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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锡珪：在政治夹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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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政坛出现了一个现象，即海军系统中有一个“福建帮”，来自福建（其中又主要是福州）的将领在这个系统中占了半壁江山，长期控制着这个系统，并进而对这一时期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辛亥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将领政治立场的转变，在战场上的倒戈，都大大加速了局势发展，成为关键的临门一脚。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船政学堂这所学校分不开的。洋务派领袖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的这所学校，聘用外籍教师，采用国外技术设备，教材也是英文的。我参观过位于福州马尾的船政博物馆，展厅里陈列着学堂用过的技术设备以及英文教材，感到相当惊讶，同时又相当感慨——那可是上上个世纪的中国，一群拖着辫子的青少年学子，在那里捧着英文教材听外籍教师授课，而现在自己虽也受过高等教育，却只会一点所谓的“哑巴英语”，真是汗颜不已，同时也困惑于历史的错乱。学堂成绩优异的毕业生还会被送到西欧国家主要是英国进一步深造，然后回国进入北洋海军，许多都成为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学堂的学生主要来自福州地区，中国向来是一个讲究地缘关系的社会，海军系统中的这些福建籍将领自然就会互相提携，结成一个势力庞大的帮派。
杜锡珪也是这个“福建帮”中的重要一员。相对于刘冠雄、萨镇冰、李鼎新、陈绍宽等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显得有些声名不彰，人们对他普遍都感到有些陌生，很少听说过这样一个人物，1999年出版的《近现代福州名人》甚至都没有把他收录进去。然而，在近代的海军史以及政治史上，他却是一个无法忽略的人物，在整个北洋政府时期都是一个重要的海军将领，曾经二度出任海军总长，对于当时海军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海军人才的培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在辛亥革命和北代战争这两大重要的历史关头，都能看清历史发展的大势，适时地转入到革命阵营中来，对于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26年，他曾经短暂地代理国务总理，成立临时内阁，同时摄行大总统职权。虽然这一时期北京政府由不同的军阀轮番控制着，国务总理和大总统只是名义上的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但他毕竟曾经位居这样的“高位”。对于这样一个曾经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物，有关方面的史书应该有他的一个位置，他不应该被忽略甚至被遗忘。
杜锡珪，字慎臣，晚号石钟居士，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出生于福州朱紫坊的一个贫穷家庭，哥哥是晚清海军的一名军人，因而他也向往着加入海军。9岁时开始在一家当铺当学徒，后就学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第三期驾驶班。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后被派往英国见习海军，回国后在海军中任职，历任“汉圻”快艇驾驶、三副、二副、大副和枪炮大副，“辰字”鱼雷艇哨官，代理“建安”兵船管带、海军警卫队管带、“江贞”舰舰长等职。
光绪三十年（1904年），杜锡珪出任当时中国最大级别的战舰“海天”号的大副。该舰有一次在驶往江阴的途中，管带刘冠雄不顾他的劝阻，在暴风雨中继续猛进，结果触礁沉没。刘冠雄因为这个重大失误被革去管带的职务，他则因为劝阻有功，顺利得到晋升，开始在海军界崭露头角。宣统三年（1911年）7月，被任命为战舰“江贞”号管带。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奉袁世凯之命率“江贞”号随同当时的海军提督（相当于后来的海军总长）萨镇冰驶往汉口，与陆军一道镇压起义军。10月28日，海军配合陆军炮轰武昌，使起义军受到重挫，双方形成一个对峙局面。在战斗中，他目睹起义将士的英勇顽强和前仆后继，深深感到敬佩，同时也看到了清军的残暴，决定离弃已经日益不得人心的满清政权，投靠到革命阵营中来。于是积极联络“海筹”号舰长黄钟瑛，密谋加入起义军。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分途劝说萨镇冰率领海军起义。萨镇冰对清朝政权亦有离心倾向，但又不敢公开宣布率众起义，就以“年老不能担任此非常举动”为由予以拒绝，并下令舰队驶往九江，然后乘坐客轮潜返上海，离开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实际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海军起义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萨镇冰离开后，众人推举黄钟瑛为临时海军司令官，随即在九江通电宣布起义，组成海陆军联合部队参加援皖和援鄂的军事行动。11月19日，黄钟瑛和杜锡珪率领舰队驶抵武昌下游的青山江面，炮轰二道桥和三道桥，协同起义军进行反攻。清军开始败退，起义军光复了武汉三镇。人们通常认为，在武昌起义中，萨镇冰的“阵前倒戈”对于起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实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立场是并不鲜明的，倒是黄钟瑛和杜锡珪两人的立场十分鲜明，他们直接策划并指挥了海军起义，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他们事后都受到湖北军政府的通令嘉奖。
民国元年（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杜锡珪开始与北京政府合流。同年12月，晋升为海军上校，出任闽江要塞司令兼代理福建防军司令。民国二年（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随同海军总长刘冠雄前往镇压革命派。民国三年（1914年），出任“海容”舰长。翌年2月，被授予一等轻车都尉。在民国四年（1915年）12月发生的护国战争中，加入反袁阵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翌年，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前海军总司令李鼎新联合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参加护国军，为护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袁世凯死后，杜锡珪复归北京政府。袁世凯之后的北洋集团分裂为不同的军阀派系，它们以武力为后盾，互相争夺北京的政权。相应地，海军也分裂为不同的派系，他们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实力派军阀，必须依靠它们才能生存下来，因而就必须效忠于它们，为它们服务，成为它们争夺政权的工具。杜锡珪一直都隶属于直系军阀，与隶属于其他军阀的海军派系争权夺利，特别与隶属于皖系军阀的林建章长期处于一种紧张关系。
民国六年（1917年）7 月，时任海军总长的程璧光准备率领舰队南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同时派遣杜锡珪、林颂庄率“海容”和“海筹”两艘巡洋舰北上，将在北京日本使馆中避难的大总统黎元洪接到上海。程璧光特别拨给他们20万元，作为开拔费用。不料他们到达北京后，经不住段祺瑞的威逼利诱，留在了其阵营。杜锡珪的倒戈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被北京政府任命为第二舰队代司令，不久又正式出任司令。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北京政府参加了协约国一方，他奉命拿捕长江流域的德国、奥匈帝国的舰船、商船，立下了“战功”。护法运动的发生，既因为不同政治派系之间政治理念的冲突，也因为它们对政治权力的争夺，然而当时无论从统治基础还是从政治实力看，以皖系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都具有更大优势，因此杜锡珪没有追随程璧光加入孙中山阵营，而选择了留在段祺瑞阵营，说明他对当时的政治情势是看得很清楚的。
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时任海军总司令的杜锡珪主张参战，实际上支持直系，而第一舰队司令林建章则主张中立，实际上支持奉系。杜锡珪派副官长杨砥中到上海游说林建章属下的“海筹”“海容”“永绩”三舰舰长，均遭到拒绝。他又怂恿刚刚卸任的海军总长萨镇冰出面，才说动了三舰舰长。5月2日，萨镇冰率领“海筹”“海容”“永绩”三舰联同第二舰队的“楚观”“楚有”“楚泰”等舰参加直军作战。军舰开到了秦皇岛，对山海关进行炮轰，切断奉军的补给线路，结果奉军大败，直军控制了华北，也控制了北京政权。民国十二年（1923年），皖系军阀对直系军阀控制海军不满，就用金钱收买杜锡珪所辖舰队的将领，使之倒戈，反直助皖。
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曹锟控制下的直系政权垮台，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率部挺进北京，黄郛取代颜庆组阁，摄行大总统职权，任命杜锡珪为海军总长。11月24日，在张作霖等人的拥立下，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又任命林建章为海军总长，杜锡珪仍任海军总司令。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段祺瑞为防止吴佩孚东山再起，命令第二舰队司令许建廷率领八艘军舰到鄂东黄州对他进行拘捕。杜锡珪得悉内情后，发出一封密电报告吴佩孚。吴佩孚得到消息后，在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安排下，紧急转移到湖南岳阳，摆脱了险境。8月14日，奉军和直鲁联军攻下南口和居庸关，控制了北京。杜锡珪在奉系的压力下，连续三次提出辞职，最后一次致电吴佩孚等人，要求辞去海军总司令的职务。8月18日，吴佩孚回电予以挽留，并致电各方，主张由其正式组阁，要求各方推举内阁成员，但张作霖置之不理。10月12日，吴佩孚以恢复法统为名，就任“14省讨贼军总司令”，宣布讨伐奉系。23日，杜锡珪致电吴佩孚，称已联合各省的督军和省长宣布讨奉，并命令第二舰队随时应战。
民国十四年（1925年）12月，直系和奉系联合执政，直系重新上台，杜锡珪也东山再起，重新出任海军总长。1926年6月，在奉系的压力下，第三次成立的颜惠庆内阁倒台，杜锡珪以海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成立临时内阁，同时摄行大总统职权。然而，杜锡珪缺少自己独立的政治派系，只能夹在直系和奉系的缝隙当中，处处要受到当时最具实力的奉系的掣肘和刁难。他的墓志铭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时论以为公之志意，稍稍发抒，公方痛时事之日，非忠言之不见察。怅然欲自引退，又不欲。遂奉身夻成一己，知几识微之名，戾于丈夫以身许国者之所为，从极艰难，终冀淂一，当以收尺寸之效。”在北洋政府时期，政治派系极其复杂，彼此之间互相攻击和拆台，因而政局十分不稳定，内阁像走马灯似地更换，政治始终无法走上正轨。而像杜锡珪这样一个并不具有独立政治派系的政治人物，要在不同政治派系的夹缝中生存下来，特别是要施展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抱负，无疑是十分艰难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内心一种深深的无奈和失望。
9月18日，国务院正举行会议，讨论中秋节军政费的分配方案。军阀张宗昌指使其亲信京畿宪兵司令王琦率领军警数百人包围了国务院，要求开饷80万元。他们紧接着包围了财政总长顾维钧的住宅，纷扰了近两个昼夜，最后才由杜锡珪出面，商定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开库兑现，并当场签发支票75万元、国库券25万元，才使事件平息下来。财政部四处奔波筹来的一百多万元，就这样被军警强行索去了一大半，同时还要支付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三处协饷若干万元，使得内阁连京官度日的生活费都难以支付了。此次事件使勉强拼凑起来，才支撑三个月的临时内阁难以为继。10月，杜锡珪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不再代行大总统职权，但仍保留海军总长职务。
民国十五年（1926 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发动北伐，不久就取得了重大进展。杜锡珪感到北洋军阀大势已去，因而积极促成海军方面加入国民革命军，让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可以“自由行动”。翌年3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和上海后，他与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经过秘密商议后，正式宣告海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并誓师北伐，从而加速了北洋军阀的溃败。同年6月，张作霖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北京政府将海军部、陆军部合并为军事部，担任海军总长的杜锡珪因此去职，成为北京政府的最后一任海军总长。经过政坛的多年沉浮，他已经对参与政治失去了热情，再加上与冯玉祥的交往又受到蒋介石的猜疑，从此就基本上退出了政界。
民国十八年（1929年）10月，国民政府特派杜锡珪为考察日本及欧美各国海军专员，先后赴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进行考察。翌年10月，他结束考察回国，编纂了一部《考察欧美、日本海军报告书》，介绍了各国海军教育、组织、装备及军用航空发展等方面的情况，为海军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杜锡珪出任马尾海军学校校长，就职后很快提出一系列教改方案呈报海军部。翌年1月，被聘为国难会议委员，出席在洛阳举行的国难会议，对制定海军对日作战方针，曾提出过建议。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政府，杜锡珪拒绝与之合作，率领海军学校的全体师生乘船离开福州，抵达上海后再转乘火车抵达南京，把全校学生安排进海军鱼雷学校继续学业，然后回到上海的寓所。福建事变是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发动的一次反对蒋介石的事件，虽然打出了抗日的旗帜，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由于当时蒋介石政权的基础仍然稳固，因此在对方的军事打击和分化瓦解之下，很快就归于失败。当时杜锡珪就在事变的发生地福州，但他拒绝加入这个阵营，并及时离开福州，可见他对当时的政治情势是看得很准的。正是由于具备这种敏锐的政治眼光，使他能够在那种波谲云诡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能够全身而退，善始善终。
由于战乱和舟车劳顿，杜锡珪累倒了，一个月后就离开了人世，为培养民国海军的后备人才耗尽生命的最后力量。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海军将领，就这样走完了自己宕起伏又有惊无险的一生。
从杜锡珪的一生来看，他基本上都属于当权者下面的一个军官以及政客，在不同时期的政权中都能站稳脚根，可以在不同政治力量的夹缝中寻求生存，这是他的政治智慧，也是无可厚非的。他服务于不同的政权，这同样也是无可厚非的，当时的那些政权都是合法的政权。他不是一个革命家，我们不能以革命家的标准去衡量他，只要他没有在自己的职务上作过恶，我们都必须予以同情的理解。何况在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这两大历史发展的关头，他都能适时做出了正确的抉择，对历史进程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在北洋政府时期，他一直都属于直系军阀的阵营，与吴佩孚始终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吴佩孚当权的时候他固然也跟着飞黄腾达，吴佩孚失意的时候他也没有背叛而去。因此，他逝世后，吴佩孚联络旧友黄郛、潘复、陈光远、曹汝霖、于学忠等人，在天津为他召开了一个追悼会，并深情地作一首挽联云：“将军本号楼船，忆当年击楫相从，有杨仆威名，风雨同舟图相济；家学人称武库，自汉水沉碑而后，感征南高义，江山如画游！”
在护法战争中，他没有加入革命阵营，而是留在了北洋政府；在福建事变中，他同样也没有加入革命阵营，而是留在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这对于他个人的政治出路以及政治理念而言，也许都不失为一种正确的选择，但在中共建政并建立起一套革命叙事后，这样的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就成了历史的污点，他被淡化甚至被遗忘就变得不难理解了。
2021年5月
附记一：本文在《闽都文化》2022年第1期发表后，居住在上海的杜锡珪孙女杜聿隽女士很快就通过编辑部与我联系上了。她首先肯定了我的作品，说这是她目前所见到关于她祖父的文章中写得最全面、功夫下得最足的一篇，接着又指出文中杜锡珪就任马尾海军学校校长之处的缺陷，并向我提供了相关资料。由于我先前掌握的资料有限，也未做足够的考订工作，因而出现了差错，现在根据她提供的资料进行了订正，在此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她已经年迈，看到网上关于她祖父的介绍存在不少以讹传讹之处，心里感到不安，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还他一个真实的形象，为些反复地整理资料，反复地与我沟通。她的这种精神是令人感佩的！
2022年4月10日
附记二：2022年我要出第二本书时，也把这篇文章放了进去，但编辑经过审理后却把抽掉了，说杜锡珪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中国尤其是新时代的中国，作品一旦要被枪毙，作者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所以我当时就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感到不可思议，又怅然若失。杜锡珪可是一个老早就已故去的人物，甚至与共产党都未发生什么交集，却也成了一个敏感的政治人物，新时代的文网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除了感到无奈，更感到遗憾，遗憾自己耗费不少心血写出的一篇作品无法出版，遗憾让杜聿隽女士看到这篇经过修订的文章面世的愿望落空。我后来把这消息告诉了她，她也能理解，说现在是全面开倒车。这倒是让我在失望之后又感到了一丝欣慰——并不是所有人都真心崇拜这个人民领袖，都由衷歌颂这个新时代的。如今我摆脱了国内的文网，再次对此文进行修订后在网络上发布出来，不知能否让身处国内的杜聿隽女士看到？倘能如此，也算了却自己的一桩小小心愿吧。
2026年9月5至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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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之春
