交所发送了电子邮件，如实叙述了企业违反劳动法的用工情况，在收到下游金主发来的询问函，得知欧盟已经启动“供应链审查”，港交所已经暂停其上市流程之后，星宇股份火速祭出“背锅”人，立即拿出了优待方案并且发布了致歉信。
一个是政界高官，一个是企业员工，关键时刻都选择了去“洋衙门”击鼓鸣冤，依靠“洋人”来撑腰，看来这个自称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人民提供过安全屏障、社会保障和司法救济，工会是摆设，劳动仲裁是噱头，法院是维稳工具。
中国的“低人权优势”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2026年6月26日，欧盟发布《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法规》实施指南。
被极权政府庇护的盛气凌人的裙带资本被“恐怖的零零后”靠国际规则和舆论规律狠狠地整治了一番，学历让他们入职企业，知识让他们适应工作，认知让他们成功维权，他们没有找工会“调解”，因为他们知道“工会”早已沦为资本的傀儡，他们没有找劳动仲裁，因为他们知道政府部门早已与企业狼狈为奸，他们知道进出口型国家的那些企业的“七寸”在哪儿，这是全球化给弱势群体的生存红利和维权窄门。
在那一刻，107个学生的国际视野、知识储备、认知水平聚合发酵，进行了一次精准的“隔山打牛”，让秦晖教授所讲的中国经济的“低人权优势”第一次失去了所向披靡的攻势，在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推波助澜下，海信、大疆、宁德时代等出口企业纷纷重新修订了自己的劳动合同和用工章程，107位刚刚踏出校园几个月的实习生用群策群力、共志成城的绝地反击改变了国内劳动者任人宰割的牛马处境，他们才是真正的“感动中国”的一群人。
过去很多学者把九零后、零零后视为“迷茫的一代”“利己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他们被描述为在“政治正确”的驱动下热衷于举报老师讲课内容的“粉红一代”，殊不知举报的能力一旦进入到社会，便自动成为他们维护自身权益的利刃，如今如泥石流般掀翻了一个上市公司，可见青年一代的认知是会随着自身处境逐渐成熟的，青年一代的知识、能力、理性、认知不仅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也会推动社会的进步。
很多人说，零零后是来整顿职场的，殊不知，零零后是来掀翻社会“不公”的，他们注定是改变中国的“星星之火”，看来这群七八点钟的太阳要改天换日了。
极权政体的独裁政府的教育热衷于将每一个学生都变成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愤青”的“小粉红”，并为此而沾沾自喜，觉得培养了一群任劳任怨的牛马和言听计从的韭菜，此后便可高枕无忧了，殊不知，养蛊终会反噬，等到他们步入社会之后，为自己的生计打拼，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自然而然地化身为“愤怒”的“公牛”，来冲破红色迷雾和愚民帐幕。
按照中国“外交部”惯有的“战狼”精神，应该在此时发表“谴责欧盟长臂管辖”的严正声明，为民族品牌撑腰，名其名曰“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然而自知理亏的中国政府却选择了沉默，只因在中共心里的那杆秤看来，企业的利益大于学生的诉求，国际关系大于企业的需求，党的领导大于国际关系，只要不影响党的领导，可以漠视学生的被裁，可以忽视企业的贡献，显然这一次欧盟调查的只是一家民企而已，即便交再多的税也无非是高级韭菜而已，只要不影响到“两个维护”，便没有必要祭出类似于金庸笔下“七伤拳”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同仇敌忾”的极端爱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排外愚民旋风。
清朝中后期，那么多老百姓选择加入“洋人”办的教会，也仅仅只是寻求一个保护他们正常生活不受鱼肉百姓的地方官骚扰的“羽翼”。
清末、民国，“洋人”的存在被视为“殖民”的象征，“洋大人”成为民粹主义同仇敌忾的对象。
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在大陆生活的“洋人”屈指可数，老百姓不仅没有因为“推翻了三座大山”而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反而沦为“现代农奴制”的试验品和“乌托邦”行军路上累累的白骨。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01年“入世”之后，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外企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批外国人也开始进入中国工作和生活，成为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和增进交流的平台。
2012年习近平当政之后，国内外NGO组织被全面清除，设于国内的各类咨询公司也被冠以“间谍”的罪名被取缔。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大批外资撤出大陆，外资流入也出现腰斩。
正因为有了“洋人”，香港从一个南方沿海的小渔村变成了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在“洋人”离开之后，短短二十多年，已经成为了“金融中心遗址”。
如今没有了“洋人”的中国，民众重新成为没有保障的“牛马”和没有权利的“韭菜”。
极权政体的权贵阶层讨厌“洋人”是害怕自己的统治权被动摇，而且它们只讨厌带来价值观的国内“洋人”，并不厌恶那些羡慕“低人权优势”而前来“分一杯羹”的“洋人”，而且非常喜欢自己出国之后见到的各类“洋人”。
普通百姓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极端的民粹主义、偏执的爱国主义洗脑成为仇视“洋人”的主力军，“赵家人”则裹挟民意以“代表”自居开始有恃无恐、明目张胆地排斥“洋人”。
普通民众就跟金庸武侠小说中那些要舍生保卫大宋不被辽国、金国、蒙古国欺负的“丐帮”弟子一样，似乎一旦改朝换代，就要不到饭了，或者是跟“文革”时期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样，在那群“爱国者”眼里，宁要做“大宋”的狗，也不做“番邦”的人，否则刘晓波的那篇香港殖民史的文章也不会被群起而攻之。
如今那些在故纸堆中引经据典大谈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们也许真的不知道，如今这群“赵家人”也曾是苏联豢养的走狗，只不过后来“主人”被自己的五脏六腑“肢解”了，这只丧家之犬才怀着依依不舍的情愫开始了自己独立且安全的“狗生”，即便如此也还整天惧怕着被西方腐朽力量“和平演变”成“人”，时不时就要“全面清除精神污染”，动不动就要“重拳出击扫黑除恶”，还不时“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地壮怀激烈一番“竟无一人是男儿”，活脱脱一个断不了狼奶的“巨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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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